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代宫苑园林游乐生活中的女性及其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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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汉时期，宫苑女性身份层次数量，为商周以来诸朝之最。在差不多所有由女性参与的宫苑游乐生活中，作为男权社会的最高代表的帝王成为了活动的主导。宫闱之中的女性常被诸多的行事规范所约束，但在宫苑游乐生活中，她们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汉代宫苑女性所参与的游乐活动，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种，即在君王日常闲暇的伴游和在特定岁时节令时的以祈福禳灾为目的的游乐。由于身份的差异和际遇的不同，她们看待游乐活动的态度或者参与游乐的目的和行为也有较大差异。

关键词:汉代；文化传统；园林艺术；宫苑；女性；游乐生活；艺术形象

中图分类号：J501文献标识码：A

古代社会中的宫苑女性似乎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她们同帝王和士大夫阶层一样有足够的闲暇，无物质生活上的忧虑和困扰，但在精神生活中却充满了矛盾，表现为一方面主体意志受到严肃的等级秩序的强化和约束，另一方面内心世界却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寂寥。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她们在游乐活动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体味着不同心境的生活。有的人或许有资本过着颐指气使、呼风唤雨的尊贵生活，甚至能专宠一时；而多数人却不得不终生仰人鼻息、委曲求全，过着卑微和殷勤的服侍生活，有时还难逃被愚弄和玩乐的遭遇。在宫廷这一等级森严的特殊环境中，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生活状态和命运的归宿。她们注定要将有限的生命或青春消磨在宫苑空间中，游乐或许是她们排解压抑，释放性灵的途径之一。历史上宫苑规模最为恢弘广阔的时期在汉代，宫苑游乐活动，恰恰如一面镜子，反映出当时宫廷女性们生活中的悲欢。

一、汉代宫苑游乐中的女性

西汉时期，宫苑女性身份层次数量，为商周以来诸朝之最，呈典型的金字塔式格局。除皇后外，仅在妃嫔中就依次有婕妤、娥、容华、充衣、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十个级别。汉元帝时，一度达到十五个级别。处在宫廷上层的女子在这种生活中往往志得意满、放浪形骸，陶醉于被宠幸的荣耀和感官的欢愉。妃嫔之外的宫女则处于后宫社会的最低层，她们身份低微，只能迫不得已地为人驱驰，甚至强颜欢笑，充当被愚弄和戏耍的对象。身份层次的划分越多，下层宫人在劳务上的负担就越重，心理上的压抑就越大，无助感和悲戚感就越浓重。妃嫔层次和数量之多，致使宫人即使位居妃嫔，都可能终生难得宠幸，无奈只好在深宫独守寂寥，香消玉损。昭君出塞，画工弃市之结局，或许便是此种情形的真实反映。此事在《西京杂记》中有载：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巳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1］（P.44）

至于那些终日劳作的下层宫女的精神状态，更是可想而知。

史书和古记小说中所记述的宫苑女性的游乐行为常常由君王主导，由她们自主的游乐活动颇不多见。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许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宫苑女性日常生活存在大量的游乐活动，但与帝王相比，身份和地位的卑微使得她们的行为并不值得史官记录。另一种可能性是宫中女性的游乐行为受到某种规范的约束，只有在陪伴帝王时方得游乐。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社会生活的主宰权和话语权落入男性手中。历史的撰写也转到以男性在公共社会活动的事迹记录为主。事实上，西汉初年直至文帝时，宫苑女性的行为还没有得到特别严格地规范，以致当时大臣周昌奏事时，“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2］（P.399）。所谓“帷薄不修”，《大戴礼记》中曰：“大臣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足见，当时宫中妃嫔行为尚无太多严肃的繁缛规矩。但自汉代儒生董仲舒的治世思想被接纳后，以“三纲”为基础的社会和人伦秩序渐趋稳固。在等级森严的宫苑生活中，女性的行为即有可能遭到严厉的约束。相应地，她们的生活也自然不会常常见诸史官的笔端。正如E.M.温德尔所言，“在传统历史内存在着女人的历史:婚姻史、恋爱史、孩子史、服务史、眼泪史、被遗弃史、自豪史、希望史―――几乎都同一个配偶有关系,而很少由自己、由她们的计划和观念来决定”。［3］（P.40-42）事实正是这样，在差不多所有由女性参与的宫苑游乐生活中，作为男权社会的最高代表的帝王成为了活动的主导。宫闱之中的女性常被诸多的行事规范所约束，但在宫苑游乐生活中，她们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

二、汉代宫苑女性的游乐空间

宫闱之中的女性游乐活动空间范围主要以当时的宫苑为主。关于汉朝的“宫苑”，周维权先生解释道，“宫苑”是对当时皇家园林的普遍称谓，主要有两种不同类别，“宫”常常建置在都城和近郊，山池、花木均有人工经营，主要形式体现为以宫殿建筑为主体，山池花木穿插其间，“宫”与“苑”浑然一体；亦有在宫中将山池花木扩大为独立的园区的，呈“宫”中有“苑”的格局。苑则是建置在郊野山林地带的离宫别苑，常处于天然山水之间，呈“苑”中有“宫”格局，这类园林功能复杂，具备游憩、居住、朝会、娱乐、狩猎、通神、求仙、军训、生产等多种功能。［4］（P.63）

女性始终是宫苑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主体，人数众多。据说，明光宫是汉武帝出于求仙得道的目的而营建，曾“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满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随补之”。［5］（P.260）关于后宫女性的居住状况，张衡的《西京赋》说：“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鸾。”这是武帝时的后宫八区，后来又增加至十四处，因而班固《西都赋》中又说：“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成、安处、常宁、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掖庭是宫中妃嫔和宫女居住的场所，李善所注班固的《西都赋》引《汉官仪》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传为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中也说：“汉掖庭有丹景台、云光殿、九华殿、呜鸾殿、开襟阁、临池观，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汉时，设掖庭令来统一管理后宫的生活及赏罚之事。汉代后宫之中，最为尊贵的是皇后的居所，如未央宫椒房殿。汉成帝时，赵飞燕专宠，封为皇后后居住在昭阳殿，“兰房椒璧，其中庭彤朱，而庭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函兰田壁，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5］（P.196）足见其居所的富丽堂皇。

妃嫔们各自的居所已然是“宫”和“苑”结合的园林空间，日常的燕游活动是可以想见的。但位于城外郊野的离宫别馆，却是更大更精彩的游乐所在。西汉武帝在位时扩建的上林苑曾经是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恢弘壮丽的园林景象和丰富多样的奇禽异兽成为理想的游乐佳地；东汉时期的永安宫、濯龙园、西园和南苑等宫苑也是重要的游乐场所。宫苑中的游乐活动之盛，还在于其本身各种建构要素的丰富性。这些吸引人的要素既有山水、植被、鸟兽等物质要素，又有礼乐庆典、技艺娱乐等人文活动。

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就是一个集诸要素为一体的大型游乐空间，它的面积极为广阔，是终南山和九山的南坡，苑内有灞、、泾、渭、酆、、潦、等关中八川，以及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大壹池、郎池等十处天然湖泊。此外，还有昆明池、影娥池、琳池、太液池等人工开凿的池沼，总体上构成了丰富多变的园林景观格局。《西京杂记》中这样描绘太液池的动人景致：“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箨绿节之类，菰之有米者。……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鸿动辄成群。”［1］（P.13）又有言：“旦露池西有灵池，方四百步。有连钱荇、浮根菱、倒枝藻。连钱荇，荇如钱文；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沉波下，实细薄，皮甘香，叶半青半白，霜降弥美，因名青冰菱也；倒枝藻者，枝横倒水中，长九尺，如结网，有野鸭、秋凫及鸥来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缯网也。亦名水网藻。”［6］（P.126）上林苑既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植物，又有大量的人工栽植的树种。在这些树种中，有用材树木，如松、柏、桐、梓、榆、柳、槐、杨、檀、楸、柞、竹等，果木树如桃、李、杏、枣、栗、梨等。不少名果异树由远方进贡，总计三千余种之多。

上林苑中还蓄养奇禽异兽以供观赏，兽圈建在宫观旁边。《洞冥记》一书记载了外邦进献的奇禽异兽就有：文犀、花蹄牛、驳骡、细鸟、百足蟹等。同样，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也记外邦进献异兽，“汉武帝时，大宛之北，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之皆走，名曰猛兽。帝见之，怪其细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即低头著地，帝为反观，见虎如此，谓欲下头作势，起搏杀之。而此兽见虎甚喜，舐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搦鼻下去，下去之后，虎尾下头起。此兽顾之，虎辄闭目。”［1］（P.35）此兽之奇异形貌和怪异举止，在当时无疑会吸引人们的好奇心，引来众人观赏毫不奇怪。《汉书・外戚传》曰：“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8］（P.405），清楚地说明当时后宫妃嫔常有机会临场观看斗兽活动。

上林苑的水上游乐设施也很齐备。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宫北，未央宫西南。池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等；又“影娥池中，有游月船、触月船、鸿毛船、远见船，载数百人”［6］（P.134）；旦露池中有转羽舫、逐龙舫、凌波舫等。可见当时游乐设施和游乐规模之盛。从船只命名上，我们可以明晓其游乐用途，甚至令人联想到后宫女性在太液池中的丰富的活动内容。另外，“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楼橹，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盖，照灼涯。”［1］（P.204）可供万人乘坐游戏的豫章大船，上起宫室，就是这一类船只。最初用以教习水战，后来极可能也被用于游赏之用。

苑中尚有各种台、观，有的用于通神明、候灾变，有的则用于观看表演。犬台是养狗和跑狗之所；射熊观是射熊和观胡人搏熊的地方，平乐观是观看角抵表演之处，走马观为马术表演场，类似此类功能的还有鱼鸟观、蚕观、白鹿观等。

三、汉代宫苑的女性游乐活动

汉代宫苑女性所参与的游乐活动，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种，即在君王日常闲暇的伴游和在特定岁时节令时的带有祈福禳灾目的的游乐。

（一）日常性燕游

在帝王的日常性游宴中，宫人的乐舞活动构成了欢快的氛围。汉初高祖刘邦之戚夫人颇多舞乐之才能，善鼓瑟击筑。文献记载：“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彻云霄。”［1］（P.8）汉武帝宠幸一位年方十四，名叫丽娟的宫女，也十分喜爱擅长歌舞。《洞冥记》中说她“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也。帝常以衣带系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裾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6］（P.135）

荡秋千，也是汉时宫人喜爱的娱乐形式，唐代时又被人称为“半仙戏”。唐人高无际的《汉武帝秋千赋》云：“秋千者，千秋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因此，可以认为是秋千游戏乃产生于汉代宫廷的说法之一。

不少文献中还记载了室外以亲水为主的游乐活动。上林苑中的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所开凿的，以象越昆明国滇池，用以教习水战，名曰昆明池。《三辅故事》中说：“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P.299）在汉武帝的授意下，宫人们还乘舟弄月，此事在《洞冥记》中有载：“帝于望鹄台西起俯月台，穿池广千尺，登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专宠一时。《拾遗记》中记：“帝常以三秋闲日，与飞燕戏于太液池，以沙棠木为舟，贵其不沉没也。以云母饰为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桂为。以观云棹水，玩撷菱蕖，帝每尤轻荡，以惊飞燕，令飞之士，以金缆云舟于波上。每轻风时至，飞燕殆欲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裙，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曰：‘妾微贱，何复得预缨裙之游。’”［9］（P.138）此事，亦见诸《三辅黄图》。

汉昭帝始元元年在上林苑开凿了琳池，这里成为当时宫苑女性十分钟爱的乐处。宫人们在此戏水采莲，《拾遗记》和《三辅黄图》中有着十分生动和翔实的描述。其中《三辅黄图》中记：“（琳池）广千步，池南起桂台以望远，东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治病，宫人贵之，每游燕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为衣。或折以障日，以为戏弄。帝时命水嬉，游燕永日。”［5］（P.323）《拾遗记》更详细地记载琳池中“亦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千叶，根浮水上，实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昭帝和宫人们毕景忘归，乃至通夜，还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织手兮折枝荷，凉风凄凄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9］（P.128）

东汉初平三年，素以荒淫著称的汉灵帝，组织的宫人戏水的活动更加放荡。他在西园建起千间裸游馆。在裸游馆中，乘船游漾，他“使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夏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供裸浴。”［9］（P.144）在这种游乐活动中，宫人们受人操纵，宽衣露体，俨然成为满足汉灵帝猥亵淫邪之欲望的。

（二）岁时性游乐

《西京杂记》里的一段文字，载录了汉高祖妃嫔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对于宫廷生活的回忆。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在汉代宫廷中，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岁时变化紧密联系。

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

上巳祓禊的习俗早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就已盛行，乃是承袭早期氏族社会的男女求偶野合活动。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侍坐章》)汉代时，无论宫廷和民间都有上巳祓除的风俗，以致“官民皆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之矣。”蔡邕认为这正是源于上述古俗：“《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溪，盖出于此也。”(蔡邕《月令章句》)此处所言“张乐于流水”，正是宫人们的祓禊活动。

西汉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型，至汉武帝时期，在宫苑陈设中已经出现牵牛和织女的艺术造型。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中都提到昆明池中左牵牛右织女的塑像设置。有学者认为，至迟在东汉时，七夕节风俗已经形成。东汉崔的《四民月令》提到：“七月七日……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祈愿，三年乃得。”［10］（P.58）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细节，汉高祖与戚夫人在舞乐结束，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爱”的行为。“五色缕”极可能是光耀五色的地河的象征。《西京杂记》还记载了此日在未央宫中的另一种活动，“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1］（P.17）因此可以认为，在西汉初年，以牛郎织女爱情故事为基础演化出的七夕风俗和相关娱乐活动已然成熟。

重阳节之名在战国时也已出现，佩茱萸，食蓬饵，饮酒的习俗也可以在战国时寻到痕迹。屈原所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即可为证。至少可以认为，在西汉初年，除登高之外的重阳习俗也以稳定。汉高祖和戚夫人的岁时行游乐可以视为整个汉代宫苑女性岁时游乐的一个缩影。

四、游乐生活与汉代宫苑女性形象

自古以来，宫苑的游乐生活常常被视为帝王荒废政事、贻害误国的根源之一，为人所诟病。因此，游乐活动中的女性也就顺理成章地背负上了魅主误国的恶名。在历史话语中，她们甚至被称为“牝妖”［9］（P.146），后妃专宠，使得君王荒废政务则被称为“妖幸毁政”。这种主流评价观念应该来自于人们对夏、商、周三代末主之荒淫误国的警醒。对于女的是非评价，似乎在汉代的一部传记――《列女传》中昭示无遗。

这部专事记载女性人物的传记，提到了三代时期几位祸乱宫苑的女性。她们是夏桀之妃――末喜、殷纣之妃――妲己，以及周幽王之妃褒姒。其中，关于末喜和夏桀的宫苑生活，这样描述：“（末喜）美于色，薄于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缠绕）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1］（P.254）荒淫之状，由此可知。而夏桀不纳诤言，不思悔改，最终落得被商汤放逐于海，死于南巢之山的结局。商代纣王的宠姬妲己的宫苑生活更是浮糜。纣王为取悦之，甚至到了“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的地步。从而在宫中，“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收珍物，积之于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闲，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11］（P.257）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对这一情形作了相近的描述。［12］（P.105）纣王甚至荒唐到残忍地炮烙直谏之臣，换取妲己之笑。武王灭商后，斩妲下场可悲，被斩头悬于白旗，视为亡纣之女。周幽王取悦妃子褒姒的做法更其荒唐，“驱驰弋猎不时，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11］（P.260）以致丧失民心，诸侯叛离，最终幽王被杀于骊山，褒姒被虏。

以上三位女性的宫苑游乐在人们的口碑中，毁誉居多。宫苑女性的游乐行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愈来愈与骄奢淫逸、惑乱国政等评价联系起来。然而即便像春秋时的西施这样以贤良美貌著称的女性，配合越王勾践复国之谋的主要表现，也是通过迷惑吴王夫差沉湎于宫苑游乐而荒疏国政，以致使其最终覆国。吴王为了宠幸西施，为其大兴土木营造宫苑。《述异记》记载说：“（这些宫苑）周旋诘曲，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夫差做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吴王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宫），铜钩玉槛。宫之楹槛皆珠玉饰之。”［13］（P.5）据说，西施擅长跳“响屐舞”，夫差还专门为其建“响屐廊”。

国家的强盛和衰落的缘由应归因于多种因素，断非仅因宫苑女性之魅主惑君。但是类似于上述女性在宫苑中的奢靡游乐生活，却在中国正统道德评判意识中，被视为荒淫可鄙、背离伦常的丑陋行径。尤其是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会在整个社会中被盲目效仿，导致淫逸萎靡的风气。针对汉武帝营建苑囿，聚宫人游乐，东方朔就曾规谏他曰：“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千门万户。木土衣缇绣，犬马被缋。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奇怪。撞千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佚，事之难也。”［14］建构在这样一种对宫苑游乐生活的主流评价观念之上，使得参与宫苑游乐的女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被染上了妖媚不经、荒唐的色彩。但是通过对汉代宫苑女性游乐活动的史料分析，我们却可以在这种看似类型化的女性中梳理出几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由于身份的差异和际遇的不同，她们看待游乐活动的态度或者参与游乐的目的和行为也有较大差异，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女性位居妃嫔，希望通过陪侍君王游乐达到专宠擅权和尊贵的地位。

前文中涉及的高祖时的戚夫人和成帝时的赵飞燕即为典型。她们面临后宫围绕权力和地位的倾轧，选择主动应对的态度。希望通过立嗣或专宠稳固自身地位，伴随君王游乐似乎只是她们借以实现目的的手段。由于后宫中计谋叵测，时运转换，她们的命运变得起落多舛。戚夫人虽然长袖善舞，在汉高祖死后，却无力自主命运。母子先后惨遭吕雉的毒手，落得斩去手脚，剜眼、聋耳，禁入窟室的悲惨结局。而赵飞燕以相貌和舞姿专宠于成帝后，位居皇后，但因自己不育转而疯狂摧残其他有育宫人，以致“生下者辄杀，堕胎无数”。最终在汉哀帝死后，被王莽追究罪行，自尽而死。被汉成帝渐渐疏远后，“何复得预缨裙之游”的哀怨，或许已经预示了她人生后期的孤独落寞。

第二类则是那种遵从妇德人伦，谨慎持重的宫苑女性。

相比媚惑君主的妃嫔，她们远离宫苑游乐，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庄重贤淑的美名。汉成帝时的班婕妤不但文学造诣颇高，擅长诗赋，更是一位主动远离宫苑游乐的女性，《汉纪》中曾记到：“初，上游于，尝欲班婕妤同辇载，辞曰：‘观古之图画，贤圣之君皆有贤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褒姒之幸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15］东汉明帝时的马皇后，也素有贤德之名，曾被太后称赞为“德冠后宫”。据说她能诵《易经》，习《诗》、《论语》、《春秋》，略记大义，听言观论，摘发其要，能从容而推心置腹地回答太后有关政事的问询。她所以有此美誉，不但因为她在学识上的过人之处，或许还与她远离宫廷享乐有关，文献记载“（她）性不喜出入游观，上时幸苑囿、离宫，辄谏诤，辞意甚美，上纳焉”。［15］《后汉书》是这样说的：“帝尝幸苑囿离宫，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侧，请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是以游娱之事希尝从焉。”［16］（P.407）马皇后的做法与那些缠绵君侧、争宠斗艳的妃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成为贤德女性的代表。

最后一类则当属那些在宫苑中默默无名的宫人，尽管她们诚惶诚恐，殷勤服侍，有的却终生难得宠幸。

非独如此，她们在游乐活动中还常常成为被戏耍的对象，甚至被粗暴地折磨。东汉灵帝裸泳馆中，那些被故意覆没水中，显露肌体的宫人，只是满足帝王淫欲的工具。汉代礼法规定八月人――即为宫中选秀，“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16］（P.400）她们多数在芳华妙龄离开家乡，或许有富贵荣华之愿，更可能满含舍家离亲之痛，多数人被迫在宫中强颜欢笑，虚度年华。那些不幸卷入后宫权力之争的，命运更是叵测难料。有的宫女遇上昏聩变态的主子，甚至遭到残忍野蛮的迫害。西汉江都王刘建就曾如此对待宫女，“宫人女子有过,辄裸令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从狼啮杀之,建观而笑之；或闭人令饿死。凡杀人无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与禽而生子，令宫人与羝羊及狗交”。［14］宫人在这样的宫苑中，毫无安全可言，更何谈人生的幸福、快乐和做人的尊严？

五、结语

汉代的宫苑建设规模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也因此促生了游乐活动的繁盛。在后宫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女性成为男权社会中帝王生活的附庸物。但是身份的等级划分，又使得她们本身分化出不同的群体，由此导致在宫苑游乐活动上的态度和担负角色的不同。在日常性燕游还是在岁时游乐中，不同身份的宫苑女性体味着不同的人生悲欢。多数女性只是用来营设欢乐气氛的背景，甚至成为被取乐、玩弄和摧残的对象。长期以来，受男权中心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影响，人们给参与宫苑游乐的女性贴上了祸国的概念化标签。然而，细致客观地分析史料，却会让我们对宫苑游乐中的女及其形象有更深入地认识，从而能够改变僵化的观念和评价的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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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汉］司马迁(著).史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南朝梁］任(著).述异记(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汉］荀悦(著).前汉纪［M］.(卷十一)(明嘉靖本四部丛刊史部).

［15］［晋］袁宏(撰).后汉纪(卷二十五)(明嘉靖本四部丛刊史部).

［16］［后汉］范晔（撰）.后汉书（卷十上）［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