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性的公共管理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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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网络时代，协作性公共管理（collaborativemanagement）是公共行政的新兴领域。协作性公共管理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中心—边缘”社会治理，政府间的协作也被赋予更多新内涵，协作既存在于强调政府层级的纵向环境中，也存在于参与者是地方并代表社区内多种利益的横向环境里。[1]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叙事

追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渊源，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圭尔认为协作性管理理论演变脉络主要有三种：古典的管理范式协作机制、网络管理和美国“合作的联邦主义”。但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可从反思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系谱尤其是整体性治理的协调观，并上升到网络管理的高度来探讨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演变脉络。

（一）反思传统公共行政

古典的管理范式协作机制建立在通过等级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命令以及分散的组织实体内部的管理来进行的协调之上（Manadell1988）。阿格拉诺夫和麦圭尔指出，协作性的公共管理处在从传统官僚体制的概念到后官僚体制的范式转变的前沿，传统官僚体制强调对工作的金字塔型的控制以及使工作最大限度地专业化，而在后官僚体制范式中，建立在市场式的训诫之上的新的交易形式取代了外部的监督。[2]巴顿引用州际协议实践经验来反思传统公共行政，他指出，州际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科层控制，它提供一种州政府间的“权力共享”（sharedpower）的途径。[3]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政府和公共机构将公民当作客户来积极回应，要求公共服务机构具有效率和效能。但埃瑞•维戈达（EranVigoda）质疑这种回应性忽视将公民看作伙伴关系并开展有效协作。

因为回应是对公民需要的被动、单向的反应，而协作则代表一种更为积极的、两方或多方的双向参与活动。协作代表着一种价值观，每一位参与者都不是纯粹的仆人或主人，而是公共事务舞台上的参与者。[4]当前流行的新公共服务机制构建，越来越注重解决除效率、效能外的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的公平配置等主流民主行政价值，越来越注重由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组成的各种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战略的提出，正是顺应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对“科层制”和“回应性”等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挑战和超越。

（二）整体性治理的协作观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应对政府治理上出现的“碎片化治理”（fragmen-tationofgovernance）困境，西方主要国家掀起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改革运动,旨在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5]在整体治理理念中，协作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希克斯曾于2004年将整体性治理分为协调、整合和相互渗入（increasingclosenessandmutualinvolvement）三个阶段：协调阶段指向于政策议题纳入考虑、政策对话、联合性政策规划与制定；整合阶段则注重联合性执行，并构建无缝隙规划（fullyseamlessprogrammes）；相互渗入阶段通过深入合作，逐渐走向策略联盟、同盟或合并。[6]从希克斯的整体性治理阶段观可见，在整体性治理过程中协调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事实上整合阶段也以协调为主，即“实际行政或执行时的协调”。笔者认为，希克斯的整合性治理中的协调观，和阿格拉诺夫和麦圭尔认为美国“合作的联邦主义”作为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来源的观点是相符合的。阿格拉诺夫和麦圭尔甚至认为，美国“合作的联邦主义”及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政府间关系与管理，在联邦矩阵内运行，可能是最持久的协作性问题解决模型。[7]因此，协作性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中的协调实则内容差异并不大，作为整体性治理中的根本治理机制和深层协作内核，是实现“碎片化治理”的重要解决之道，更是实现政府治理工作逐步走向整合和策略联盟的重要路径。

（三）网络化治理与政府协作

作为政府治理系谱创新模式和整体政府的大范畴之一，网络化治理（Govern-mentbyNetwork）被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认为是公共部门管理的最新形态，他们指出，网络化治理象征着世界上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和公民选择等四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将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性与协同政府充沛的网络管理能力结合起来，然后再利用技术将网络连接在一起，并在服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8]周志忍认为，“网络化治理”和“跨部门协作”（Cross-agencyCollaboration）同属于整体性政府的大概念之内，而合作的“跨界性”是整体政府的核心特征之一，跨界又有多种表现形式：同级政府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9]

尽管存在整体性治理或网络化治理孰为最新理论的不同见解，但笔者认为，就地方政府协作性公共管理而言，网络化治理更有利于突出地方政府的深层次协作形态，因为在数字化信息时代，网络化治理更多地表现在公共行政机构借助于网络平台开展公共服务。整体性政府的提出，是理论和形式上更加形象和完备，但在实质和内容上则需要网络化治理来涵盖和实施，而无论是整体性政府或网络化治理，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或监督环节，无一不涉及到协作性公共管理。因此，笔者认为协作是公共管理的魂，是突破传统公共行政桎梏，打造整体政府实现公共服务网络化的灵魂。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协作性管理”

指横向与纵向协作活动的相互重叠活动的统称，公共政策制定与行政的横向环境，包括由非政府组织、私营机构和区域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地区间的资源；在纵向管理中，城市政府在州和联邦政府的政策与管制框架内运作，同时有权使用可以利用的资源。[10]

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协作性公共管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作结构类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构成的协作性关系构成，是中外学者研究协作性管理的重点。Agranoff认为有四种协作结构：信息网络、发展型网络、向外拓展型网络和行动网络。[11]奥兰•扬在世界公共事务治理体制中区分为四类协作体制：管理体制、程序体制、项目体制和开发体制。[12]阿格拉诺夫和麦圭尔认为协作性管理类型主要有：Cityville（基于辖区的管理）、NothingHill（节制的）、Vertville（自上而下的）、BargainCity（接受捐赠的）、Centerville（保守的管理）以及Richburb（满足管理）等。[13]这六种类型的本质是强调地方与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等多种组织共同采取战略行动。对基于辖区的城市来说，“多重裂缝”的机制是改善治理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对政治过程复杂性的一种简单描绘。[14]

（二）协作性管理活动。协作性管理活动所涉及的面比较广，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Kicker和Koppenjan将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解为三个活动关系：干预现有的关系、重构关系以及通过建立共识和共同解决问题来深化合作的条件。[15]Agranoff和McGuire提出取代传统公共行政中POSCORD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四个阶段：即激活（activation）、定位（framing）、动员（mobilizing）、综合（syn-thesizing）。[16]阿格拉诺夫和麦圭尔主要关注城市中组织间链条的范围和复杂性，从纵向链条、横向链条、合伙人和活动间的链条三种层面指出，纵向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关于例行的、日常的基础问题的解决（Agranoff,1986,1-2）；考察横向的协作性管理的是多维度的（ProvanandMil-ward,1995）；许多城市与合伙人战略性地接触，在协作链条的构成上存在显著的差异。[17]

（三）政府协作政策。由于认识、权力和资源碎片导致的公共治理危机，相伴而来的是政策制定与碎片化。针对信息封闭和政策制定与执行“山头现象”等政策碎片化情况，麦斯•普朗克学派认为政策网络是协调的理想制度框架。该学派认为，政策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分化的环境，科层的协调已经失灵。在政策网络中，公、私行动者形成网络来交换彼此互赖的资源，以现实共同的利益。[18]网络作为协作结构最紧密的协作组织形式，协作政策制定和执行必然成为协作性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阿格拉诺夫和麦圭尔从运行特征的角度来描述协作政策工具：直接供应、规劝，命令、补助和内生工具，并通过计算推断，内生工具使用与协作相关，规劝工具使用（在更低的程度上，命令）与低度协作相关。他们指出，对所有的纵向和横向的活动类型来说，城市所采取的规劝工具越多，协作水平就越低。[19]

三、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博弈均衡分析

在协作过程框架中，纵横两向的协作都伴随着各方利益的博弈，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都有表现。综合文献资料，笔者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博弈均衡过程归结为三个阶段：首先经过谈判阶段，包括正式的讨价还价和非正式的意见交流。讨价还价实则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在各参与方讨价还价过程中，由于存在非信息对称问题，讨价还价往往是一种动态博弈过程，直至达到协作性契约。[20]第二阶段是协作机制建设，成本分摊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考量因素。奥利佛•威廉姆斯认为，由于契约具有不完整性，通过交易成本一体化能达到完全契约产生的结果，即降低成本和产权分配导致效率。[21]科斯定理Ⅲ指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因此交易成本的降低还需要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来进行。第三阶段是资源配置阶段，主要考量收益分摊。在合作博弈中集体理性的实现以个体理性的满足为条件。[22]因此，政府协作问题是如何在不违背个性理性的条件实现集体理性，即通过均衡的分配方案，实现集体的利益最大化。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总结中西方学者对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观点，笔者有三点体会：

一是公共行政学者对公共行政最新范式的探讨从未停止过。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一度被国内比较多学者认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扬弃。但治理理论尤其是整体性治理的出现，被认为是融合公共服务理论的更高层次。尽管孰为最新范式未有定论，但整体性治理提出的协同政府等理念确实是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式。

二是协作性公共管理并不介入最新的公共行政范式之争，而是贯穿于公共行政和治理理论等理论范式发展过程中的整体环节。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还是整体治理理论，都无法离开协作链条的衔接。

三是政策博弈视角是研究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有效方法。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研究涉及府际关系尤其是合作关系，研究对象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民等关系编织而成的社会公共网络，各类网络关系的利益出发点并不一致，利益的差别必然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差异，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协调和规制。

基于利益、行为和制度的逻辑来研究协作性公共管理，实则是一种政策博弈思维，有利于从全局掌握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本质，有利于寻求整体性治理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协作网络政策。展望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有三个趋势：首先，未来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模式，更趋向于网络协作模式发展。政府网络协作模式的构建，不仅要考虑融合纵横协作的公共行政实践，还要考虑打破科层制的桎梏，更要为协调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参与而引入网络化治理，因此网络式协作性公共行政更加能体现整体性治理的思维，更能使各方提供的公共服务协调一致。其次，协作应更加注重利益协调和资源配置，尽量从规避人们的风险偏好、理性和经济等人性角度出发，建立包括谈判协调机制、协作信用监督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长效协作管理机制，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为协作性公共行政的开展奠定制度基础。

最后，协作性公共行政思维应体现在具体的协调控制范畴。协作不仅仅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而要成为一种可执行的计划方案，如何更好地操作在协作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协作不能完全游离于政府整体协同的体系之外，协作应充分体现公共服务精神，而协作的成效最终由协作评价机制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