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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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实际，试图突破西方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建立适合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大国综合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等。但总的来看，这些理论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存在许多缺陷。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

冼国明与杨锐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即学习型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即竞争策略型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积累的速度。从短期看这种投资有可能亏损，但从长期看这种学习型投资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积累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学习型投资才能向竞争策略型投资转换。杨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FDI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的补充和发展。邓宁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对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理论

欧阳蛲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在有些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概括起来叫“大国综合优势”。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形成优势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区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就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程惠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聂名华指出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必须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

程惠芳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分析，认为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微观分析，由于缺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无法了解一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

毛中根、段军山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以资本项目顺差为主，而且资本项目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国际收支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对本国经常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如果是贸易互补型的，那么投资会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对贸易收支平衡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正确，产生了较高的收益率，这对经常项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增加了本国的收入，对经常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果海外投资企业是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贷款筹资进行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贷款就属于本国的长期资本输入，对国际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本结构，从而保证资本项目收支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由于外贸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通过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跨国投资门槛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非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越的门槛高度与投资动机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基于现有FDI理论的缺陷和中国的现实，在对FDI理论进行综合的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蕴诗提出了FDI四维分析模型，并尝试运用此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分为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要素。该项决策受到来自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维，而每个方向又包含了多种因素。模型中的四维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目标、投资主体内部要素与能力、投资目标国环境因素、投资流出国环境因素。作者将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可采用矩阵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组合(作者组合出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解释更为复杂的投资行为。

邢建国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以马克思范式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得出“乐观”的判断，而以OIL范式对中国进行分析又会得出“悲观”的判断。邢建国认为，以过剩资本和垄断优势资本为核心的理论范式对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解释力，通过对两大FDI理论范式的综合提出了“有效资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进入能力以及灵活的适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资本型FDI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战略选择。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整体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论是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但随着后起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西方学者已意识到FDI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缺乏“普适性”，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中国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一个特大型国家，在某些方面还具有发达国家的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点，近年来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实际，试图突破西方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在建立适合于中国FDI理论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是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的。相对于西方非主流FDI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的解释来说，该理论的解释范围更大，解释力也更强。

虽然中国学者对FDI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来，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具有许多缺陷：第一，理论解释的范围狭小。不少理论仍未摆脱非主流FDI理论的局限，只能从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寻找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优势，来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扩张提供答案。第二，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脱离。一些理论侧重于微观分析，较少考虑其赖以运行的外部环境对海外投资所产生的影响；而另一些理论则侧重于宏观分析，较少考虑企业本身的条件和行为。第三，理论缺乏动态的特点。在众多的理论中，大多数理论都难以体现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特征，即使上述提到的那两种理论也是如此。有的理论只是罗列了一些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缺少分析过程。(作者分别为山东师范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