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音现象与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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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语音与语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民俗文化是我们进一步了解独特民俗的一个重要窗口。具体表现在人们利用字音的相同、相似构成谐音以喻吉祥，或避凶就吉，或避贫就富。这使许多本来没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事物蒙上了文化的奇光异彩。
［关键词］谐音；民俗文化；语音崇拜；语音避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0-0070-02
语音是语言符号的声音表示形式，它与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类用有限的音节来表现无限的事物，同音词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是不可避免的。声音相同的词所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更不可能使这两种声音形式所代表的事物具有相同的属性。可是相信语言具有超人力量的人们却认为它们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如“六”在浙江西部与“乐”同音，且有“六六大顺”之说，被视为吉数；而在上海话却与“落”谐音，被视为凶数。在许多地方，“四”与“事”谐音，喻“事事如意”，是吉数；但在上海话、福州话中“四”谐“死”音，是凶数。谐音的凶吉象征，既有民族文化差异，又有同一文化圈内的亚文化差异，即不同地域、方言、群体文化，也就是民俗文化的差异。
民俗，即民间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长久形成的习俗惯例、礼仪、信仰、风尚的总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模式。民俗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人文意识形态、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民间传承模式，口头语言是它最主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①有些民俗现象直接表现为语言或言语形态。语言与民俗在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中，长期相互影响、涵化，产生了民俗语言文化形态。
民俗语言文化是一种广泛切入社会生活的形态，其各种事像都源于实际生活，广泛分布于各种层面的共同体中，为人们所熟知或喜闻乐见，是现实生活难以超脱、不可缺少的组成方面。它既规范、制约生活，亦丰富着生活，以苦恼和乐趣参预生活。②民俗语言文化是语言与民俗双向涵化运动的产物，是人类语言文化的非主流形态，但却是主流形态的原生态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一
利用字音的相同或相似，构成谐音双关以喻吉祥，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习俗中的有趣现象。从古到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人们，对此都颇为青睐，很是热衷。
社会的和平安定、繁荣富强，家庭的和谐幸福、子孙繁昌，仕途的畅达顺利、尊荣显扬，人生的长命百岁、喜乐安康，都是人们所期望的。在语言习尚上，首先表现为对褒美词语以及反映一些人们认为具有某些优美品性的事物的词语的崇尚上，如平、安、康、宁、富、贵、福、禄、吉、祥、喜、庆等。这种对吉祥词语的崇尚，当然主要取决于这些词语语义的褒美性和这些事物的美好品性，但是通过对这些词语长久的崇尚，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反映这些词语的语音组织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在封建时代，广大的民众绝大多数目不识丁，所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乃是作用于人们听觉系统的语音。在这里，人们已摆脱了字形的束缚，音义的结合最为密切。因此，在民俗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利用语言的谐音而设计制作的道具、器物。
作为上一年的终结和下一年的起始，过年是汉民族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为了报答神灵祖先的保佑庇护，为了祈求新一年的幸福安康，为了娱神邀福、驱邪伏胜，为了装点美化、烘托气氛，在我国广大地区，自宋代以来过年就有贴年画的习俗。这些年画从时代上讲，前后跨千余年；从地域上看，从塞北到江南，从滨海到秦陇；其内容丰富、题材多样、风格各异，但在创作技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利用语音上的谐音关系，赋予许多物体以特殊的文化意义。如清代山西襄汾制作的灯画《马上封侯》，③其构图是一猴子骑于马背，奔驰向前，后有一蜜蜂尾随而来，外有松石山景点缀其间，乃借“马”上“蜂”（封）“猴”（侯）之谐音，巧成一幅出口吉利的有趣灯画，寄予了主人希冀仕途顺利、封侯加爵的美好愿望。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庆要事，谁不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充满喜庆的气氛呢？谁不想在这特殊的时刻许下几个美好的愿望呢？所以，在整个婚礼过程中，利用语言的谐音功能而设计的道具、器物更是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更由于这种谐音，形成了不少独特的风俗。
在台湾传统婚俗中，订婚时也充满谐音现象。订婚行聘时，男方所备聘礼，除金戒指、金耳环、羊猪、礼烛、礼香、礼炮、礼饼、红绸、金花等外，还须备一只连招花花盆和石榴花花盆或石榴花，谐取连生贵子、多子多福之意；挂手指（将戒指套在女方手指上）时，戒指需金、铜两个，“金”以喻共坚贞之意，“铜”以谐“同”，取意夫妻同心同体。
二
由于有了对长寿的崇拜，也就有了对夭折的避忌；由于有了对富贵的崇拜，也就有了对贫贱的避忌；由于有了对美善的崇拜，也就有了对丑恶的避忌；由于有了对高雅的崇拜，也就有了对鄙俗的避忌。如凶、险、恶、衰、贫、穷、输、亡、祸、死等等。遇到这些字眼，人们总是设法回避。本来生老病死是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但由于有了对生的崇拜，也就有了对死的避忌。
避凶就吉是语音避忌的一个基本类型，它也是语讳发生的原始成因之一。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生离死别，凶多吉少，人们不仅讳言“死”，即便是“离”，在交通极为落后的古代社会，也往往使人柔肠寸断，黯然神伤。为了人生长相聚少分离，人们也就讳言“离”。由于“梨”与“离”谐音，梨这种富含水分的消暑佳品在民俗中也就失了宠，它不但不能像柑橘那样倍受青睐，而且还要遭人白眼：送人水果，断不可送梨，“梨”（离）意味着“别”、“断”，分别、断交势所当避；夫妻不可以分吃同一只梨，“分梨”音谐“分离”，为不吉之兆。实不能避，则别称之，以避不祥。宋代朱熹有诗云：“啖余更检桐君录，快果知非浪得名。”清代黄景仁也有“结友须快友，食果须快果”的诗句，这里的“快果”就是梨。
避贫就富是语音避忌的又一个基本类型。旧时中国人逢年过节见面打招呼，总爱拱手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为了能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财运，春节期间各地民众都要祭财神。如旧北京，正月初二要在财神庙祭财神，初三要送穷鬼，初五要接财神。这期间，大街小巷有买财神画像的，但买卖财神要说“请”、“送”，卖者高喊“送财神爷来了！”买主则赶紧到门口回话：“好、好，我们请一张。”如不想买，也不能说“不要”，而要说“已经有了”。如果卖主把财神“卖”了，岂非自己受穷？买方如果要“买”财神，先已破费，岂不有辱财神？买方如果回话“不要”财神，岂不得罪财神？所以，这些词语都在忌讳之列。
其实，语音与语义本来并没有什么自然的内在联系，作为声音的一种，语音的先天属性是物理性质的，但是一旦同人类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它就有了约定俗成的语义，从而具有了社会属性。在这种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语音单位和语义单位之间，就往往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反映在社会风俗习惯上，就激起了人们内心世界的无限遐想，或喜或悲，或乐或忧，从而使得语音具有了民俗属性。上文所讨论的语言与崇尚习俗、语音与避忌习俗之间的关系，就是语音的民俗属性的具体反映。当然，语音的崇尚与避忌，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成正比，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民俗习尚却仍然顽强保留，乃至有所发展。
通过对语音谐音现象的了解，通过对方言语音变化的全面调查，某些民俗一般现象就能得到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透过某些特殊的民俗表象探究深层的文化内涵。
[注释]
①后藤兴善等著：《民俗学入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②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百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