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赤松德赞―赤德松赞时期的佛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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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赤松德赞时，先是经历了大臣玛祥仲巴杰的禁佛运动，赤松德赞掌权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黄金阶段，大批印汉僧人受邀进入吐蕃，从事译经、传播佛法的工作，此时最重要的是吐蕃有了本地出家僧人。据《贤者喜宴》记载，在“初试七人”出家后，王妃、王子及贵族子弟出家人数达到了300余人，当然，此时的出家人以贵族为主；此外还造就了一大批译师，据称达千人之众，成为吐蕃一个新兴阶层。

【关键词】赤松德赞 高僧 译师

一、赤松德赞-赤德松赞时期的高僧和译师

在此阶段有大量的高僧及译师出现，笔者以《贤者喜宴》中提到的高僧及译师为基础，结合《王统记》、《王臣记》、《青史》、《汉藏史集》、《新红史》等史籍进行补充。受学识所限，笔者难以将各个高僧及译师分别清楚，可能会有某些人重复计算（尤其是某些称呼较多、差别较大的人），更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立传，因此，笔者将笔墨集中在一些有较高声望、资料较丰富的高僧及译师身上。

据记载，在此阶段出现的高僧及译师包括：巴・桑希、巴・色朗（又称巴・赛囊，即益喜旺波）、寂护（又称静命、菩提萨陲）、莲花生（白玛桑坝哇，又称白玛迥乃）、梅果、阿年达、拔拉斯（拔墀斯）、娘若恭、达纳希拉、孜纳米扎、嘎哇贝孜、久若禄益坚赞、尚班第益希德、巴果贝若咱那、那囊萨拉那、丹玛孜芒、莲花戒（嘎玛拉希拉）、无垢友（毗玛拉米扎）、努・桑杰益希、努班南喀宁布、益希咱那古玛热、仁钦秋、霞日浦、查坚森、路楚、莱甸切、贝贝、益喜宁波、阐卡莱贡、拉隆禄恭、果恭维恭、琼波孜孜、玛果莱、帕桑、和尚玛哈热咱、和尚德哇、和尚摩诃衍、哈热纳波、和尚马哈苏扎、毕洁赞巴、显底卡拔、毗修达森、却吉囊哇、班底纳喀、卓仁钦岱、囊巴米多巴、释迦约、达玛格底、热久旺波央、贝吉多吉、尊巴贝吉央、娘丁增桑波、尊巴贝吉央、聂格日、图钦、杰玛波样斯容、巴扬僧格臃肿、芝耶绛秋旬努、拉衮杜桑波、佳多吉宁波、索多吉宁波、宜多吉杰岑、热青多吉宁波、贝热甫丘、恩兰杰秋央、索波贝・吉旬努、贝多吉甸、仲贝吉宁波、珠囊乃甸、兴米果恰、促纳贝吉益希、乃久多吉杰岑、霍尔释迦绛秋、菊纳岱谢、桂・多吉旺久、久穆降秋、苏扬达、班德朗嘎、娘・夏弥、尼雅切玛拉、埃仁波切、森梅巴久玛玛、葛深禅师、净禅师、伯禅师、提悟禅师、唐桑禅师、寒瑟禅师、圣珠、伽罗衍巴玛、普琼、克禅师、臧禅师、殷禅师、阿禅师、连禅师、航禅师、甘禅师、农禅师、刚莫禅师、底达莫达热、候久禅师、吉禅师、季禅师、普渡禅师、泽禅师、颜禅师、罕禅师、希禅师、郝禅师、洛禅师、马禅师、阿木松秋、益西贝、阿^黎希瓦秋坚、益秀宁波、松巴益西杰波、孜果坚、阿热那陀钦、绛秋巴格杰、绛秋僧格洛垂、绛秋森巴埃宗、绛秋森巴岱莫、贝央、纳卡宁波、尼婆罗之弘嘎惹、涅、萨苏、努布、达纳锡拉、辛达迦巴、突厥人森却钦波、冲木人赞巴锡拉、朵儿波人其玛如孜、扎那色好、尼泊尔人呼迦罗等。

对于赤松德赞时出现的“七试人”，各书也有出入。如《新红史》记载：最早拔墀斯，以下是巴塞囊、贝若咱纳、恩兰・杰瓦丘央、玛阿咱热仁钦丘、莱松杰瓦绛秋、昆禄旺波。《拔协》作“六试人”，没有昆禄旺波。《汉藏史集》中则为巴・色朗（意希旺布松）、达哇赤心儿（仁钦松）、巴廓・毗卢遮那（南巴朗泽松）、昆・鲁意旺布松（鲁意旺布松）、藏・勒珠（拉意旺布松）、恩兰・嘉哇却央（德哇谢巴松）、玛・阿扎雅仁钦却（仁钦旺布松）。《莲花生传》“预试七人”：拔米塞囊（即拔塞囊）、贝央、杰（哇）秋安、拉票炊唷⒙耆省⒗松杰、贝若咱那。《布顿佛教史》：恰墀斯、拔塞囊、拔墀谢、桑希达、巴果贝若咱纳、恩兰杰秋、昆禄旺布松哇、玛仁钦秋及臧莱楚。《王统记》记载“初试七子”为：巴・桑喜之子热多那、秦・阿鲁之子释迦扎巴、巴阁・热拉之子毗卢遮那、恩兰・杰瓦乔央、玛・阿咱那・仁钦乔、昆・鲁旺布松巴、藏乃珠。

此时还出现了以嘎哇・贝孜、觉若・鲁伊坚赞和向・拉囊・耶协德三大译师为代表的译师阶层。据称，此时有“九大译师”，即“三老译师”贝若咱那、甸玛兹芒、克什米尔阿年达；“三中译师”：尼雅咱纳估玛热、昆陆旺布、玛仁钦丘；“三青译师”：嘎哇贝兹、久若陆益杰岑、祥益希德。而据《汉藏史集》记载，此时甚至有上千名译师：“堪布让他们（初试七人）跟从嘎哇贝孜松等一百零八名译师学习，接着又让他们向属庐・鲁意坚赞、尚・班第益希德等一千零八名译师学习，这样使经律论藏得以弘传。”虽然一千零八名译师有夸大之嫌，但也说明这时候确实有一批人专门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这批人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二、赤松德赞-赤德松赞时期佛教传播特点

赤松德赞至赤德松赞期间，佛教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王权的推动，依靠国家力量促进佛教信仰的传播。其具体方式包括颁发兴佛诏书，举行盟誓，对佛苯之争和顿渐之争的仲裁，以及其他途径。

王权的推动尤其表现为直接用行政命令要求信奉佛教，这么做既是为了推行符合其思想统治需要的佛教，也是为了打击信封苯教的吐蕃贵族。赤松赞普曾两次兴佛诏书，赤德松赞也曾举行盟誓兴佛。“继而赞普（赤松德赞）又运用善巧方便，使所有属民，皆承诺弘扬佛教。”在佛苯之争中，亦牵扯到吐蕃王朝内的变革。赤德祖赞去世后，赤松德赞年幼，信封苯教的大臣玛祥仲巴杰掌握朝政，“制定不准推行佛教之小法律，将尊者佛像埋于地下，最后又将其送至芒域”。赤松德赞后在一些大臣的辅佐下，铲除了玛祥仲巴杰，将达扎路恭流放至边地，他主持了佛苯之争，禁止辩论失败的苯教继续传播，“其时（赞普）不准拔氏父系等人奉行佛教”。

在禁止苯教传播的同时，赤松德赞还采取措施弘扬佛法，一方面，广泛地设置轨范师、善知识等，夸大佛教的影响。“赞普考虑：为使全体属民皈依佛教及必须奉行佛法，遂决定在中心卫地及边地均委派轨范师。并令所有尚论之子孙及王妃每人均持书夹学习佛法。”另一方面，采用各种手段促进佛教在贵族中的传播。在贵族中的传播佛教，既可以加强对贵族的思想控制，又可以借贵族的广泛影响力，进一步传播佛教思想。如，“拔拉斯担任其友娘若恭的善知识，并为之传授佛法，并授五种近事戒。而娘若恭又做了其父系兄弟的善知识，于是所有娘氏成员均皈依于善业。”其具体手段不仅有设置善知识，赤松德赞甚至将信奉佛教的王妃赐予大臣，如大臣陆桂对推行佛法充耳不闻，后来他得到了“拔氏妃中信仰最诚的拔萨莱尊为妻……（陆桂）抛弃了苯教而信仰佛教……出家为僧”。

赤松德赞采用各种措施推行佛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桑耶寺竣工开光之后，当举行殊胜大供奉之时，长妃墀洁莫赞及苏赞莫杰等等一百人出家，拔热甸任彼等之亲教师。总之，其时有三百人出家。”

其次，僧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提高，并涉足政治，成为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最早的起源。其实早在松赞干布时，就给予僧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他在制定告身制度时就规定“寺院之阿^黎、持咒者及高低级权臣等，赐以大文字告身。对于保护（王臣）身体的苯教徒……均授以小银文字告身”。但在此时期，佛教僧人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赞普降旨云：益希旺波具有神通，彼系我王臣属民之善知识，故其（所说）则同于佛之所言，遂赐其会议室一处并委任其为世尊（佛教）之宗师。继之，又颁布了佛教方面的命令，并赐予益希旺波以大金字告身，故其地位则在大尚论之上”。除了益希旺波以外，还有位居大尚论之上的僧相――钵阐布，第一位钵阐布是娘・丁增桑波，赤德松赞因其拥立有功，同时也为了限制大尚论等贵族的权力，在大尚论之上设置了钵阐布一职。

再次，养僧制度开始确立。赤松德赞时，开始出现了藏族僧人，当时规定由政府承担僧人的费用。据《新红史》记载，后改为“三户养僧制”，即在一百户属民中，每三户供养僧人一人。但这一百户属民从何而来，是否局限于某一地区等并没有明确解释。《贤者喜宴》中说：“在益希旺波的请求下，赤松德赞赐予每个寺院200户属民，每个僧人三户属民。”赤松德赞时创立的“三户养僧制”后面逐渐演化为赤祖德赞时的“七户养僧制”，赐予寺院属民和土地也为寺院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集团做了准备。

最后，贵族出家。在吐蕃最早出现的本地僧人中，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又有出身高贵的男女一百四十二人，同时受剃度出家。”“关于‘预试七人’以后的出家僧人，在《知识总汇》中有记载，‘预试七人’后，尚论中的聪敏者及属民中的思想敏捷者，共三百余人出家。拉萨版《布顿佛教史》说，三百人均系大臣之子。”“僧人的出现，使吐蕃社会增加了一个特殊阶层，而且这些僧人几乎全部出身于贵族。”不仅是贵族，王室也有出家者，赤德松赞的长子藏玛就是因喜爱佛法而选择出家，是藏族史籍中，第一位出家的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