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在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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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

1915年，赵元任获得哈佛大学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到哈佛研究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赵元任继续研究语言学，选修了葛然简教授的《言语学入门》，还选修了梵语。他经常去麻省理工学院听中国朋友讲方言，并向他们学习。1941年到1946，赵元任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加入美国国籍。1946年，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简单地回电:“干不了。谢谢!”赵元任沉默寡言，待人和蔼可亲，很少发脾气，但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却发过一次脾气。当时，中国学生杨联陞自清华大学毕业后申请哈佛奖学金，哈佛只给杨入学许可证，但是杨如果没有奖学金就无力念哈佛。赵元任为此向学校经办人据理力争，对方固执地不肯变通。赵元任很生气地说：“这种学生不收，那么哈佛还收什么人？”在赵元任的争取下，哈佛给了杨联陞全额奖学金。

杨联陞

杨联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求学哈佛，五十年代成为世界汉学界一流学人。他治学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任赵元任助手，与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谊兼师友。1947年，他最终决定留在哈佛任教，就是听了胡适的英文电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胡适还说过，等杨联陞回国时“北大仍旧要”。杨联陞执教哈佛几十年，仍心系故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说：“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周一良认为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旧式的读书人”。1990年，哈佛大学为杨联陞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

陈寅恪

陈寅恪向来只求学问不求学位，早在13岁时就到日本求学，之后到瑞士苏黎世学习，1913年到法英等国游学。1919年，30岁的陈寅恪来到哈佛大学，师从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以及佛学，前后两年半。陈寅恪在美国，据其好友吴宓讲有两大豪举：购书和请客。“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请客方面，陈寅恪一般去的饭馆都是醉香楼。这家中式餐馆并不大，但店内器具摆设及餐具，完全是中式的，使来者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1924 年，赵元任拟辞去哈佛大学中文教职，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聘。管理该教席的主任有意让陈寅恪接任，赵元任于是写信询问正在柏林大学学习的陈寅恪。陈寅恪幽默地回信说：“我不想再回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梅光迪

梅光迪六岁随其父攻读四书五经，十四岁中秀才，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1911年，在见到梅光迪名列清华学校留美学生名单时，其好友胡适在日记中曾用“狂喜不已”来形容自己的高兴。1914、1915年间，梅光迪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时，克莱恩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指着白璧德的新著《现代法国评论大家》对同学们说:“这本书能让你们思考。”梅光迪从此对白璧德的思想生出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为了能够聆听这位新圣哲的教诲，梅光迪1915年秋转学到哈佛大学。在白璧德的启发下，梅光迪认识到，中国必须以冷静、理智的态度，使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相映生辉。在疾风暴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梅光迪等人以《学衡》为阵地，介绍古希腊的学术文化著作，介绍白壁德等人的思想理论以及孔孟伦理，试图以此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危亡。作为文学革命之争的老对手，胡适先生曾坦诚地说:“文章无敌手，只怕宣城梅。”

张光直

1954年，张光直从台湾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著名学者莫维斯教授看到这个亚洲学生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也不记半字笔记。而到了考试时，这个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证据翔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班里有一个天才青年。文化人类学大家罗克曾称赞他说：“快要在我们系里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真了不起，十年来在人类学系里读博士的学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试时，他对各教授问他的各问题，答得那么应对如流，对理论对事实，都能把握得那么精深正确；不到半小时，大家都认为不须再问下去，于是都起来和他握手道贺。现在我们已经内定了聘他在本系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论文后，即正式发聘书。” 在哈佛的执教生涯中，张光直几乎独立一人培养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生，这些学生目前正执掌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重要大学的教席。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李润权评价说：“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杜维明

1961年，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的杜维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的资助，到哈佛大学留学，最终获得博士学位。1981年，他开始任哈佛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哈佛设置有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杜维明起初教的是西方课程。十几年前，他向校方提出开设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因为学生太多，先后改在梯形教室和大礼堂上课，学生还是坐不下。最后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剧院讲课。在剧院的第一堂课上，两层圆形讲堂满满坐着六、七百个学生。杜维明对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他们倒很有兴趣地来听杜教授讲，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杜维明长期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96年接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我们的关怀在东亚，在中国。”他接任社长后，增加了来哈佛的中国内地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