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宝宝”父亲郭利:一个人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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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维权就是为了女儿，被捕之后的上诉更多是为了自己，但终究还是为了证明清白后可以重新回到女儿的身边。”――郭利
最后的判决终于来临。
郭利在庭外等了很久。他的女儿是当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受害者，而他自己因为维权却被认定敲诈勒索而入狱。
4月7日下午3点30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郭利敲诈勒索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改判郭利无罪。从他被捕入狱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
一个父亲的反击
“原审裁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郭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财物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终审判决书最后这8个字了7年前的有罪判决，让郭利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2008年，多名食用三鹿集团所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这些奶粉被检测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经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披露，除了三鹿，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和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检测出了同拥奈侍猓声称“奶源100%来自国外”的雅士利旗下“施恩”牌奶粉也赫然在列。
郭利的女儿小涵曾食用过该品牌奶粉，郭利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显示，女儿食用的施恩奶粉三聚氰胺量超标132倍。
郭利联系施恩公司，竟被告知自己购买的那些问题奶粉“不在国家披露的有毒批次内”，因此拒绝赔偿。一向喜欢“较真”的郭利不断对媒体反映情况，并利用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对施恩公司展开了调查。
当时，施恩公司在宣传中声称，其奶粉是由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授权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制造。但经过核实之后，郭利却发现，上述美国公司实际上是在美注册的空壳公司，没有任何生产设施。
施恩公司于是不得不主动找到郭利，争取“息事宁人”。最终，施恩公司一次性赔偿郭利40万元，郭利则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其他赔偿要求。
6月15日，施恩公司就其“假洋品牌”身份问题正式向公众道歉。据卫生部通报，截止到2008年12月，三聚氰胺事件波及的儿童共有29.6万人，重症患者得到的赔偿仅有3万元，而一般性治疗更是只有2000元。面对少得可怜的赔偿金，绝大多数家长只好选择了接受。
“围捕”郭利
在和解达成之后不久，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节目《一个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头》，在节目的最后，郭利表示将继续索赔。这个节目在和解协议达成之前便已开始制作，但不明就里的雅士利集团还是感到有些错愕。
2009年6月29日，郭利接到了雅士利集团的电话，让郭利再次提出条件和索赔要求，公司会“尽量满足”。他一开始表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的必要，但在对方貌似慷慨的再三提议下，他决定珍惜这次机会。综合考虑了女儿健康的长期影响和自己的误工等各项损失之后，郭利提出了300万的赔偿数额。
在谈判的第二天，也就是2009年6月30日，雅士利集团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
从案卷材料看，在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仍然与郭利接触，并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
2009年7月22日，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也正是在那里，守候多时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一起，将郭利抓捕。
郭利和他的辩护律师认为，雅士利集团精心设计了圈套引诱郭利，造成他主动索赔并且“得寸进尺”的假象。
在《新京报》“我们视频”近日公布的视频中，一批关键的录音材料被披露出来。在其中一段录音里，雅士利公司成员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郭利，并连续五次让郭利提出条件和要求。而在另一段雅士利公司内部的录音中，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其他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并祝他们“凯旋而归”。
正是在那次谈判中，郭利提出了300万元的赔偿金额。
而促使雅士利集团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则是一名神秘女子张某的鼓动与配合。在录音中，她打电话给雅士利集团，声称郭利在已经得到施恩集团的40万元赔偿之后，准备继续利用媒体和公众来“把事情弄得更大”，并进一步要挟，以得到更多的赔偿金。
最后，她建议雅士利集团控告郭利“勒索”。在录音中，她自称是郭利前妻的朋友。为了让张某从郭利前妻口中套出对郭利不利的话，雅士利集团甚至主动给张某提供了录音笔等工具。
监狱里的朗读者
如今，郭利依然会不时想起在潮安看守所和揭阳监狱里度过的那些日子。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狭小的单人牢房，24小时亮着的灯光，成为他刚入狱时的全部记忆。
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记忆和表达能力都在逐渐丧失。他开始练习朗读，那些中文图书、英语新闻和德语读物都成为他摆脱压抑的工具。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乐趣，而朗读更像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谈。
后来，他成为了监狱里的广播主持人，朗读每天的监狱动向。原来监狱里也是一个小社会，那些犯人们凭借着各自的技能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服刑期间，他接到了妻子送来的离婚协议书，也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
2014年7月22日，郭利结束了狱中生活。
新生活
出狱以后，郭利经过了长时间的查证与追踪，终于找到了具有关键作用的录音和书面材料，证明当时确实是雅士利集团主动联系郭利，让郭利提出赔偿要求，并在报案以后仍然引导郭利撰写书面申请，继续进行所谓的高额勒索。
这让已经尘封数年的案子再次出现了改判的曙光。
在他被捕一周之前，前妻给雅士利集团写了一纸声明，声称坚决反对郭利的做法。更让郭利备受打击的是，前妻最后写道：“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这样的声明也使得郭利在这次精心策划的“围捕”中孤立无援，让雅士利集团的控告显得更加言之凿凿。
在后来终于等到改判结果之后，面对媒体的采访，郭利坦承，“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如今，将近50岁的郭利觉得，过去10年的经历很坎坷，有些事情已经无法重新开始。郭利现在患有周围性神经系统损伤，记忆力低下，有时也会感到晕眩，经常迷路。他已经无法工作，只能依靠低保补助和亲友的接济维持生活。
他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有些脱节了，但另一方面，他也庆幸自己已经习惯了简单的生活，无论再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郭利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没有入狱，他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让他更加无法释怀的是，父母为他不断担心忧虑了八年，他这个父亲也在女儿的童年生活中几乎消失了八年。
自从他入狱后，女儿便一直与姥姥一起生活。上一次他见女儿的时候，还是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到现在已经10个月没有见面了”。但让郭利感到欣慰的是，女儿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很优秀。
“一开始维权就是为了女儿，被捕之后的上诉更多是为了自己，但终究还是为了证明清白后可以重新回到女儿的身边。”接下来他将继续维权，并准备“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