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复仇主题的不同衍化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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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在给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授奖辞中说：“本奖金授予他，以表彰他的富有生命力的、诚挚的、感情强烈的、烙有原始悲剧概念印记的戏剧作品。”奥尼尔是美国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他开启了美国戏剧新的时代，也为世界剧坛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瑞典学院给予奥尼尔的授奖辞精确地把握住了奥尼尔戏剧的精髓，尤其是看到了这位现代着名剧作家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古代悲剧的痕迹。在奥尼尔的很多剧作中都显现出古希腊悲剧的影响，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脱胎于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的《悲悼三部曲》。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论及，奥尼尔自己也曾在1926年4月26日的工作日记中朦胧地提到要“把希腊悲剧的情节放在现代环境中”。到了1928年的工作日记中就明确记载了他要创作《悲悼三部曲》的动机：“构思希腊悲剧的情节——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和心理情节是最有趣的——最广泛最集中的人类基本关系——还可以轻易地进一步扩大，把其它一些也写进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奥尼尔是有意要把古希腊的悲剧情节移植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来表现他自己的思想。
共同的复仇(文秘站:)主题和奥尼尔本身所受的古希腊戏剧的浸染使得两部作品在情节设置和舞台造型等方面一脉相承。其次，迥异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情和作者个人气质又使得这两部作品在内涵延伸、悲剧根源等层面上有所变迁。
曾被评论家约瑟夫·纽德·克鲁奇称赞为“20世纪迄今为止戏剧界唯一带有永久性意义的贡献”的《悲悼三部曲》直接借用了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三部曲的故事架构，只不过时空背景由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变换为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阿伽门农对应艾斯拉·孟南准将，克吕泰墨斯特拉对应孟南的妻子克莉斯丁，儿子奥林就是俄瑞斯忒斯，女儿拉维妮亚就是厄勒克特拉。孟南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像阿伽门农被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一样被妻子克莉斯丁毒死，拉维妮亚说服了奥林替父报仇，杀死了克莉斯丁的情夫卜兰特，又逼他们的妈妈自杀，同样也是厄勒克特拉劝俄瑞斯忒斯杀死母亲和埃吉索斯的翻版。而且这两个家族的仇杀都是源自上几代人的积怨。十分明显，《悲悼三部曲》的人物和情节与《奥瑞斯特亚》相对应，具有一种神话原型模式功能。
《悲悼三部曲》在舞台设计方面也有意让观众联想到古希腊悲剧，白色的希腊庙宇式的门廊以及六根高高的柱子使人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古代的环形大剧场。另外，《悲悼三部曲》也借用了《奥瑞斯特亚》中的合唱手法，古希腊戏剧常常在幕启时用合唱来介绍背景和人物。奥尼尔在幕后使用小人物或群众角色来交待背景和人物关系。《悲悼三部曲》中的萨斯等群众角色就相当于《奥瑞斯特亚》中的歌队，尤其是萨斯所唱的《申纳杜》贯穿整个三部曲，在剧情发展和烘托气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现代戏剧中是不多见的。而且《悲悼三部曲》中歌队的运用具有一种浓郁的古希腊风味，以萨斯为首的众市民是孟南家族悲剧的旁观者，而他们的议论又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一种命运感，使人感到一个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孟南家的房子上。它的使用，使奥尼尔的戏剧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但是在这层古典且神秘的面纱背后，却是奥尼尔那颗现代的灵魂。
奥尼尔的一颗现代灵魂赋予了《悲悼三部曲》与《奥瑞斯特亚》在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剧作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悲剧根源的演变上。这种演变源自不同的时代背景，又和作者本人密切相关。
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埃斯库罗斯所处的时代(约公元前440年前后)正是由母系原始氏族社会转向父系城邦民主社会的初期，虽然当时父权社会代替了母权社会，但社会上还留有母系氏族时期的很多习俗，而且当时就有一个希腊民族利契亚人为女性世界。即使到了梭伦时代之后，兄弟可以与其同父异母的姊妹结婚，却不能与同母异父的姊妹结婚，因为按母系氏族的规则，同父异母的子女属于不同氏族，因而并非同氏族亲族，其间通婚并不违反任何氏族义务。而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本人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制城邦形成时期的悲剧作家，他青年时代曾目睹****儹主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斗争，并亲自参加过反抗波斯侵略的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海战。在政治上，埃斯库罗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以埃斯库罗斯所处的生活背景和他的政治倾向，在他的作品中无疑会留下当时历史的痕迹。因此在《奥瑞斯特亚》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映像。
整部《奥瑞斯特亚》剧就是围绕着复仇——和解这条线索而展开，而最终归宿则是“无所不见的宙斯和命运的联合，使结局端详”。这一“联合”的结局得力于家族仇杀案在雅典战神山法庭用民主方式得到解决，这表明了古希腊社会不再用原始的野蛮习俗——争斗、仇杀的惯例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处理周围的问题，而是逐渐创造出法规条文来约束人们的言行，反映了民主城邦时期法律意识的萌芽发展。它体现了法治精神在希腊的确立，并意味着以往通过氏族循环往复的仇杀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已成过去，民主法治将代之而治理整个人类社会。并且，在这场审判中，法庭、陪审员、庭长、投票等形式的出现是西方社会法制制度的雏形。更具意味的是《奥瑞斯特亚》剧中表现的是宙斯和命运的“联合”，而非压倒性的胜利，这非常准确形象地反映出虽然当时父权在形式上战胜了母权，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母权时代的很多习俗也就是女性世界的影响还以潜流的形式存在着。埃斯库罗斯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并如实地加以再现，而没有让自身的民主倾向遮盖住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