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精神病院的商业“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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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伟立相信，医疗是个服务行业，市场提供的服务能比政府提供的更好。

温州康宁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唐伟，自从2002年来到康宁医院任职以来，对这家医院的最大印象就是：“永远都在建房子”，因为“病床永远不够用”。

唐伟坐在临时住院部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作为副主任医师，他与其他的医师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玻璃门外，一位头上戴着好几条监测线路的女病人，穿着土黄色小格的病号服，缓缓地穿过办公室敞开的浅黄色木门，在一个医生的办公桌前站定，开始絮絮叨叨。 铁窗、铁门是传统精神病院的标准配置。

温州康宁医院是一家精神病医院。

这家医院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精神病院。

温州人的商机

温州出租车司机邱师傅小时候经常和朋友爬到山坡上去看山下那家温州最早最大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对于儿时的邱师傅来说，那座破旧的医院小楼实在太神秘。如今，这家医院早已改造整修。三栋大楼，颜色是暗色调的白，最好的床位是三人间带卫生间，要价是65元床/日。收费处的护士说：“不是你想住院就能住的，需要预约，而且现在没有床位”。

这家医院是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工作过的地方，如今却是管伟立的竞争对手。

19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已经难以满足温州病患的就医需求，而精神病患的就医则难上加难。提起曾经的工作环境，管伟立的回忆是：破破烂烂的小楼，几十张床位，服务态度不好却一床难求。那时候温州的精神病患，家里稍微有点条件的都往外地跑，从湖州到杭州、上海，甚至北京。

看到了市场需求，在公立医院积累了病患资源，一边上班一边经营打火机厂的管伟立萌生了自己办精神病医院给市场补漏的想法。1993年，24岁的管伟立从温州市民政部下属精神病院辞职，管伟立说：“俗话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

这个市场着实不小，据卫生部《全国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资源配置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科床位数平均每万人1.12张床，而世界平均数为4.3张。

1993年末，管伟立向温州当地卫生局提出申请，希望建立一所民资的市级精神病医院。1990年代的温州，正是老板们拎着各式小商品满世界跑的时候，改革气氛浓厚。当时的温州政府自身也一直想办一家市级精神病医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于是，管伟立得到了温州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管伟立力、康宁医院的2800万初始资金，其中有1000多万是温州领导带着他到银行去贷的，另外除了管伟立在医院任职期间开打火机厂挣的300万，剩下的就是亲朋东拼西凑的借款了。

但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申请到1998年医院正式投入使用，管伟立花了5年时间，盖了100多个章。尽管领导支持，但当时国家还没有建设民营医院的政策，土地一直落实不下来。管伟立还记得，为了能把土地申请下来，他天天跑土地规划局，最后规划局的保安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公务员。由于一直忙于办理各种行政许可，康宁医院甚至没有举办过开院仪式。

民营劣势

对于管伟立来说，民营医院身份仍然会带来令人头痛的差异，尤其是人才的差异。

在1998年康宁医院投入使用的前一年，管伟立就开始筹备人才队伍的建设。1997年，管伟立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招聘了120多名医护人员，并分别送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苏州广济医院等四家老牌精神卫生医院就修。医院的中级职称医师则面向全国招聘，特别是西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决定留下，那么就由医院来安排住所，给医生的房子前15年有使用权，15年以后给所有权。高级职称的医师最棘手，50多岁的高级医师是不会舍弃公立医院待遇的，于是管伟立针对退休人员进行招聘，如此才初步形成康宁医院的人才梯队。

为了保障人才队伍军心的稳定，管伟立在员工待遇上还下了功夫：金字塔下面最初级医护人员，签订了一个完全享受市级单位同等待遇，工资薪酬系统完全与市级单位接轨。如果遇到国家调整工资，康宁也会跟进调整，包括五险一金。目前唯一与事业单位不同的是，企业养老金与事业单位的不同。管伟立说，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目前温州正在申请国家级的社会资本办医综合改革试验区，而在试验区的相关配套意见中，将在近期有可能实现管伟立的愿望。

此外，医生的职称晋升离不开科研论文，康宁医院还成为温州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安徽蚌埠医学院、温州医学院等高校的教学医院。

尽管管伟立已经做得不遗余力，但是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人才与科研的差距，仍然令管伟立耿耿于怀。“公立医院享受了太多资源，所有这些科研方面的平台、有地位的专家，都在公立医院里，”管伟立说，“课题是要申请的，但是评审的专家都是大医院的，他们可以互相关照，我们靠什么？”

管伟立认为，真正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把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无论在哪家医院工作，职业和工作内容一样，保障就应该是平等的，唯有如此才能让医疗人才流动起来，而这一点偏偏最难达到，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仅拥有不比体制外逊色的实际收入，还有难以割社的体制内身份，这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竞争的天生劣势。

“这才是中国医改中最难解的一个坎。这个结打不开，怎么能打开医改局面？”管伟立说，“几轮医改，每一轮都是公立医院新一轮的膨胀。无论是医院迁建扩张的用地资源、床位增加资源，政府投入资源，都让他们享受遍了，他们的声音太响了，地位太高了。民营医院除了机制灵活还有什么优势？本来就是株小草，那大树长了一倍和小草长了一倍，能一样吗？”

变关为管

真正让温州康宁医院出名的，是管伟立将精神病医院“变关为管”的理念。

全国精神病院的设计，曾经有一个代表性的词：牛栏。房间设置一定要大开间，铁窗铁门，开间里用铁栏杆隔离出一个一个区域;卫生间不能有镜子，怕病人砸了镜子自杀;不能供应热水，怕病人把自己烫到;一台小小的电视，在公共区域挂得老高老高，“不管病人看得到看不到，最起码砸不到”。

在管伟立眼里，这样的精神病医院几乎就是监狱。当管伟立第一次拿着独立小开间带电视、镜子的病房设计图给浙江省卫生厅下属的设计院看时，对方一时无法接受。管伟立至今记得自己反问对方的几句话：“我才是精神病医生。是你了解病人还是我了解病人？我自己花钱办的医院，我对自己负责。”

1998年，温州康宁医院刚刚投入使用，管伟立到苏州参加全国精神病学术年会。他在年会上，提出“变关为管”的理念：精神病人的病情各不相同，应该分级分类进行区别管理。通过管理来达到安全要求，即使需要隔离，现在的钢化防爆玻璃也足以代替铁门铁窗。

现今温州康宁医院正在进行扩建改造，原先的医院图景已不能再现。但将被拆弃的老楼前一大片绿草显示这里原是一座小型花园。目前临时使用的综合门诊和住院部保持着统一的风格：暗米色的壁纸，墙上的小油画，浅黄色的门窗。新装修的综合门诊部楼梯走廊间刷了浅果绿色的墙漆，这个颜色让管伟立有些得意，因为摆脱了传统医院的“死白”。精神专科的中端病房分为两人间或一人间，配备独立卫生间;普通病房为三到五人间。重症病人送进医院会先被送入隔离室观察，待发现无暴力或自虐倾向则被送入普通病房，除了楼梯层一道钢门上锁，内部病房走廊内畅通无阻，病人可以直接进入医生办公室。

事实上，从管伟立推广“变关为管”的理念开始，温州康宁医院随后迎来了全国大大小小精神病院院长的参观。目前，康宁医院的硬件配备已经不算新鲜。管立伟期待着2015年新院的落成：“到时候，康宁医院将成为排在亚洲前列的精神专科医院。”

开办14年，温州康宁医院接管了温州70%的精神病患。一句坊间的玩笑令管伟立颇为自豪：“你疯了吧？把你送康宁去！”

管伟立曾经工作过的温州公立精神病医院的老同事也来到康宁，这家自1950年代就成立的老资格医院，起初根本不把康宁放在眼里。一年后，先是老院长打电话要求参观，老院长参观后，又带了医院中上层干部来参观，两次参观完毕，这家公立医院的干部连续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对付康宁。而随后的几年里，这家医院也开始转变。

康宁的账本

康宁员工包括管伟立在内，对康宁最大的印象都是：“永远都在盖房子”。最初的300张床位现在已经扩张为1060张床位，仍然无法满足病患需求。如今，康宁医院成立时修建的老楼已经被拆迁改造。根据管伟立的计划，新扩展的康宁医院将在2015年实现精神科床位1500张，综合床位300张。这个数字不包括康宁在温州周边地区开设的分院。

问及康宁医院的生财之道，管伟立的回答倒是颇为“小气”。

“我们的成本控制要比公立医院好，”管伟立说，毕竟，一家医院的运营状况不仅仅看收入多少，后勤设备的采购、管理人员的配置设备采购的价格、物品采购的价格，这些成本支出都影响到最终盈余状况。

管伟立举了不少“抠门”的例子：“上次我获得了全国优秀院长的荣誉到北京领奖。公立医院的院长是不可能一个人去的，至少要带一个助理给自己拍照吧？我一个人去，因为我多带一个人就要多付出5000块钱的成本”。

还有物品的采购，“我发现只要和‘医用’沾边，价格就相差很大”，管伟立诉说着账本：现在推行移动查房，一个放手提电脑的推车，电脑8000块钱，配套的推车却要12000元，而同类非医用推车，1000块钱足够了。管伟立的办法是直接配备个ipad，连推车都省了。一辆收纳病人脏衣服的污物车，在国内买3000元，管伟立从台湾采购，900元一台。

事实上，尽管管伟立讳莫如深，但记者从医院员工处得知了康宁最有特色的盈利模式：管伟立曾经亲自和医院的每一个合作药商谈判，希望找到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以药养医是医疗业公开的秘密，不仅医院要靠药挣钱，医生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销售药品。目前公立医院的药品价格采用顺价作价法，也就是在进价的基础上顺加点，比如进价10元，加价15%，就是11.5元，但实际上，有大量药品却绕过医院，给医生20%一30%的回扣，如此一来，药价仍然是10元，但医生能获得2～3元的非法收入，医院的收入却被截断了。

管伟立采用的办法是，保持药品与公立医院同等价位，由医院直接与药商谈判，降低进货价格。同时，将降低价格产生的额外利润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医生，如此一来医生和医院的收益都得以保障，也让医生收入合法化了。

14年来，康宁的业务量增长从来没有低于30%，每年都以30%-55%～的速度递增。去年，单温州市康宁医院总部，就达到1000余万的净利润，1.5亿的营业额。管伟立称，未来康宁医院将达到10多个亿的营业额。事实上，今年以来，康宁医院已经引入中外两家医疗投资公司共计数千万美金的投资，并计划未来五年内走向资本市场。

管伟立对康宁的未来有十足的信心。“和公立医院比，康宁的科研是有差距的。他们付出一分的努力，我要付出十分。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有量。”

管伟立所指的量，就是康宁接纳病患的数量。从去年年底开始，康宁医院开始在温州周边地区开设直属连锁，包括温州市的苍南县、永嘉县、平阳县、乐清市以及丽水市的青田县都开设了连锁医院。在温州市之外，他打算走堵漏补缺的思路，哪里精神卫生资源缺乏，哪里的精神病医院办得不好，康宁就开到哪里。如果加上这个量，那么康宁品牌下的床位可以达到2000张。这个数量，在精神病院里可名列全国第一。

管伟立的目光也不仅聚焦在地市级的扩散，还计划向精神卫生领域的高端医疗进军，目前的第一站考虑设在北京。康宁的设想是，要开一家私密性好，规模小，服务质量堪比五星级宾馆的精神卫生中心，专为富人服务，将由高端的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服务。

随着康宁越办越大，管伟立希望把康宁打造成一个百年医院。所以，必须他认为要有一个足以代代得以传承的院训作为精神的延续。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酝酿，新的院训终于确定为：敬佑生命，谦卑服务。管伟立说，中国人传统的“求医”理念和医院目前的普遍“官办”性质，都让医者高高在上，他希望能通过“谦卑服务”这四个字，能够让员工始终记住医疗是个服务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