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给孔子的几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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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奈离鲁。司马迁的《史记》对孔子的政治才能曾大为赞赏。如记载孔子任中都宰时,“一年,四方皆则之。”又记载孔子参预国政三个月,稳定了物价,贩卖羊、猪的商人再不敢漫天要价了,而且还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和谐社会的场景。此外还有我们熟知的齐鲁夹谷之会上孔子的出色发挥:面对妄自尊大、恃强凌弱的齐国君臣,孔子大义凛然地与之针锋相对,有勇有谋,临危不惧,维护了鲁国的利益。孔子简直成了一个完人。虽然这跟太史公司马迁的生花之笔大有关系,但孔子具有一定的治政才能是应该肯定的。孔子牛刀小试的实践,说明他若能继续在鲁国从政,必能使鲁国有与其它各国一争雌雄的资本,这也应是孔子所希望的。谁知孔子却于关键时刻不得已而悄然离鲁,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周游列国的生涯。孔子离鲁,其原因虽有异说,但《孔子世家》和《论语》都记载了“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赠送女子乐队,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举行朝礼,孔子于是离开鲁国)。《孔子世家》还记载了孔子的临别感叹:“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听信妇人之言,贤人将无法容身,接近宠幸妇人,可以招致国家的败亡)。据此可以得知孔子不得已离开心爱的政治舞台,“女乐”、“彼妇”当是原因之一。

2.不得仕卫。孔子离开鲁国后所到的第一站,是鲁国的兄弟之邦卫国。因为卫国不仅有孔子好友蘧伯玉,还有高足子路的当权姻兄颜雠由。卫灵公对孔子也颇怀好感,孔子一进卫都濮阳,他就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孔子本人又有了在异乡他国出仕的愿望。但他为什么最终不得在卫国一显身手呢?原来,卫灵公妻子南子是个淫行昭著的女子,卫国人民将其比作求子的母猪。她甚至要求灵公从宋国招来她的奸夫公子朝。不但如此,南子还犯有假传君命妄立太子的僭礼行为。孔子对南子避犹不及,是可以想见的。但南子千方百计表现自己,为显示她的高贵,她“使人谓孔子曰:‘……欲与寡君(灵公)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南子),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孔子之可悲,是他虽不齿南子为人,但照自己为尊者讳理论,也不能违逆南子的心愿,而他又绝不会甘心做南子手中的木偶。更伤心的是他还要受到子路等学生的误解。这些矛盾,逼得他只好放弃仕卫的努力而一走了之。

3.妻子不贤。孔子之妻并非一个贤妻良母。这一点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从下面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结论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汉书》及先秦子书中列出了许多前贤的妻名,但孔子之妻的姓名却几乎始终没有记载,只字不提。这可理解为班固等因孔子之妻不贤,出于“为尊者讳”而故意不书。此其一。

据蒋伯潜先生《诸子通考》考证,孔子之子伯鱼卒时仅四十岁。如此早逝,跟其自幼精神不愉快大有关联。从《论语》所载的陈亢对伯鱼之问中可知:作为圣人之子的伯鱼,连孔门最基本的《诗》《礼》等都是孔子拨动后才勉强去读的。如此颓唐,设想是因为伯鱼有位不贤的母亲,恐怕并不是异想天开。此其二。

《礼记》记孔子指责伯鱼周年哭祭亡母,斥之是太过分了,由此足见孔子与夫人之间是有矛盾。陈皓注此云“伯鱼之母出而死”,揭开了这个谜。依照当时的礼法,离婚的女人死了,子女不能参加丧礼。既然伯鱼之母是被“出”,也就是和孔子办了离婚手续,必有令孔子难忍之理由。此其三。

孔子是伟人,但更是个悲剧人物。反映他思想最可靠的《论语》,没有一处记他曾颂扬妇女。这跟女性对他的频频打击,或许是分不开的。他在如此逆境中偶尔发出“女子难养”的牢骚,似乎也完全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