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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要坚持“做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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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贴近主旋律的电影,开局并不是很好,但最终却斩获近12亿票房,是如何做到的?

筹备三年 佩服缉毒警察

您最早知道这个案子是在什么时候?

林超贤:应该在我接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当然之前在新闻里听说过,但是没有很详细的去知道这个案情是怎么样。接触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跟前线的公安局、在西双版纳最前线的那些在边界扫毒的缉毒警察们做过很多交流。其实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非常刺激,听他们说的时候就非常有电影的感觉。因为他们守边界这么长时间,毒贩怎么进来、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等等,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对他们很敬佩。我上一个枪战的动作片是几年前的《逆战》,当时我觉得拍完《逆战》之后如果再拍这种题材的话,必须要碰到一个非常有感觉的题材才可以拍,要不然出来的作品可能跟之前的没什么大的分别。

这个电影其实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但不完全是纪实的,是怎样找到现在这样的视角的切入点呢?

林超贤:在几年前开始跟前线的缉毒警碰面,还有跟当时总指挥的刘部长,刘副部长,谈了很多,而且之前于老板他们也做了很多资料的文字收集。刚看完所有的素材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案件,而且他们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大概一年吧,八个月左右,怎么去把现在的糯康抓回来。但是要在一、两个小时的电影里呈现这么多的素材基本上是没可能的,而且我也要考虑什么东西呈现在电影上是好看的、什么是可以有它的空间、可以让我去设计。比如说动作上、抓捕使用的计划。所以最花时间的就是把所有的素材,可能用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去变成一个像电影里面的动作环境,而且这次的电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如果能把它的节奏弄得很紧密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题材。比如说我们拍这么多香港的警匪片,都没有一个题材能做到这种节奏。就是因为它有个真实的案件在里面,尤其还有这么多曾经他们经历过的事情,怎么用一个最密集的方法去把它们连在一起,其实这个是最难的。

在接这个电影之前您是否听说过湄公河案件或者对它有什么了解吗?

林超贤:当然做了很多资料,差不多有三年,真的去到西双版纳,跟当时办这个案件的、跨境的几个警察聊,然后看了他们平常去边防扫毒的一些过程,还有就是跟刘副部长交流。他是湄公河案件的总指挥,他人非常好,很专业。当时其实说了很多不能说的秘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吸引的。因为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机会可以有这种题材。

这三年筹备期,因为太长了,主要是筹备哪些方面呢?

林超贤:我们去考察了很多地方,本来我们有一部分的戏在柬埔寨拍的,但是一方面我们觉得从拍摄来说应该会有更大的难题,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去了差不多三次柬埔寨,已经跟当地的制作组谈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其中也有很多别的因素,我觉得会可能有延误、有困难。所以我们一方面又在马来西亚、泰国,当然缅甸、老挝我们全都去了,然后这几个地方都找制作组在帮我们去想。最后我敲定就放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光这些时间就已经很长了。因为我们的电影里有很复杂的动作,不是每个地方都能配合。比如说预告里有一个在商场里面的飙车,那个设计我必须要。飙车大家都看过很多,你在街上飙没有什么好看,要拍就要在没看过的地方飙。但是,比如说柬埔寨,我们去看过,它现在在发展中嘛,它的商场其实拍出来不好看。它可能可以找到合适的,但是出来的效果可能观众不会觉得很壮观,那就没意思了,所以场地是很难找的。因为要把人家整个商场停下来,比如说今天拍地下,商场的地下部分就要停下来,明天做二楼,二楼要停下来。最后实际拍摄差不多拍了八天,再加上前期筹备,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个礼拜是要在里面搭景。

除了探索磨剧本,其它还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林超贤:训练啊,演员他们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在泰国找了一个皇族的保镖,他是现役的保镖,教了演员们一些近距离的个人枪械的技巧、两个人组合的技巧、一队人的组合技巧,让他们有一些老将的概念。

环境恶劣 危险随时都在

拍摄的时候受伤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林超贤:当时他们在沟里拍一个车,我在上面,中间我就下去指导泰国演员,那个车就翻了,我要下去拉上来,突然就感觉到很疼,发现蜈蚣在爬。很多工作人员都在下面,他们有一些都是穿拖鞋的。我穿球鞋,所以我很“幸运”。不过那个蜈蚣有毒,会把你的神经肌肉麻醉。蜈蚣的毒液是用来抓它想吃的东西的,它先把“食物”的神经麻醉,那些动物就跑不了了。而且毒液扩散很快,马上就已经到我的大腿了。如果咬高一点的话肯定很快就晕了,把心脏麻痹。所以幸好被咬在脚下面。泰国那边经常会有这种有毒的昆虫,当时演员们还以为在医院会有一些什么血清、解药,就赶紧去了医院,去了以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医生只是给你吃两口破伤风的药,然后打了一针。那一针是消炎的,其实没用。打完之后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帮你,让我走,我就再回到现场,结果疼了三天。那种疼不是你弄伤的那种疼,是好象有人拿刀从里面切你的肌肉,破坏你肌肉的组织。

持续了多长时间?

林超贤:三天,第三天才放松下来。

像这种危险在咱们拍这个片子的时候遇到的次数多吗?有多危险?

林超贤:还好吧,一般都是那种从水里面爬上来吸血的,它的口水会一点点麻痹你的皮肤,让你不知道它存在,然后它就咬着你吸血,它在地上是很小的,但它吸完血就变很大。而且数量很多,一般在水的附近。很多工作人员被咬了都不知道,然后坐车回到饭店,突然有人见到地上一摊血,这么多血,然后大家就知道有人被咬了,赶紧自己检查一下。还有就是你如果发现它不能把它打死,因为你刺激它,它就会把它的胃里面的东西吐出来,就可能含有细菌。所以你发现它,还不能刺激它,只能让它咬吧,因为它咬完之后就会自己走。所以大家就上网查一些怎么可以对付这种东西的资料,然后把自己全都包起来,但是热得要死。

环境还是很热很恶劣的,您当时刚知道要拍这个戏的时候有没有实地先考察一下?

林超贤:有,比如说我们先挑一些环境,觉得这个方向大概对的,然后下次剧组来的时候大家再进去看。其实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人被这么大的蚂蚁咬了。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河里面,在水里有两三棵不大的树,我们其中一段戏要把一个东西挂在水里的树上,我们就把工作人员放到那颗树的旁边,结果整条船很快就爬满蚂蚁。好像是“火蚁”,很厉害的,被咬到的地方好像被火烧的感觉。我们被咬得不行,只能快点离开。

除了环境的恶劣,其实那边也不是很安全,那个地带是很乱的地方,您去考察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威胁危险之类的吗?

林超贤:我们最早去考察的时候都很小心,因为我们大概只有七八个人吧,就想多看一些真实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去了那边应该是金三角的一个靠近老挝的小村子,有一个毒贩的船,他的家人住在里面。村子里也全都是毒贩的家人、孩子,那些房子特别漂亮,每一家都是两三层,都有两三台汽车。带我们去但是不让拍照,只带我们走了一圈,就去了树林。其实有很多缉毒的地方,我们以前拍电影都有拍到,但是到底电影里的跟真实的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这次去实地考察就是想去看看真实的是什么样,希望可以带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创作过程复杂 剧本改了几十稿

按照您的描述片方差不多三年前来找到您的?

林超贤:有了,因为老实说中间有跟公安部去谈过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还是以一个政府的立场去看你的本子,然后他们又经过很多领导,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这样不能讲什么的。大家搞了很久,中间还搞了好几个版本的稿子送进去。

大概几个稿呢?

林超贤:我们最后差不多有十几、二十稿。翻来翻去,当然我要有一些我的坚持,我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如果这些都不拍,那这个电影就不要拍了。因为这一次于老板真的投很多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卖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没有那个点,投这么多钱肯定亏的。

这三年里光磨剧本就磨了差不多有两年吧。

林超贤:因为中间我又去拍别的电影。我搞了《湄公河》的剧本,他们一直来来回回改,我就不管它了,其实有想过最后搞不成就不拍。你们自己搞吧,你们自己讨论好了,我说我必须要,这些是必须要的,你们讨论之后觉得能过就拍,不能过就不拍。中间有想过拉倒的时候,不拍就不拍啊。

这个电影实拍了150个工作日,这么长的时间主要都花在哪里呢?

林超贤:都是因为很复杂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有几场戏都是拍直升机的,我们要跑到马来西亚的一个高原,叫金马伦,那个地方差不多有3000多海拔。那些地方平常的天气变化很大,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去,可能有半个小时你看到的是蓝天白云,但是几分钟之后突然就起雾了,或突然下雨,因为马来西亚下雨的时间很多,而且它每一次下雨都是打很厉害的雷。所以我们拍金马伦,就要不停地上很多次山,而且它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中部吧,但是我们组的基地是在,比如说在东部,我们每一次要去那个地方都要开三四个小时,还要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上去拍。我们每一天都要争取到最早的时间,因为早上是最有机会可以看到好天气的。我们安排得很紧密,可能今天拍了一部分就下来,又要跑回去东部继续拍。每一次天气预报,知道大概下个星期是怎么样,然后大家又去,基本上每一次去都是要赌一赌运气,而且我们一去就差不多有一百多两百人。还有一个山洞的戏也是这样,我们找了一个大概有十几层楼这么高的山洞,我们每一次都要走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走楼梯,走20层的楼梯,穿过一些洞钻下去,另外一条路就是水路,而且很矮,要爬进去,最后才能进去大山洞里拍。我觉得这次拍戏就像去行军一样,一百多人,抗着这么多东西,走路走半天,结果才拍一天。所以这次都是因为场景产生这些复杂的问题。

您曾经自己先去金三角考察探索过,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林超贤:因为当时就靠了前线的警察,他们去扫毒都是用情报来做的,其实他们有情报员、有线人。然后就安排那个地方的人接待我们。那个人就开车带我们去看一些毒贩的小圈子和一些缉毒的地方,应该都是偷看,不能拍照。因为那些小圈子里住得都是像糯康那样的毒贩的老婆、家人。里面的所有人都很有钱,每一个人都有几台车、几层的楼房。其实那些都是很穷的区域,只有这个村是有钱的,我们就去看一下真实的环境。

您在香港可能拍了很多年,跟警察或者是黑社会打交道,但是这种经历还是有的?

林超贤:对,那种真的对我来说是个大事件。没有遇到危险,如果真的遇到危险,我们可能考虑不拍了。其实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有考虑,因为我们打算在老挝、缅甸拍一部分,然后又想会不会有一些糯康的余党,知道中国人来拍这个电影,教训一下你们。

拍摄尺度没有什么大的回避

那监制黄建新导演有没有提过什么意见,因为他可能比较熟悉大陆内地?

林超贤:这块一定要他来协调,因为有一两次,比如说我刚才说到跟公安部开会,在剧本的讨论上,他们都很偏激,说这种不行,说了很多,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尴尬,心里想等你们说完我都不用拍了。出来以后,我就跟黄导演说,根据他们的方向去拍,那这部电影基本上不用拍了。黄导演说没事,他们现在都在一个层面上,他们都会这样。他(黄建新)很有经验。他又说,他们说的你听完就算了,不用太在意,其实另外一个层面的人出来讲的那些话,又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要太在意。黄导演说,他当年拍《黑炮事件》,当时批评他的点好像有几百个。他们才批评你二、三十个点,跟他那些相比真的太简单了。其实现在不用听他的,老实说办不了就不拍嘛。所以还是觉得用你商业电影的判断,你觉得什么是需要的就继续做。其实是黄导演教我怎么去面对。

其实这还是准备剧本的那个阶段?

林超贤:对。再后面基本上他们也没有参与,因为我所有的戏都在外地拍的,一出去就不管了。

那在最后拍的时候尺度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可能情报工作有些细节需要回避一下。

林超贤: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大的回避,张涵予和彭于晏的角色,基本上都做了一些事情出来,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样都能过,其实是可以的。

对于董玮的动作戏设计您是怎么看的?觉得他有什么动作设计的风格?或者说工作方式。

林超贤:他是一个非常讲究安全的人,因为他觉得拍电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尤其是拍这种动作、真实的场景,而且我们要的风格是打得比较自然的那种。虽然我们有排练,但是拍到长镜头,我们可能就会放很多机器,从这个点打到楼上,中间会有很多爆破,有时候你要表现反应,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反应;可能有时候是误爆,因为你爆一个点的时候它可能会振动到下一个点的电线,因为排练就不会爆,排练就是咚咚咚,但是到真实的时候可能很快,所以演员的反应不能停,因为下一个点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他们都知道有什么错误了,就只能继续演下去。所以他们打的时候就是要有真实的反应。比如说大概可能知道有几个人要冲出来中枪,但是我们在里面再放一些没有排练的时候出现的人,那些是武行,希望可以抓到一些比较真实的演员的眼神、动态,想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在里面。

在香港其实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片子很多,比如《魔警》,很多时候会流于主旋律,有点歌功颂德,那在拍摄这个片子时您是怎么考虑这一点的?

林超贤: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考虑的。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尤其是文化上可能不懂。一方面是要考虑大家为什么对这个案件特别有兴趣,第二个是这次是一个境外的抓捕,所以它呈现的感觉可能要跟之前的警匪片有不一样的味道出来。因为在处理这起案件时要去到外地,进入这么多不同的环境才能把人抓出来,而且环境都很复杂,再加上毒贩知道有好几个国家的人要抓他,他们已经躲到易守难攻的丛林里,藏得很深很深,基本上是很难攻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背景,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警匪片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般我们的案件都是发生在城市里的事情。你刚才问到主旋律的问题,我当时也跟有关部门说,我不能拍主旋律,找我来拍主旋律的话我觉得你找错人了。因为我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你要我来拍主旋律我可能拍出来却不是你们想要的。

铁打的演员 彭于晏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张涵予老师的角色是有原型的,您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用了哪些原型的特质,又重新赋予了这个人物哪些东西?

林超贤:其实他身上是集合了好几个跟我聊过天的前线的警察的一些特点。他是一个小分队的队长,在我个人来说,放到张涵予老师身上的就是一种队长的机灵、有正气、让每一个队员对他有信心。因为当时我碰到几个前线的警察,其中有一个当然没有老师这么好的身材,一个大胖子,但是我看到他的队员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不是上司跟下属的简单关系,而是队员对那个队长的信任我觉得很特别,他们之间有友情。前线的警察经常在边防扫毒,他们有时候就会住在丛林里面,他们就得自己煮饭。那个队长很会煮饭,经常煮饭给他的队员吃。你看到那个队长,虽然他是一个大胖子,很粗矿,但原来他的内心也有他很温柔的一面,我觉得蛮有趣的。

当时为什么想到构建这些?

林超贤:其实是跟整个主题有关系。那十几个遇难的船员,他们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即使知道有危险,那边经常发生抢劫、勒索、绑票、收保护费,还是都在湄公河那条线上讨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要维护的东西而去面对很多风险。所以这一批警察,当时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去办这件案子时也有脆弱。出了境外,基本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那个案子一天办不了,都不可能回家。每一个人有家庭的,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的内心也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概念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破这个案,为了13个船民,也是为了给遇难者的家人一个交代。

彭于晏说被虐的不行。到底有多虐?

林超贤:其实被虐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每天都有三十七八度,他们要把所有的装备衣服都穿上去,而且他们穿的防弹衣都是根据真的防弹衣制作的。因为他跑起来的时候观众能看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穿的衣服有多重?

林超贤:枪,子弹都填满,还有他身上插满了子弹夹,大概有40磅左右。所以最辛苦的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挂在身上,而且你一挂上去,你就不只三十七八度了,就四十几度了。

您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叫铁打的彭于晏,打铁的林超贤,你俩的关系还挺复杂的,这么长久,三部戏一直都在一起拍,为什么总是他呢?

林超贤:我们就是好像队友一样。打乒乓球啦,打羽毛就啦,都是碰到一个很好的伙伴,出来的效果才很好看。所以导演跟演员其实也是一样的。

每次都特别默契吗?

林超贤:当然大家要讨论,每一次拍之前我们都要讨论,剧本上的也好,现场的一些动作也好,都需要。但是那些讨论都是为了能呈现出好的结果,这种就需要只走一条线,不要你说东我说西,那种不行。合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强大,而是为了怎么能让这件事再好一点。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是导演,他是演员,每一个人心中想的东西不一样,目的都不一样。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太复杂的、内在的、自己的问题。碰到有人跟你说,你说东他说西,其实那是他有另外的想法在里面,但不是为了这个电影。所以如果大家有摩擦的话,那就说明大家的心不在同一个电影上。

那您为什么觉得能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彭于晏呢?

林超贤:基本上没有看过这款的彭于晏吧。他拍的警匪片应该只有《寒战》吧,在《寒战》里他基本上就演一个“彭于晏”,一个很酷很帅,台词都不多的最基本的帅哥。但是像《湄公河》里这种比较man的,比较有重量的一个警察,彭于晏应该是没有演过。

拍电影要坚持“做对的事”

那有没有您还记得的,比如之前公安部的同志,他们有意见可能觉得不太应该呈现的但是因为咱们坚持下来,就您还印象比较深的或者说您可以说的?

林超贤:比如说他们用了很多无人机,一些小型无人车。那些都是他们特定的装备,不是我们平常玩的那种,只是用作一种观察,当然观测是最基本的,因为观察它还有其它的作用,反正不是一般在民间买得到的无人机。我说如果能呈现出这些那一定好看了,因为他们当时真的用一些器材去破坏对方的一些东西,这些是不能放弃的。

在电影里呈现的就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器材?

林超贤:他们在审片的时候有很多担心,最后都不管了。他们都不是拍电影的嘛,只是从文字来看,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看片了,都很兴奋,没有想象过出来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很多香港的导演他们都来内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会改变很多东西,对您来说这些年改变的是什么,没有变的是什么?

林超贤:我觉得你看到《湄公河行动》还是会看到林超贤,这绝对是一个林超贤的代表作,绝对没有改变。

在电影方面您一直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林超贤:就是要做对的事,当然“对”的意思是我所有的感觉,我对电影的感觉、我对电影的追求、电影的主题,都是要跟我有关系的。如果说找我来拍一个主旋律的那就是跟我没关系的。所以我不变的就是不妥协,我跟公安部有好几次都有这样的对立,不妥协。我们要做这部电影就是要这样做,你找我,那就是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