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金色滤镜下的回眸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七十年代》:金色滤镜下的回眸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70年代则是一个蹊跷的时代,“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夹缝”,但却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年代,他们自80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在社会上发生着影响,尽管影响深浅可以见仁见智。
北岛、李陀主编,三联书店,2009
一
回望20世纪70年代,暮色四合;80年代,花开灿烂。对于80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追怀,已有前几年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了美好的展示。而70年代则是一个蹊跷的时代,“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夹缝”,但却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年代,如北岛、陈丹青、徐冰、王安忆、李零、韩少功等,他们自80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在社会上发生着影响,尽管影响深浅可以见仁见智。70年代是这个群体在夹缝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10年,暗流涌动,预示了下一个时代的走向。《七十年代》这本书中的30篇记忆文字,便是他们对那个特殊时代的追忆和回顾。
感动是自然的,对30年前的回顾,其真诚自不必说。那回顾与怀旧有多少关系呢?编者李陀刻意撇清“怀旧”这两个字,“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而是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这是缘于编者的初衷。可我阅读这本书,厚厚的近600页,主体的文字似乎是加了柔光的泛黄老照片,用一位论者的话讲:“不是怀旧,还会是什么?”怪不得毛尖戏谑地说这是“人头马的七十年代”。
不能说大家在追忆往事时是不真诚的,但岁月的流转不知不觉地给回眸加了金黄色的滤镜,于是,苦难在咀嚼中也泛起了甜意和庄重。北岛描述他写小说《波动》的情境怎么都让我感觉是新时代的《红楼梦》诞生了,韩少功讲述“漫长的假期”偷书、抢书、换书、说书、教书、抄书等经历精彩纷呈,阿城听敌台之丰富说明在云南插队也颇有乐趣嘛!还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盛况让今天的我们也要羡慕,连监狱里都是“‘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M等等”,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只有看看热闹的份儿了。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花也开了,果也结了,那现在呢?――在外是娱乐时代的来临和汹涌的商业大潮,在内是理想主义团体的分解和流散,开花结果的时代真的也已过去了,仅剩下个体的坚守或退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境只能在大家的追忆中重现了,自然,加有金黄色的滤镜。
二
鲁迅曾回顾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太阳底下无新事,“酝酿于七十年代”的这代人也经历着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过程,有的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有的成了隐士,而有的成了文化明星或娱乐明星。如作家阿城这些年来的创作愈见其少,其小说已销声匿迹,到连《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这样的随笔写作也看不到了,只是偶尔涉足电影编剧(或许是为了生计),似乎已进入“相忘于江湖”的半隐居状态。而当许多过来人、年轻人还在为《回答》等诗歌激荡心胸的时候,北岛已在公开的媒体访谈中明言悔其少作了,他不介意与中国读者距离的拉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双眼已不自觉地避开自家庭院外的事物了。北岛自己也说,70年代知识分子“分化背后有两个潜在因素,一是视野,二是良心”。就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未能逃离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圈子。
很多人纷纷向外走,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了,但“视野”似乎却变小了,尚不及当年身处穷荒心忧天下的开阔。或许这源于“心思”的转变,面对理想主义的衰微和消费主义的侵蚀,独善其身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否定“旧我”似乎是踏入新时代的必然之举。“旧我”貌似轻易地可以抛弃,而新的精神栖息地却未必能寻觅得到。昔时穷荒之地的蓬勃心灵源于理想主义的勃发,而随着时日的推移,曾于70年代酝酿精神之花的那个群落却似乎被罩上了尘垢。有的人甘蒙其尘,或许已深切领悟了庄子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思想,淡出喧嚣复喧嚣的俗世。“寻章摘句老雕虫”取代思想启蒙,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选择,自然“雕虫”也是需要的,但大家不约而同地群聚于此就有些颇耐思量了。启蒙启蒙,多么理想化的话语,却又隐含着风险。寻章摘句,在塔中游弋,自己的小周天如此舒适安逸,又规避了风险,或许是一个暗含叹息的选择吧。
消费社会的另一个怪象是,竟有一些知识分子被各媒体的娱乐版时刻关注着,有时还登上花红柳绿的头条,招摇于众目的猎奇之下。这说明“积极入世”成为文化明星(进一步为娱乐明星)是少数知识精英的兴趣,他们频频出现于主流话语市场上,发表着自己领域之内或之外的各种声音,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这其中的言论如果仅仅代表自己还会少些民众的误解,但若时常或明或暗地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就未免突破知识分子良知的底线了,而近些年媒体的报道也显示了事实的不容乐观,大言欺世、拿了好处去说专家“正面意见”等,大众经历了多次“狼来了”式的胡话,想来对“只‘公众’不‘知识分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在经济收益上,商业榜单也频繁出现他们的身影,或许给了大众一个印象,清贫的知识分子形象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其实,他们仅仅是商业化浪潮的组成部分(已不适宜称其为知识分子了)。
当年那一代人分化如斯,理想主义的筵席终究没有不消散的。
三
《七十年代》中,本来应善于省察自身的知识分子在追忆似水的年华时,似乎也未能免俗沉湎于其中。在消费时代,诸多物什均成为商品,甚至连回忆也可被消费。回忆是美好的,但是中也可能包含着自怜自艾的温柔陷阱。书中的许多作者经历了当年的磨难,但在追忆那段年华时,却似乎为之裹上了金色的糖衣,以婉约留恋的眼光徘徊其上。其实沉湎并非读者最不能忍受的,但如果同时或明或暗地抛弃自己青涩时期微茫的理想主义,就有些让今天的我们退避三舍了。
历史记忆是重要的,摒弃对历史的戏说和胡说,“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但也不要坚决地说与怀旧无关,过于撇清的姿态反而有些僵硬。历史记忆或怀旧都可以,重要的是多声部的存在。而《七十年代》的主体还是知识贵族们的诉苦,是一种高蹈的姿态,似乎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脱节了,说其为精英们的前传可能更合适些。事实上,精英们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但他们大多不满足于讲述,而是潜意识地试图总结那个时代。可惜他们是当事人,总结自己的历史很难做到超然物外的客观,尽管想努力这样做。正如中国的二十四史并无当朝人总结,总是历史沉淀了之后方可拿起笔来。其实,能平心静气地多记录历史细节就是为以后的书写做的最好的事,感性的故事可能远胜于貌似高姿态的提纲挈领。稍嫌可惜,视角的单一,使《七十年代》呈现的历史记忆未免有些狭窄和平面化。
可贵的是,在一片加了柔光的往事追忆中,还是有异样的声音存在。作家阎连科在70年代不是知青,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在《我的那年代》中执著地追问:“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如果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就需要另外一本书了。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