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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区域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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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角度,对2001—201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已经可以对旅游产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在西部地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依旧对旅游业的发展发挥主要作用。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差异,体现了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域发展方式上的区别。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已经实现了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而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仍旧严重依赖要素的外向型投入。

关键词:旅游产业;金融支持;区域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7-0086-06

近年来,中国的旅游产业异军突起,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力图对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提出一些新见解。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一)金融支持研究现状及理论模型的简述

金融支持是指金融机构运用货币交易手段融通有价物品,向金融活动参与者和顾客提供的共同受益、获得满足的活动。金融支持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支持首先指的是商业性金融支持,而商业性金融支持是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且能利用负债进行信用创造并向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

2. 金融支持指的是金融制度支持。麦金农(1973)提出金融制度理论[1],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代表的金融中介理论,Gurley和shaw(1960)提出交易成本说[2],Stiglitz(1981)提出道德风险的问题[3],Allen提出了参与成本说[4]。

3. 金融支持包括金融结构支持,金融结构理论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创立。后来,金融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对促进经济增长最有利的金融结构,然而对哪一种金融结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存在激烈争论。

4. 金融支持包括金融总量支持。金融总量支持是指运用总量指标分析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其中,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积累(资本形成)对一国财富增长的意义;凯恩斯投资乘数建立了投资乘数模型;刘易斯的分析模式主要说明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有效提高;罗斯托的分析模式将资本积累的提高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要素是经济增长的瓶颈要素。在国内研究方面,方先明,孙爱军,曹源芳(2010)关于中国省域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分析方法[5],李志辉,张晓明(2007)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开发性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思路等都是值得借鉴的[6]。

5. 金融支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也称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财政投融资支持等。

(二)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国家(地区)简述

就国外发展较好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国家(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英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依靠于政策的推动。第二,美国的旅游产业从一开始就凸显出很高的经济效益,其原因主要是资金支持更多来自于企业捐助。第三,法国发展旅游产业主要围绕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产业展开,金融支持主要依靠政府资金的主导。第四,日本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是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企业共同发展,呈现出整合多方市场资源的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徐丹丹,宋欣,张维昊,2011)[7]。第五,韩国的旅游产业发展,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依旧呈现出依靠多元化金融支持的特点。此外,坎昆旅游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实例也是可以借鉴的。

就国内发展较好的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地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北京市坚持旅游与文化的融合;上海市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旅游企业,通过企业现代化的改革来面向市场筹集资金;浙江省着力培训重点旅游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积极推动旅游文化企业上市;湖北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支持一部分有条件的旅游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湖南省不断推进旅游产业的整合,通过政府主导,旅游投资资金的模式来建设旅游文化产业集团等等。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金融支持的理论模型研究主要集中于商业性金融支持、金融制度支持、金融结构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中国的学者对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但对不同省区开展旅游产业的金融支持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并没有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沿着资本要素市场的建立、产业的聚集以及支持的途径选择等来进行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

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的设置

从前文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金融体系发达与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产业的发展。当然,更为主要的是,金融系统可以通过调控货币量来实现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的相互平衡,还可以降低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稳定问题,进而达到金融对产业的有效支持。

(一)变量的选择

1.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旅游业发展总量指标的选择,为了恰当地反映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势头,本文需要考虑国内旅游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市场三个方面,但是,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能退而选择旅游企业营业收入(Revenue)(包括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其他旅游企业)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金融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

2. 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业的发展,主要金融支持依旧来自于银行体系给予的信贷资金,所以本文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作为衡量金融对旅游业实现金融支持的重点指标。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金融深化程度(Fin),即金融相关比率=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发展程度的深化,是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有必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本文选择了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Assets)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Employee)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取对数,这样不会改变数据的原有性质。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各地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增加,意味着对旅游产业的投入在增加,这会有效地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率,促进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

(二)模型的设置

为了比较中国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本文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角度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找到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本文所指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另外,本文选择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数据是2001—2010年的年度数据,其数据来自于2001-2010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年鉴》。

三、模型回归的分析

(一)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对原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是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首先需要进行模型设定形式的检验。对于模型固定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面板模型。一般说,检验结果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当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表示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Hausman检验的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见,对于东部地区的11个省区而言,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31.415 726,相对应的概率是0.000 0,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而对于中部地区的8个省区而言,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3.855 418,相对应的概率是0.003 1,概率值远小于1%,检验结果也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西部的12个省区检验结果中,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1.127 380,相对应的概率是0.770 5,检验结果接受了原假设,这说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一般来说,固定效应模型只适用于所抽到的截面单位,不适合于样本以外的单位。如果所抽取的截面数据是从全国部分省区中抽取的,则固定影响模型仅适用于所抽到的省区单位,而不适用于样本以外的其他省区单位。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凸显出个体的差异,那么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较为合适。

(二)东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东部地区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2。

表2显示的是模型关于东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影响比较显著,临界值p

另外,从表3中可以看出,虽然东部的11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天津,其次是海南。

(三)中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中部地区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4。

表4显示的是模型关于中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影响不显著;而Assets(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Employee(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临界值p

从表5中可以看出,虽然中部的8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安徽、河南、山西、湖南和江西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黑龙江,其次是吉林。

(四)西部地区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经过了Hausman检验以后,对模型进行回归,经过反复的测算,在不断提高拟合优度的前提下,发现西部地区建立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其回归结果如表6。

表6显示的是模型关于西部地区的计算结果。从中可见,Fin(金融深化程度)、Assets(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Employee(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临界值分别小于p

从表7中可以看出,虽然西部的12个省区金融深化程度、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对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但是,该模型的自发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川的自发影响较高,其系数值为正数,而其他省区的自发影响均为负数,最低的省区是陕西,其次是新疆。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平衡面板模型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中国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所区别的。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可以显著地促进各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的东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对旅游业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呈现出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深化,不是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这个分析结果与原假设1是有所背离的。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来自于指标的选择,本文选择的金融发展程度解释变量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这是一个间接融资指标。而中国西部的12省区多为欠发达地区,旅游产业保持较快发展的态势,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依靠强有力的信贷资金持续、稳定地投入,旅游投资是近年来旅游产业化的重要发展道路[8]。间接融资模式的发挥是西部地区旅游产业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其中,云南、广西、青海、、宁夏、四川受到间接融资的金融深化影响较高。而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或中部地区,间接融资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和中部的省区已经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化的企业资本筹措形式,来推动产业内相关企业融资模式和融资结构的优化。从表8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旅游行业知名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及中部地区,例如北京旅游、锦江酒店、宋城股份、黄山旅游和华天酒店,等等。这些公司上市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一般在当地有较强的影响力。从经营状况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旅游行业的上市公司除大部分占有丰富的客源优势以外,经营效益也比较好。

当然,东部和中部省区的当地政府在不断拓宽旅游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也在积极建立适应旅游企业特征的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凭借各种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达到强化营销的基础作用[9],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表8中也可以看出,虽然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旅游上市公司,但毕竟数量有限,成立时间也比较短,这些地区的旅游产业并没有更多运用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来对旅游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筹措旅游产业开发投资资金的步伐较慢[10]。更为突出的是,西部地区的旅游企业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化方式主要是实体资产的证券化,大部分公司的资产证券化只采用股票这种单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从模型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对当地旅游产业产值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省区,旅游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和旅游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却可以明显地推动当地旅游企业收入的提高,特别在西部的省区比较突出。这也意味着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旅游产业投入的增加,会有效地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效率,促进旅游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加。可见,这个分析结果与原假设2也是有所背离的。关于其中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强化内涵式发展思路,不再单纯地依靠外部投入要素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东部的11个省区已经开始注重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融资质量的提高,正在强化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加旅游深度,加大品牌效应,充分提炼和强化各内涵要素,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省区,外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依旧是旅游产业扩张的主要推手,并没有发展到通过直接融资模式提高竞争力的思路上来,而是依旧停留在外延式的发展道路上。除此之外,中国中部及其西部省区在旅游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融资结构最优化和融资成本最小化方面都是有所缺陷的,特别是西部省区的旅游业应当在当前政策环境和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与各种专业金融机构的大力合作,探索旅游业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探索建立旅游信托基金,发展旅游租赁服务公司,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11],加快培育旅游风险投资和旅游产业投资基金,开展项目融资[12]。

五、结论

本文通过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可以提供有效的支持,但是,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域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效率是有所区别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地改善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金融产品、深化金融改革,很好地保证了旅游产业融资资金的到位,直接融资的资金已经可以对旅游产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是旅游产业的主要投入机制。西部的12个省区正在以旅游产业金融支持为突破口,寻找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条思路。当然,西部地区当地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开展旅游投资信贷业务创新,探讨适合旅游企业的审贷机制。这样,在引入金融体系对旅游产业支持的前提下,旅游产业明显地促进了本地区市场的发展,提高了产业机构内部的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中国不同地域旅游产业金融支持的差异,体现了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域发展方式的区别。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更多地注重与物质生产和服务业的融合,在有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与创意附加值的同时,实现了旅游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严重依赖要素的外向型投入,在融资模式方面更多地是间接融资模式起主要作用,一旦外部环境不好,旅游产业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注重发挥自然资源、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的优势,将单一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成旅游的产业优势,实现旅游业的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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