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缸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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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山背后的外婆家，是我们那山前山后小有名气的“缸罐世家”，祖祖辈辈都会做缸罐，一直传承至今。

母亲嫁到我家，缸罐手艺自然也跟着母亲来到了我家。

自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望着母亲做缸罐长大。那时的我刚好高过母亲的膝头，看见母亲做缸罐，认为是很好玩的事，总会在母亲和泥巴、做缸罐时，多脚多手去捣乱。无奈之下，母亲只好用裹被强行把我捆背在身上，继续做缸罐。

稍微懂事以后，母亲常安排我帮她打下手，搬泥巴、挑水、和泥巴、打泥墙。我才明白，做缸罐全是泥巴活，任何一项都不轻松，又灰又累。尤其是母亲，等到一茬缸罐做完，全身衣服已被泥浆溅成了“黄军装”，灰头土脸的，就像个战壕里钻出来没戴军帽的女兵。所以，我常抠块泥巴，离开母亲，捏泥人、塑小动物玩。直到母亲一遍又一遍大声喊我，甚至发火，我才闷闷不乐回到母亲身边，听母亲使唤，帮母亲做事。

母亲做的缸罐有两种。一种是口小底小，比我还高，像个孕妇，大腹便便的缸。这种缸一般用来装粮食，或是酿糯米白酒。另一种口大底小，则像个圆桶形向天呼叫的高音大喇叭，常用来装水或是腌肉。两种缸都是“大家伙”，不论装什么，还得从头到脚打三道篾箍，才不会被胀烂，才能安全使用。

母亲做的罐很多。油罐、盐罐、腌菜罐、煨罐、单边罐、双边罐，七大八小，只要人家订做的，母亲都一一能做，尽量满足父老乡亲们装这盛那的要求。母亲交易的方式也很灵活，能买的收钱，无钱的用粮食、蔬菜、木头、竹子换，只要是农家有的，都可以物换物，或是换个工折算成钱互抵也可。特别是那些“一石头冲进屋撞不响缸罐”的穷人家，母亲总是说:“做缸罐是手头上的泥巴活计，多忙忙就在里头。”所以，母亲经常把那些缺了口，像掉了颗牙不碍大事的缸罐白送给困难户将就着使用，赢得了父老乡亲的口碑。

母亲做缸罐也经历过一波三折。20世纪6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母亲从外婆家带来的缸罐手艺成为“割尾巴”的对象，车床、泥掌等一切工具全被没收。那些年月，母亲的“泥巴才艺”得不到展示，仿佛是莫名其妙地被剜去了心，割去了肝，好像是做错了天大的事，变了个人似的，少言寡语，低人一等，令母亲抬不起头。

岁月伴随着母亲在“集体活、慢慢磨”中进入了70年代，全村人因一年苦到头，“分红”钱太少，牢骚满腹。为了寻找生产队的收入，队里出台了一条鼓励手艺人“搞副业”的“土政策”，允许铁匠、铜匠、银匠、木匠、篾匠、泥水匠、劁猪匠外出施展才艺，每月包交定额的钱回生产队买工分，再由集体按工分统一分粮，分红（钱）。母亲又可以重整旗鼓，重操旧业，在完成包交生产队的任务后，还能打下埋伏，悄悄卖些缸罐，赚点“额外收入”，贴补家里的油盐钱，供给我上学的书纸笔墨钱，让我顺利升学。

三中全会“忽如一夜春风来”。时间的年轮驶进了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仿佛被捆绑多年手脚的母亲，终于被释放，可以在“天高任鸟飞”的春光下，施展自己的“缸罐手艺”了。农忙时，全家人在母亲的指挥下耕种庄稼；农闲时，全家人在母亲的“领导”下做缸罐。家里一年四季都有泥巴的味道，都有做缸罐的车床声、泥掌声响个不停，屋里的每个角落都堆放很多加工好待烧、待卖的缸罐，家成了作坊、加工场。

每逢赶街天，母亲常歇下手里的活计，组织全家人，用背草的大花篮背着缸罐，翻山越岭到猫街、狗街卖。两三年下来，家里就驴打滚翻了几个身。可是，子大不由父，女大不由母，哥哥姐姐们都向往山外精彩的世界，一个个像羽毛长硬的鸟，飞离乡村，远远地打工去了。单打独斗的母亲年过花甲，做缸罐也只能像老奶奶绣花，当好，能做多少算多少了。

后来，我在城里结婚成家，母亲不得不忍痛割爱，丢下“伟大”的缸罐祖业，来帮我带孩子。来时，母亲还带来了一个煨罐、一个双边罐。那个煨罐由于液化灶火力猛，没用几年就破裂漏水，被我当垃圾扔了。那个双边罐则一直被母亲用来腌菜，搬了好几次家，妻子都舍不得丢掉，学着母亲用来腌咸菜。

至今，双边罐已成了我家的古董，仍像母亲一样健在。因为，它是母亲的化身，母亲的绰号叫“双边罐”。

选自《乡镇论坛》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