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的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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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视实践理性为生命，它便不得不格外重视法的实施即实践过程，不得不格外重视诉讼程序。

程序至上的特点在早期普通法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讼师制度。讼师身兼证人（诉讼参与人）和裁判者双重身份，讼师的数目比较庞大，有半专业性的，有纯临时性的；讼师制度表明，知情人在纠纷解决中有充分发表意见和做出裁判的机会。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诉讼程序是理性和公正的，而公正的程序通常能够产生公正的判决――当然，这样的公正是具有时代性的，是历史的和相对的。

除讼师制度外，邻居、裁断人进行调查也有严谨的程序，令状中对开庭时当事人应当带上自己的支持者（证人）都有细致的规定，如何证明、证明什么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关于送达的规定也极其详细，甚至神明审判和决斗审也有具体的程序要求。在庭审中，那些最强有力的人物――法庭的设立者（审判长）、在地方上很有实力的讼师――总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法学界对程序的重视也有十余年的历史了，但这种重视远没有扩展到法律界或曰法律的实践界（司法界和行政执法界）。可以认为，实践界对程序的重视至今仍停留在泛泛而论的层次。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各种正当程序权利得不到充分满足，当事人要求法院调查自己难以获得的证据的申请经常被无理拒绝；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甚至律师不能充分地发表意见，公诉人的法律素养、政策水平和程序正义意识都亟需提高；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仍然沉睡在往昔的行政特权幻境中，粗暴地藐视原告甚至藐视法庭。在所有各种诉讼中，法官无疑具有主导审理过程的作用，法官可以控制甚至操纵审判进程，甚至可以完全脱离审判过程而制作判决。在此情形下，欲获得实体的公正，法官必须具有极高的法律（法学）修养和极强的程序正义意识；遗憾的是，中国的法官在整体上显然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于是，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进而实体正义也无从谈起，导致当事人以至公众对判决普遍地不信服，出现了上诉率、申诉率长期偏高的局面――诉讼过程中讲理（法庭辩论）不透彻，判决书又不充分说理和论证，怎能服人？

解决的办法不外乎：让诉讼参与人进行彻底的辩论，充分保障当事人要求证人出庭的权利，法官应在判决书中进行透彻而全面的推理和论证。当然，这会导致庭审过程漫长、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也使目前难堪此任的法官队伍面临更大的挑战。对于前一问题，可采取提高庭前（庭外）和解结案的比例予以解决；对于后一问题，则必须采取提高法官素养和更换、淘汰法官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必然会使现任的很多法官心怀不满，但只能这样做――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能胜任公正而高效的司法，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英）约翰哈德森著，刘四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译者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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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现代性》，（以色列）S.N. 艾森・斯塔特著，旷新年、王爱松译， 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一版

《沸腾的岁月》，（美）约翰・布鲁克斯著，万丹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法）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另一种回忆录》，季羡林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扫起落叶好过冬》，林达著，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一版

《财产理论》，（美）斯蒂芬・芒泽著，彭诚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斗争的动力》，（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等著，李义中、屈平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法国大革命史》，（俄）克鲁泡特金著，杨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经济伦理学：康德的观点》，（美）诺曼・鲍伊著，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我的名字叫红》，（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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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瑞士）布伦诺・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著，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科学与假设》，（法）彭加勒著，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

《心智、知识与道德：哈耶克的道德哲学及其基础研究》，马永翔著，三联2006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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