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火车为何总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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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干线规定，一旦误点，全额退票，且支付旅客退票费；瑞典从去年开始规定，火车误点，乘客将获得与机票相等的代金券赔偿；德国铁路误点，赔偿乘客票价的20%；整个欧盟国家也决定2010年全部实行火车误点赔偿。

再看中国，不但不是全额退票，还收取旅客的退票费，赔偿没有。

高，真的是高

五月三日在我从杭州买火车票。我说要当天的软卧房间，售票员说只有1039次。我就买了。后来一看，是慢车，近50个小时。想退票又怕麻烦，于是作罢。

火车20点55分开车，当我20点10分到杭州站时，被告知火车晚点可能到22点以后。我只好打开电脑看电视剧，看了两集电脑没电了，我询问到电源插口，插上接着看。一集没看完，火车来了。这已是22点多了。

我等车时，矗立在车门旁的服务员一脸呆滞，像是失恋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我上车进不了软卧，又回来叫服务员开门。在卧室刚坐下，服务员满脸笑容钻进来问“要不要咖啡”？我反问“你只会卖咖啡”？她撇撇嘴，又摆开那副失恋嘴脸扬长而去。我至今也没弄清卖咖啡的和车门前那个服务员是不是一个人，一个笑，一个不笑。

卧室四个床位只有一个同室，我窃喜，写东西清静。等我把电脑插头茶几下的插座时，心就凉了，没电。我找服务员，都说不能充电，她们自己的手机都没法。后来我在餐车发现她们说谎了。

在餐车顶头一张桌上，络绎不绝的服务员都在那里充电，我羞涩地把自己的手提电脑送过去，问那张餐桌旁一个长得像厨师模样的人：“我能不能给我电脑充电？”他说不能！我说我是软卧车厢的旅客。他扬手指了指前方，让我找一个穿黄色工作夹克的人。

我走过去，见黄色夹克戴着“车辆乘务员”袖标，正和一个戴“列车长”袖标的人玩电脑（我后来见，列车工作人员用这台电脑打扑克玩游戏）。我问我能不能给我的电脑充电，我要工作。黄夹克说不能，这是管理规定。

我说，充电应该是软卧的打包服务之一，其他车次有这个服务，你们却把它规定没了。那卧室里装插座干什么？

他们说，我们就这样规定的。我问，你们为什么要跟别人规定不同呢？他们说：“都充电岂不是乱了？”

以此逻辑，用火车招来这么多人简直就是自寻烦恼，因为会很乱啊。软、硬座、站立已区别定价收费，却没有“规定”其他车次有的服务，看来卧室里装的电源插座只是装饰，让旅客躺着时好参观它，它提供的服务就是养眼。

像我这样靠电脑工作，因此买软卧来降低时间成本的人一定不多；本来预期的充电服务被“规定”掉了，两天多的时间要无所事事地熬过去，乘车成本陡然升高了。那些必须与人保持手机联系的乘客，由于不能充电又需要支付多少与人断掉联系的成本呢？这里面又有多少各种生产和交易的机会丧失呢？

迎头看见餐车里挂着的由成都铁路局团委授予的“青年文明号”牌匾，一下有了欲哭无泪之感。

美好时光

这列从宁波开出的1039次车，由于刚开到杭州就晚点一个多小时，后来就只能一路让车。由贵州进入重庆境内时，我向服务员打听才知晚点3个多小时。这就意味着不是原来的五月五日22点到站，而是五月六日凌晨两点了。

我的同室，是浙江丽水的农村青年，他在杭州打工的姐姐给他买了这张软卧票，要赶到四川攀枝花打工。姐弟俩原来计划好，五月五日22点到成都之后，弟弟不出车站就买攀枝花的票或直接转车去攀枝花了。但凌晨两点到站，计划全落空，有新的成本等待支付：要么蜷缩车站一夜，要么半夜寻找旅店买单过夜。这列火车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类似人群多大成本？再加上服务更使成本提高了。

就像我到成都，凌晨到也很麻烦。因为已经不会有公交车了，而此时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愿意选择不熟悉当地的外地旅客或路程较远的人。你如果深夜到站，说要去的地点只有三四站地，出租车司机对你一定嗤之以鼻。那么，像我这类的乘客又有多少？

中国的火车天天制造了多少不确定性？制造了多少难以统计的成本？多少社会成员的多少社会福利被无端浪费和损失？

不确定性的代价，也叫交易费用。一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讲过，一国可以为交易费用降低或升高而大贫或大富。非洲贫弱多年，旁人难以援手，就在于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明天那里又有什么新的规定；俄罗斯经济现在依然要靠着石油和军火，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使许多需要稳定预期的生产和交易进行困难。前不久，湖南一个教授撰文描述了俄罗斯的不确定性，他们在俄罗斯访问，坐缆车玩，缆车突然停在空中，只好等人解救；乘机晚点，到达时竟无人安放下机的舷梯。

在对垄断缺少约束的世界，晚点的好处要比正点来得大。比如晚点，乘客就可以多消费些他们炮制的高价饭菜（一个简单荤菜要价近20元），他们的小车可以满车游走更长时间，向乘客推销更多咖啡饮料和零食。

要让中国火车选择减少不确定性，恐怕不是给他们悬挂那些不着边际的牌匾，而是要让他们承担选择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