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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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厦门。

即将北上福州的舒国治,要把新书书稿交给我寄往出版社。不大不小也不拥挤的火车站广场,我想到最便于辨认的还是旁边的快餐店。挂上电话才想起:舒国治?快餐店?“小吃教主”出现在快餐店?太不搭了吧。

上楼梯。转角。

还来不及张望,我看到舒国治在不远处向我招了招手。依然是一身T恤,一个大背包。桌上是一份快餐店的早餐。我有点愕然,却随即想起他的“随遇而安”论:“‘随遇而安’分好几种可能性,有一种就是外头是怎么样,你顺应它;另外一种是,希望环境随着我们而变得更好,而不是我们去安于这个所遇。有的时候因为你能耐够,不愿意委屈自己,所以就会试图去改变它。我有我的挑剔,但我不是生在养尊处优的环境。我的‘随遇而安’是希望自己做到一个境界,而不是已经达到了。”

不太一样的书

摊在眼前的,是舒国治新书的校对稿,上面零星地标示着他的修改意见:“空大些”、“多空一些”。

看舒国治的书,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的装帧和排版,封面很素,行距很大;也曾耳闻他对此的特别要求。舒国治道出原委:“我在未出书前的几十年,天天翻看坊间的书,深知太多书的设计之恶习与排字之不顾阅看者的韵律,故当我的书要出了,我自然而然地想将书弄得简洁一些、排字排得舒服一些。宽是一个原则,但是要宽得有道理,让人读的时候不要有压迫、赶紧的感觉,读完一篇要喘一口气,再准备读下一篇。这个节拍不能弄得很难受。万一读者看了书很喜欢,你要让他那个喜欢被剥夺了。”

“随遇而安”的快餐被推到一边,他拿出一张黄色稍厚的纸,向我说明:“这是为《流浪集》的简体版特别找朋友刻的字。确定要出简体版的时候,我就提出要重新集字。当年出繁体版时,那几个字没有办法找到刻得很好的。我觉得应该要有多点选择。但大家都看习惯了,觉得用原来的就好。但我认为那是人们某些时候的盲点,所以还是找人重新刻了这个版本。”

看了看上面的字,对古体字实在没概念的我,也只能说:“嗯,是不太一样”,但思绪却也被它拉回前一天晚上的对话。

书是要被读者买回家保护的

似乎对很多东西并不那么在乎的舒国治,有一种自己所坚持的步调。犹记得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他说的那句话,“我一个月做不了几件事的”,对于现代社会强调的“效率”,他持保留态度。但对自己牵挂的事物,他有一套自己的原则,他称之为“专注”。而其中一件事,就是自己作品的样子。

“稍稍要管理到,不要变成坊间很多丑的书。书,不是说只是内容,读者是要买回去,要摸着它翻的,这是他的书。有的人说,我的书要上那种油,光面的,这样的书放在书店,历久常新,不会被大家磨损。我说,书不要考虑它要多耐磨、耐丢,不必这样。因为应该想着第一时间有人要买回家。是读者在保护它,是以他珍惜那本书为要。不是想着要回库房,放在仓库里十年不会被虫蛀,因为化学油料太重了。哪怕它很脆弱,它是让人家珍惜的。第二,我最希望做到的是,纸折过来是摊得开的。现在很多书弄一层胶,厚厚一层像牛皮糖一样,一翻开又弹回来,那不行。因为读的人看得快乐,要摊开来慢慢看。还有,马上要进入电子书的时代了,实体的纸本书一定要很有纸本的传统感觉,读者才会买。那时候会有一些人喜欢从屏幕上点着来看,但是,纸本有它的一个受众。这个群体,你要尊重。王羲之的书法也没被王献之怎么保护吧,但它流传下来了。”

“我能为读者做点什么?”

舒国治突然间这样子问我。他的意思是,怎样可以把他倡导的生活态度让更多人了解。

在报纸上写专栏吧。最好是发行面够广的报纸,都是面对普通老百姓。

去学校演讲。那样可以影响年轻一代。在书店办活动面太窄了。年轻人也比较容易接受你的理念吧。

上电视效果最好,电视影响力最大了。

对于上述“馊主意”,舒国治在听到“电视”的时候摇了摇头:“我从来不上电视的。上次有电视台说要跟拍我‘闲晃’,被我拒绝了。拍照可以,录影不行。”

我没有深究其中原因。但显然,在怎么做这件事上,他自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