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的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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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曾说：“笔墨当随时代”。

伟大的艺术家、现代抽象派绘画先驱康定斯基在论艺术时也强调：“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润育着我们感情的母亲。每个时代的文明必须产生出它特有的艺术，而且是无法重复的”。是的，每个时代的艺术都必须有其深深的时代烙印，无论是在作品的观念意识、题材内容，还是在作品的图式语言等方面都应该介入时代前沿、并有着鲜明的当代性特征。艺术的当代性是艺术的价值核心，离开了这一点，艺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艺术当代性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创造力，它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是艺术不断自我变革与自我拯救的一种文化本能。可以说，具有当代性价值的绘画艺术，超越一切现实与历史上的先验意识，特立独行，彰显出独特的精神容量与审美价值取向，具有原创力、学术性、探索精神，而不是恪守祖宗遗训，遵从既定的审美模式以及笔墨评价体系；在作品内容上，具有当代性特征的绘画艺术，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当代人的思想以及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它能赋予艺术更宽阔的表现空间。并能积极地引导人们多视觉、多维度地去体察世界，关注人生，让人们在品读、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灵魂得以升华，智慧得以开启，想象得以放飞。总之，具有当代性特征的绘画艺术不仅展现了画家独到的经验和思想个性，也充分展示了人类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也是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本源。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开放、民主、包容己达成社会的共识；鼓励创造发明、文化价值多元化取向已是时代的呼声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宽松的外部环境，使画家的创作更为自由，思想更为活跃，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独特新颖、高品质的绘画艺术作品。而当代中国花鸟画在这样的背景下，却显得有些不合拍。与其他画种相比，许多当代花鸟画作品传递出来的信息、审美诉求仍显陈旧、保守；不少作品的题材、意境以及绘画图式与传统花鸟画相比没有太大差异；作品中的精神性、原造性贫乏，人们很难在其作品中看到这个时代所应有的风采以及画家个体的人格魅力与创造精神；还有一部分作品本末倒置，把制作的工与细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可以说，当代中国花鸟画丧失了艺术最根本的特征――当代性。

当代中国花鸟画当代性的缺失，创造力的消减，导致了当代花鸟画在许多大型展览中的缺席。显然，要提升中国花鸟画在当下的话语权，对中国花鸟画当代性的研究与探索，己成为当代中国花鸟画家的重要课题。

画家创作观念的当代性，是探索中国花鸟画当代性的前提。

当代中国己从农耕社会步入数码时代，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需求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看待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睿智、更加立体，也更加开放。他们不但关注中国现实，同时也关注全球问题；显然，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样的群体，中国传统花鸟画作品所追求的思想情趣、审美意识、绘画图式已经难以让其产生共鸣。比如，文人画中消极避世思想的枯木竹石，以及被泛滥使用的象征清高坚毅品格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类似题材己让许多人麻木不仁，早已产生审美疲劳。全球资源的共享、学科的相互交叉，使人们的眼界更为开阔，思想更为放达，他们己不满足传统规范中的克制、理性、内敛与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而更加崇尚直接、奔放、人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向往更为自由的精神空间，渴望看到更具前瞻性、学术性，更有想象力、更异样的绘画艺术作品，而不是古人或前人式样的翻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化载体的当代中国花鸟画理应反映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审美需求，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生价值观。因而，当代中国花鸟画家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时代，更新绘画观念，把当代精神融入当代花鸟画创作之中。而不应该死抱着“传统”不放，只在笔墨上做文章。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生命体，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注入新的能量，才能保持其生命的活力。尽管传统中国花鸟画有过辉煌的历史，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大家，但那已经成为“过去时”，要保持中国花鸟画永恒的艺术魅力，就必须赋予其崭新的精神内涵，融入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对传统的理解也不应过于狭隘。中国花鸟画传统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不只局限于宫廷绘画与传统文人画，更不局限于其外在的形式与笔墨技巧。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的民族，远在古代，我们的民族就有四大发明。可以说，创造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特质，而中国花鸟画的当代性的也正是建立在创造价值之上。历代中国花鸟画家正是秉承民族文化中的创造精神，才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为我们留下许多精品力作。无疑，创造精神也正是当代花鸟画家需要发扬光大的传统。除此之外，我国原始艺术的天真与拙朴，青铜艺术的沉重与神秘，先秦的理性与楚汉的浪漫以及盛唐文化的雄强壮伟，宋元山水的诗意，还有民间艺术的原创与想象等优秀品质，都是当代中国花鸟画创作丰厚的养料。犹其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具有很大的超越性，对当代中国花鸟画创作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另外，不同民族之间的艺术交流也是当代中国花鸟画家更新绘画观念的一个重要途径。要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能以非凡的包容与会通精神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儒教、佛教、道教三者得以长期并存，而且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非凡的文化融合力。因此，中国当代花鸟画家应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大胆吸收异域文化，以及西方绘画艺术的一些创作理念，因为，艺术是没有国籍的，它是人类所共同的精神财富。当代花鸟画家只有在创作理念与观看方式上的彻底改变，才可能带来中国花鸟画根本的改变，从而推进中国花鸟画的当代性进程。

对传统绘画图式语言的突破与创新，无疑是探索中国花鸟画当代性的重要途径。

图式作为一种视觉形式，包含了构图、笔墨、线条、色彩等要素，以及作品中所体现的对称、均衡、运动、节奏、对比协调等特性。图式不但是作品的外在形式，更体现了画家的思维观念，精神情感。无论何类风格的画家都要借助某种绘画图式语言才能使作品得以完成，进而使作者的观念得以实现。绘画图式语言是作者情感与观念的载体，绘画图式语言的新与旧，直接影响到绘画作品面貌的新与旧，绘画图式语言的变化与革新，便会带来绘画风格的彻底改变，甚至带来绘画观念上的突破。由此可见，绘画图式语言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传统中国花鸟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经几代画家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一套极其完善、自成体系的绘画图式语言。这种风格既构成了传统中国花鸟画显著的特点，但同时，又由于千百年来的沿用，人们对传统图式已经变得麻木与迟钝。艺术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图式的反复刺激会让人的大脑产生惰性，进而产生审美疲劳，只有陌生、异样的图式才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并引导人们情感的参与，从而实现与作品的互动。可以说，以视觉为主导的当代文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视觉感受和经验方式，一切静止、平面、单一的观察方法以及常规、陈旧、过时的花鸟画图式语言，在当代已经显得非常单薄与无力。因此，在我们强调绘画观念当代性的同时，也必须思考中国花鸟画图式语言的当代性。

心理学家维戈斯在《艺术心理学》中曾谈到：“天才的画家和忠实的临摹者之间的区别，全在于艺术的这些无限小的要素。这些要素就是艺术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亦即形式的要素。艺术开始于“这一点点”开始的地方。这就等于说，艺术开始于形式开始的地方。”可见作为绘画语言中形式要素在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今天，图式己成为人们获取画面信息的首要方式，那么，如何表现快节奏生活下当代人的视觉感受，并构造出当代人在不断变换的空间中所形成的新的图式概念？是当代中国花鸟创作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当代中国花鸟画家应以敏锐的触角，敢于对既有的中国花鸟画图式语言标新立异，打破传统花鸟画中常规的构图法则，打破现实生活特定的时空关系，大胆探索，勇于实验，寻找贴近这个时代、符合自我内心体验的独特、新颖的图式语言，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现大自然、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无需瞻前顾后，亦步亦趋，唯恐对“传统”有所冒犯。翻开中外美术史，凡有所成就的画家，都是敢于挑战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尽管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曾遭遇过非难与指责。例如林风眠先生的画曾被指责为“是在胡搞形式主义”，指责傅抱石“把传统丢尽了”。山人和石涛也曾被他们同时代的人说得一无是处；法国印象派，在世界美术史上被公认为是“扭转了西方美术的方向，开启了美术的新纪元”，可在当时也曾受到古典学院派的强烈攻击。可以说，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正如花鸟画大师齐白石所说“似人者死”，黄宾虹也常说：“画者欲自成一家，非超越古人理法之外不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画派，对传统的观察方法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从而提供了画家在平面上表现四度空间的可能。正是他勇敢地颠覆了西方传统绘画图式，创造发明了全新的绘画图式语言，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美术史上的地位。当代花鸟画家只有超越以往经验，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在色彩的运用上，当代花鸟画家也可大胆突破千百年来传统花鸟画所遵循的“随类赋彩”、“以墨为主、以色为辅”等清规戒律，更多地立足于自我，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作品意境的需要，让色彩服从于表现。在绘画语言中，色彩是最具表现性的。尤其是对情绪的表达，色彩更为直接，也更具视觉张力。因此，充分挖掘色彩语言魅力，不但能增强当代花鸟画的艺术表现性，更能贴近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在造型上，既可坚持“意向造型”观，也可大胆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的一些造型语言，如，超现实主义写实风格、纯抽象风格等，还可吸收我国民间艺术中夸张、变形、浪漫、主观的造型理念，

并结合画家自我的感受，形成具有个性特征、新颖独特的造型语言。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早就说过：优秀的艺术家总是“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个性和精神独特的印记”，而不是一味地重复古人，模仿自然。艺术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式样反复的视觉刺激，会让人的大脑产生惰性，继而产生审美疲劳，只有陌生、异样的图式才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并引导人们情感的参与，从而实现与作品的互动关系。中国花鸟画当代性的实质就是创造性。因此，我们探索中国花鸟画的当代性，就必须彻底告别传统的、流行的绘画图式，创造适合当代人审美需求与表现空间意识的、有着强烈个性特征的崭新的绘画图式语言。

新材料、新技术的探索与实践，有助于推动中国花鸟画的当代进程。

应该说，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推动着人类走到了今天。那么，对于中国花鸟画来说，绘画材料的更新、绘画技术的探索也将带来当代中国花鸟画风貌的改变，从而也将推动中国花鸟画当代性进程。

材料有着无限的丰富性。材料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便会带来思维方式、创作理念的彻底转变。原始人的绘画只能是洞穴壁画，有纸和布的发明，才会有架上绘画；中国宣纸的发明，才使前辈画家总结出适合宣纸的水墨写意的技术规范，如：线条要“锥画沙”、“屋漏痕”，墨色需“苍润华滋”等等；当代著名画家刘国松为表达太空特有的意境，独创性地发明了“国松”宣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宣纸的发明，才使刘国松改变了他从前的画法，进而实验出一种刘国松特有的、不同寻常的绘画技术。在他作品中异样、陌生的肌理效果带给人们无限遐想，极大地增强了其太空山水画的艺术感染力，由此也提升了他作品的当代品格。可见，在当代绘画创作中，对不同特质绘画材料的挖掘也是探索绘画当代性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绘画材料的改变，便会带来一系列技术以及观念上的突破。因此，当代中国花鸟画家，除了更新绘画观念，探索新图式语言以外，也应积极探索实验不同绘画材质的可能性，突破中国传统花鸟画材料的局限。

另外，追求中国花鸟画技术语言的精湛与独特也有利于促进传统花鸟画向当代的转型。

我们知道，绘画艺术属于视觉艺术，它既不同于哲学的思辨，也不同于文学的描述。它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去引起观者的注意，唤起观者情感的参与。不管画家的观念有多么当代，思想有多么深邃，如果其技术语言贫乏，所塑造的形象就没有艺术感染力，其艺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说，精湛而独特的绘画技术，是优秀绘画艺术作品所必备的品质，东西方绘画的发展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一位大师在绘画史上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独创性的绘画技术手段，扩大了绘画艺术的表现领域。如，在我国近代绘画史上影响极大的吴昌硕对自己的作品评价道“草书作葡萄，笔动走蛟流”，书法、篆刻上深厚的技术功力，使他的绘画艺术前无古人，在中国花鸟画史上独树一帜；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波提切利，他之所以被称为本世纪以来美术史学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以其绘画的题材、内容而引起史学家们的兴趣，要知道历史上以宗教为题材内容的画家不计其数，而画家技术上的炉火纯青才是他博得史学家们青睐的根本原因。毋庸质疑，对中国花鸟画技术的探索、实验和创新，不但可以提升中国花鸟画的品质，同时又能促进传统花鸟画向当代转型。因为，在绘画艺术多元化的今天，绘画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它还具有引起观念联想、情感体念和审美通感的功能。材料、技术与绘画形式一样，具有独立审美的价值。

探索中国花鸟画的当代性，是需要勇气与冒风险精神的。但我深信，只要当代中国花鸟画家坚守信念，怀揣着对当代中国花鸟画强烈的使命感，敢于挑战中国花鸟画传统范式、敢于突破他人，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中国花鸟画当代性品格的建构一定会实现。

作者简介：

黄静，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花鸟画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绘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