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别人叫我刘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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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下过乡,进过工厂,1970年参军,1980年11月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多次获优秀新闻大奖。
1988年刘长乐移居海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1996年3月31日,刘长乐创办凤凰卫视有限公司,2000年6月30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他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目前,刘长乐还担任北京广播学院的客座教授,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同时也是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
双休日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格外宁静、肃穆。还没走到15号楼刘长乐的办公室,记者就远远地已经看到专程出来迎接的凤凰公关部宣传主任王晓菲。
虽然比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刘长乐还是很快便出来接待了我们。眼前的刘老板,高大魁梧、笑容可掬。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曾经是凤凰员工的本刊记者宋元,“你怎么也来了呀？”当宋元说明《华人世界》当期的封面人物就是自己过去的老板时,刘长乐打趣说：“原来是你折腾的呀。”
刘长乐非常健谈,富有激情,言辞锋利,在军人特有的爽朗中,显露出从容、和善的一面。谈到凤凰、谈及文化、谈论佛教,刘长乐神采飞扬,语速飞快,思维缜密。
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深深地感到,凤凰就是聚集了一批逐梦人的舞台,而刘长乐就是那第一个看到梦想,并能带领大家共同追逐这个梦想的人。
拥有太平绅士勋衔，证明被香港社会所接纳
《华人世界》:刘老板,您好!我们知道您除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的身份之外,还有一大堆头衔,包括太平绅士勋衔。您最喜欢哪个身份?
《华人世界》:2004年7月您被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您如何理解“太平绅士”这个勋衔?
刘长乐:“太平绅士”在香港是一个历史的符号。这个称号以前是由英国的港督和英国政府授予的,是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和英国政府给政府官员和非政府官员等贤达人士的一种勋衔。政府官员一般是副局长以上级别的,没有意外,一般都可以成为官守的太平绅士;非官守太平绅士的份额则比较小,大概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当然是属于非官守太平绅士。
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延续了英国政府留下的东西。前段时间我在和北京市长聊天的时候,他就提到,其实中国政府也应该对社会贤达人士有一种荣誉的形式,当然不能照搬“太平绅士”的制度。我觉得很有意思。
一般香港官界或者商界的上层人物都比较愿意挤进太平绅士的队伍,对于一个从大陆到香港去做投资或者说是闯荡江湖的人来说,太平绅士的身份就意味着一种认同。
和香港人谈生意的时候,如果你的名片上显示有太平绅士的身份,他们会觉得在文化认同方面不必再和你做任何更多的解释,因为他知道你一定是香港社会接受的人。
《华人世界》:那么,太平绅士的身份对您的意义在哪里?
刘长乐:我的香港员工很喜欢让我在名片上印上太平绅士的身份,他们认为这能说明我融入了香港社会。因为香港回归前后,去到香港的大陆同胞,几乎没有或是甚少被封为太平绅士的。有人说虽然凤凰卫视是说普通话的,但是香港越来越多人看凤凰卫视,而且大家对凤凰卫视都是认同的。同时我又做了亚洲电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电视也是香港电视的主角之一,所以香港特区政府封我为太平绅士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用这种形态接纳了我,我融入了香港社会。假如说对我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话,我想可能是一种欣慰。
《华人世界》:据您所知大陆到香港去发展的人士中有多少太平绅士?
刘长乐:总的来说香港是移民城市。1950年以前香港只有60万人,现在香港已经有近700万人。据我所知从大陆到香港发展被委任的太平绅士寥寥无几,因为每年委任没几个,而且官属太平绅士已经占了三分之二了,而非官属太平绅士大部分是老乡绅比较多。
中国的传媒人和文化人要直面问题、痛定思痛
《华人世界》: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让华人真正拥有话语权,单靠凤凰卫视是不够的。您认为我们国
家、媒体等等各方应该做些怎样的努力呢?
刘长乐:你说得很对,显然只有凤凰卫视是不够的。因为现在从全球话语权角度来讲,汉语对于全球信息流的占有率不到4%,包括互联网、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等,但是华人在全球的比重基本在20%以上。而英语在全球信息流的占有率为80%,最有趣的是,在英语的80%中,寡头垄断的大媒体几乎占了50%,包括了电视媒体、通讯社中的几个大佬,还有平面媒体、网站等等,从分配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公平的。作为凤凰,我们希望让华人的话语权做到名副其实,但并不想去争夺另外的空间。
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我们可能无法更多地去思考华语世界应该怎样面对英语世界的挑战,或者怎样与英语世界享有平起平坐的对话空间。我们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凤凰卫视如何增强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可能是现在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我们对重大事件和国际重大新闻的报道从无到有,到现在,我们自己有能力向世界说“是”或者“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如今美联、路透和英国、美国的主流媒体，甚至台湾的媒体,都在相当程度上经常使用凤凰卫视的报道。我经常看到台湾的媒体引用我们的东西,而且量特别大。类似这样一些情况使得我们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把华人的声音放大。
评论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块。过去很多人不是很重视评论,往往只是用一般的新闻事件作为注解,而媒体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基本没有。凤凰卫视有非常强的评论员队伍，这成为了华语媒体的旗手,因为我们评论员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不仅是大陆的观点,也代表着整个华人世界的声音。我感觉这一部分正越来越引起全球的注意,也包括引起了其他媒体的关注。我们的言论空间和我们的言论是旗帜鲜明的、多元的,不仅代表了中国官方的观点和声音,同时也代表了香港、台湾甚至海外华人的声音。
华语媒体应该自立于世界的传媒之林。中央电视台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质量也越来越考虑到了海外的口味,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华人的互联网在海外的渗透力也越来越强。
我觉得华语媒体的占有率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华人的观点和华人对于世界发展的思想如何让海外的人或者主流媒体注意。我们之所以现在做得还不够,不光是人口比例上的倒挂,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文化信息发展的倒挂。中国经济每年以两位数持续增长,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周边很多国家和地区,像新加坡和韩国,它们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但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大陆,这就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形成了二元化。日本也在向二元化发展,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
我们的舆论和文化产品远远无法与经济发展的势头相匹配,这是很可悲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韩国、日本没法比。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媒体人、中国的文化人首先要痛定思痛,一定要看到差距很大,要感到压力。凤凰卫视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我们一直在为改变这种现状努力着。
在推动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凤凰卫视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华人世界》:您如何理解和谐社会中的“和谐”?
刘长乐:从太平绅士的角度来说,“和谐”首先包括和平。现在中国提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对外而言,和谐社会是对内而言的。在对内的问题上应该缩小贫富差距、舒缓民意,包括现在中央政府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这些方面,媒体应该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媒体,怎样使这些和谐世界的观点变为行动,真正地达到和谐,凤凰卫视确实是做了很多努力。对内,除了在很多方面发声之外,我们还特别重视宗教的作用。比如前不久的世界佛教论坛,凤凰卫视是协办单位;比如参与圣经到美国的巡游;比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每一个地方大主教的任命等等，凤凰卫视做了充分的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凤凰卫视能够起到一些独特的作用。对外就更是这样了,比方说在中日关系僵化、民族情绪最对立的时候,凤凰卫视和朝日新闻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中日大辩论。这个辩论在当时几乎成为了两国惟一的对话声音,所以日本人非常重视,最后日本媒体全程直播了我们这次的辩论。其中日本的NHK还买断了我们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节目的播放权,每天在卫星频道上直播,说明人家希望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将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以后持续开展。最近,我们将举行第二次中日大辩论,在大庭广众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播放。这个大辩论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作“后小泉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泉将在今年9月份卸任,那么“后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向何处走,大家都非常关心。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营造和谐社会的行为吗?
再来谈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有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剑拔弩张,凤凰卫视在其中也是扮演了一个bridge的角色。很多在两岸民众之间有很大争议、在两岸官方之间有很大分歧的事件,我们都会用同期直播或者《时事辩论会》或者《全球连线》的方式来进行空中对话,在空中架设一个能够相互倾谈、倾诉,甚至相互有一些争吵但又求同存异的对话形态。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凤凰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我们从过去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到现在的两耳要闻窗外事,而且我们还要打开窗户和别人去对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在这点上,凤凰卫视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走向国际市场对于凤凰卫视以及整个华语媒体是一个考验《华人世界》:凤凰卫视走过了非常成功的十年,凤凰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长乐:凤凰的困难非常多。凤凰没有在中国全面落地是最大的困难,在广东已经全面落地，在大陆其他地方的全面落地,我们还在等待和期盼中。当然，现在中国的高端人士基本上都能看到。我们说“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现在基本上有影响力的人都能看到。这也是很好的事情。有人把我们称为电视版的《参考消息》,我认为这个评价我可以接受。
在很多地方,凤凰卫视是捷足先登的。在美国,凤凰卫视是亚洲电视媒体中第一个在当地落地的,在欧洲也是一样。最近我们又是第一个在加拿大落地。本月我们已经在南美洲落地,下个月我们将落地非洲,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凤凰卫视在台湾也会落地。届时我们就全面地实现了对全球的覆盖。十年的时间,应该还是挺不容易的。
《华人世界》:在无数的荣誉和喝彩中,凤凰有没有感到压力?
刘长乐:有人说这是凤凰自己招的。凤凰的崛起过程带动了华语媒体相当大规模的改革。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石激起千层浪,浪奔浪涌,现在浪花打到自己脑袋上了。最近我们在非常认真地研究凤凰卫视频道改版的问题。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改版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凤凰卫视招的。比如中央台原本没有新闻频道,是凤凰办了资讯台以后他们才办的。现在他们走了一条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的路,就是开始以直播为龙头。竞争显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激烈程度,我觉得这样挺好,也刺激了我们的创新意识。大家在竞争中求合作、求发展的状态很好。
凤凰卫视发展初期做了很多借鉴,之后靠自己
《华人世界》:全国的媒体都以凤凰卫视作为榜样,那么凤凰卫视的榜样是什么呢?
刘长乐:凤凰卫视在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确实有很多的借鉴,有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台湾的,也包括大陆媒体精华的部分。比如说《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是将当天的新闻时事用正反方辩论的形式直播,这是我们借鉴了FOX的一种节目形态。FOX有一个辩论会的节目,四个人持四个观点,辩得面红耳赤,吵翻了天。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需要文明一点,所以我们最后用正反两方的形式。
此外,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是向电视业借鉴的。比如《有报天天读》,这是我借鉴了当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广播节目,记忆非常深刻。现在读报节目已经在全国满天飞了。我觉得凤凰在发展的初期是借鉴了很多媒体优秀的东西,但在后期就比较困难了,因此凤凰后来很多的节目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比如《口述历史》等等。当然,现在这个节目又被拷贝了,甚至连美工和衣着也被拷贝了。模仿得不好,可能就东施效颦了。因为我们有很多节目是为人度身定做的,《有报天天读》就是为杨锦麟度身定做的。
《华人世界》:名评论员是凤凰卫视的一大特色。我们了解到,您从来不在做节目之前过问评论员要发表的观点,而是在收看了节目之后,再探讨。这其中是有很大风险的。
刘长乐:一般来说,我们对评论员队伍和主持人队伍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对于你的企业文化包括行规,应该有基本的悟性。我指的是同事、管理层和我之间的一种默契。如果没这点,我们就没法做节目了。
佛教本身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
《华人世界》:我们注意到,一直以来,凤凰卫视对佛教界的活动都给予大力协助和报道。您认为佛教或者说宗教对于中国的影响在哪里?
刘长乐:佛教并不是中国的,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被汉化了。现在佛教在印度反而被边缘化了,印度教在印度占着主导地位。很奇怪的是,现在在印尼,印度佛教的痕迹已经没有了,只能看到现在汉传佛教的痕迹。但是你在中国大陆,你就会看到无论是传统的藏传佛教里面保留下来的部分,又无论是完全被保留下来的汉传佛教的那一部分,在中国尽管经历了“”的浩劫,它仍然在绵绵不息地生存着,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佛教本身的向善、求同存异、包容的文化有关。
这次中国政府能够在中国搞“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样一个佛教论坛,充分说明佛教在和政府相处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历史上,只有在南北朝时期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短暂时代,佛教就是民间的,是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官员)的一种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里的东西,不涉及到权力、政治,这点和藏传佛教不同,藏传佛教政教合一了。所以现在看来,汉传佛教之所以有这种生存空间,其包容性、向善等方面的理念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凤凰人在对佛教的推崇或者说对佛教文化本身的宣传和推介方面做出的努力,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佛教本身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在之间都有着完全相同的声音、完全相同的感情。而凤凰在、在全球华人中间所追求的是求同存异,是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宣传和认同的东西。
汉风已经吹遍全球
《华人世界》:凤凰卫视十年的发展背靠的是中国十年的发展,您如何评价中国这十年的发展?
刘长乐:过去的十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发展态势,这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凤凰卫视正是借了这东风,才得以飞遍全球。无论现在哈日也好,哈韩也好,我认为,我们的汉风其实是真正吹遍全球的。但是汉风并不是借助于文化,而是借助于经济,借助于中国的品牌。无论如何,中国品牌借助经济的汉风已经吹遍了全球,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一个国家取得中国这样的辉煌进步。现在有些人说印度也会有很大的发展,印度我去过,我对印度也是比较了解的,有很多硬件和中国是没法比的。我们就举去年的数字来看,中国去年引进的外资是693亿美元,印度是75亿美元,基本上是我们的十分之一。
最近斯诺辞去了美国财长一职,布什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本人没有中国经验。没有中国经验成了他卸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的被提名人鲍尔森先生,布什说他最重要的一个资本是对中国熟悉。鲍尔森在获提名之前专门到中国来了一趟,与相关的中国高层人士都见了面,并透露他要上任的信息。他是一个中国通,他非常了解中国并且对中国有非常好的感情。他被提名为美国财长,不管哪一派都同意,都赞成,这样的事情在十年以前是不能想象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在中国未来的十年乃至于未来的百年中,中国的发展有一个不可估量的、非常恢弘的前景。
此外,我也非常赞赏“中国的复兴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复兴”的观点。这是非常好的理论,这是完全针对“中国”的。所以我们现在强调,我们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是和平的崛起。和谐世界就是这个理论。但是和谐的含义现在又被拓展了,就是强调“文明复兴”。文明复兴包括中华文明本身的复兴,也包括形式上的复兴,也就是复兴的过程应该是文明的而不是掠夺的、野蛮的;不是对环境的摧毁,盲目的不顾一切的发展;不是在复兴的过程中妄自尊大、自吹自擂、目空一切,包括看不起弱小民族。此外,人自身的素质提高也是一个文明的过程。
我觉得在中国文明复兴的过程中,凤凰卫视起的作用非常大。我想在未来民族发展的路上,作为媒体人、文化人,我们要呼吁这样一种文明复兴、文明崛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从今年开始倾注更大的气力来做这件事情。
知足长乐也要出类拔萃
《华人世界》:很多人称您为“和商”、“佛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凤凰卫视以及您个人所取得的成功与您对佛教的感悟有关?
刘长乐:我认为这些“和商”、“佛商”的定位不是很准确,还是有些牵强的。假如从汉传佛教的角度讲,最高境界是禅。到了禅宗的境界,就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凤凰人还是比较实的,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也不需要到这个境界。因为我们讲的佛教特别强调无欲,强调放下，好比布袋和尚。但凤凰人却有着一种凤凰般执著追求的精神,有着一种寻求凤为百鸟之王、百鸟朝凤的精神,一定要拔尖。这一点其实和佛教反而有些抵触。我觉得简单地用佛教的理论来覆盖凤凰的文化是不完全的。有人用凤凰精神来描述凤凰卫视的企业文化,我倒觉得可以。而佛教可能只能概括其中一部分,比如“和”的角度,“善”的角度。
《华人世界》:您如何看待外界给您的各种封号?
刘长乐:我一般不关心这些。我更多地是看我们的节目和别人的比较,我更多地是关注着今天或者明天我们的节目怎么做,在远期或近期规划中我们怎么办,我是很务实的一个人。对这种虚荣的东西我看得非常淡。比如我们凤凰自己的新闻中若出现我的镜头,就要经常挨我的骂。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喜欢哪个称号,我可以说哪个都不喜欢。
我是一个很包容的人,而且真的比较知足长乐。但我的知足长乐的部分不等于我就循规蹈矩,就不去寻求完美、出类拔萃。我也主张出类拔萃。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很好的人脉关系，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维系很好的关系
《华人世界》:很多人把凤凰卫视的成功、您个人的成功归结为您人脉关系学的成功。您个人怎么看呢?刘长乐:早期的时候,这个问题在香港有人提出来过。我当过兵,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当过兵。
如果把一个媒体或者一个企业、一个人的成功和他的人脉关系或者说和他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话,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人家说上世纪80年代靠胆子、90年代靠路子,21世纪靠脑子。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如果说成功是靠背景的话,那么现在的中资企业哪个背景不比你强,但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的经营都出现很多问题。
海外专门有本书讲人脉存折，有人说我的人脉存折是最丰厚的。但我认为,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有很好的关系,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很好地维系他的人脉关系。我觉得能不能维系很好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看钱,而是看诚信。人厚道不厚道,够不够朋友,仗义不仗义。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倒是有些优势。所以从凤凰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不是单纯的靠关系。凤凰卫视取得今天的成绩,一个是靠中国风,没有中华民族崛起的十年,凤凰卫视不可能有今天；第二,靠朋友。这个朋友包括了方方面面的朋友，比如包括了政府部门里面的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包括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朋友,媒体界的朋友,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