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写作教材改革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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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之子课题“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中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语文本体有所缺失，语文知识较为薄弱，内容选择较为随意，教材编排缺乏梯度，教材设计脱离实际。第二，针对上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设想，包括教材编写理念，教材内容和教育编排的改革设想。在教材内容方面，又分为教材内容总体改革设想以及阅读教材、写作教材、语文知识教材和文言教材的内容的改革设想。第三，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理论依据，有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等。

本文对中小学写作教材改革展开探讨。中小学写作教材存在什么问题？主要是：仍在写作知识传授、技能训练中兜圈子，没有夯实写作的基础――阅读，忽视写作的全程训练和思维训练，没有形成科学的写作训练系统。关于写作教材的改革，本文提出以下一些设想，就正于大家。

一、从以写作客体为主转变到以写作主体为主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材以写作客体为主，着力于写作知识传授、技能训练，现在应该转变为以写作主体为主，着力于学生学作文与学做人的完美结合。

我国传统的作文教学轻视知识。鲁迅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说：“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1]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的语法学、修辞学、文体学等理论知识被引进中国，作为现作理论的基础，成为作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人们认为，作文教材的主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把写作知识转化为写作能力。这样一来，就为“暗胡同”装上了“电灯”，使学生从“暗中摸索”转变为“明里探讨”。也就是说，达到了作文教材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不错，有些技能是直接由知识转化而来的，要训练技能必须先传授知识，但写作技能却不完全是这样，它们往往是通过实践，在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然后再通过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自觉掌握、日臻完善的。写作知识只起辅助作用。过去，写作教材之所以饱受诟病，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误区，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文教材把重心转移到写作技能训练，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写作技能。当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然而，经过一二十年的惨淡经营，人们沮丧地发现：写作教学效率并没有提高。原因何在呢？其实，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只会打折扣，不会超过增多（如果说或写的时候马虎就要打折扣）。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一封信如此，一部小说一首诗也如此。”[2]这就是说，作文不仅仅是技能问题，而关系到学生的人文素养。写作所需要的健康人格、健全个性、良好态度等，不是仅靠技能训练所能获取的。只注意技能训练，忽视对学生的人格、心灵的培养，必然导致作文教材劳而寡效。

现在，人们终于达成共识：解决作文教材的问题，关键在于尊重写作主体。作文最本质的功能是“对话”，是书面语言交际。作文是学生用语言文字向他人、向社会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是学生与他人对话，与社会对话，与自然对话，与自己对话。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学生发现、认识自我和周围的世界，认识真理、把握规律，为明确具体的社会目的服务；学生不断地丰富与发展自我，使模糊的感觉变得清晰，浅薄的思想变得深刻，粗糙的情感变得细腻。作文是学生人性的表现，人心的自然流露，是学生人生的“史记”，学生可以在写作中校正精神航向，提升人生境界。作文促进做人，做人又促进作文，学作文与学做人同步共振，实现良性循环。因此，作文教材的重心应从写作知识传授、技能训练转移到写作与学生身心发展的有机结合。

二、坚持写作与学生身心发展的有机结合

社会的需要、作文知识技能的逻辑体系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历来是制约写作教材的三大要素。在这三大要素上不能走极端，必须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着眼点来取得平衡。写作教材必须跟学生的身心发展结合起来，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语言发展的规律来设计教材。

比如小学作文教材，就要顺应与引导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将小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表情达意变成写作内容。吃喝、玩乐、学习是小学生生活中的三件大事，那么就把作文与这三件大事结合起来。指导小学生写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写跟小伙伴一起游戏，写一堂音乐课。要求小学生自由自在地用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在这过程中，小学生回顾、思考和审视了自己，对自己和周围事物加深了认识，身心由此获得了发展，同时，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至于中学作文教材，由于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跟小学生处于不同阶段，中学生的生活内容同小学生也差别不小，因此与小学生作文教材势必不尽一致，但编制的理念、方法同小学作文教材是一样的。

这里需要说明，作文教材联系学生生活，这生活并不局限于学生个人的小天地，还指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生活，国外的生活，乃至想象中的生活。只不过这些生活都是学生所能认识、理解，并有所感受、体验的，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学生的生活。只有教材所联系的学生生活丰富多彩，才能使学生在写作中受到多方面的锻炼，从而促使身心和写作更好地发展。

还需要说明，有人可能认为发展学生身心是各门课程的共同任务，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才是作文教材的基本任务，这里如此突出学生的身心发展，是否“不务正业”？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不是。发展学生身心，确是写作教材的一大任务，但在发展学生身心的同时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更是写作教材的基本任务。关键在于，如上文所说，不发展学生身心，只依仗写作知识、技能，不可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只能把提高写作能力寓于发展身心之中。再说，坚持写作与学生身心发展的结合，绝不是忽视写作知识技能。上文说过，写作知识技能是制约写作教材的三大要素之一。毫无疑问，写作教材必须编排写作知识技能的逻辑体系，以帮助写作能力的养成。有些教师倡导的，以学生的身心发展和生活为经，以写作知识技能为纬，来构建写作教材，不妨一试。

三、注重写作过程，突出思维训练

我国写作教材一向注重文体训练，比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的写作；又注重写作的结果，对起草前的构思和起草后的修改都不太顾及。由于忽视写作的全程训练，严重影响到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据《西方写作理论、教学与实践》一书介绍，程序法“这个模式在目前的美国写作教学实践中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它“是对传统的重视语法、形式等教学法的挑战，旨在把注意力从评价、评估形式的产品转向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写作过程，在学生的写作过程中――预写活动、思考、酝酿、研究、讨论、构思和修改等――帮助他们”。[3]英国的写作教材也非常重视写作过程的讲解。按写作前、写作中、写作后修改等步骤，进行详细引导。俄罗斯的写作教材过去重视文体训练，现在把写作过程训练与文体训练结合起来。我国叶圣陶先生则重视学生写作的全程训练，他指出写作前要有准备：“在实际生活里养成精密观察跟仔细认识的习惯”，“养成推理下判断都有条有理的习惯”，“养成正确的语言习惯”；[4]写作中要正确地审题、认真地选材、合理地布局，把要写的、该写的都“想清楚”，再把“想清楚”的内容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在表达过程中还要调整和丰富已经“想清楚”的内容；写作后要仔细修改，审核并修订所“想”的是不是周妥，所写的是不是同“想”的一致等等。20世纪30年代于在春先生实验过写作全程训练的“八步指导法”，叶老称赞说：“这个办法非常好，因为它真正着眼于训练学生的思想和思想的合理表达。”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写作教材曾经重视写作全程训练，可惜没有推广开来。

从叶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写作全程训练是与思维训练结合在一起的。叶老在1962年写的一封信中说：“通过写作关，大概须在思想认识方面多下功夫。”在他看来，“写一篇文章或一部书，像说一番话或者做几次连续的演说一样，是一连串的思想过程”：酝酿、构思、打腹稿的阶段，是思想萌发、成熟、定型的过程；把已经定型的思想用文字表现出来的阶段，是思想得到进一步整理、因而更加具体化条理化的过程；至于到最后的文字修改阶段，那无非是在某些想得不周妥、不准确的地方再做必要的调整、充实、修正而已。因此，他说：“学习写作的人应该记住，学习写作不单是在空白的稿纸上涂上一些字句，重要的还在乎思想。”[5]

朱光潜先生的看法跟叶老不谋而合。他说：“语言的实质就是情感思想的实质，语言的形式也就是情感思想的形式。”“就我自己的经验说，我作文常修改，每次修改，都发现话没有说清楚时，原因都在思想混乱。把思想条理弄清楚了，话自然会清楚。”[6]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就指出，在所有作文能力训练环节中，整理思绪、组织构造文章、培养思维能力是中心环节。这开作文教材“以思维训练为中心”的先河，叶圣陶、朱光潜两位先生无意中继承并发展了梁启超先生的主张。

我国作文教材长期忽视思维训练。不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展智力的旗帜下，思维训练曾经风行一时，但未能持久。也有教师始终坚持思维训练的试验，尤以“非构思作文”教学模式最为著名。“非构思作文”以思维训练为核心，致力于建立写作思维操作模式，已经编出教材，但愿它能不断完善，逐步推广，并期望有更多不同风格的思维训练教材问世。

四、坚持读写结合，以读为写的基础

过去写作教材的一大缺陷是没有充分发挥阅读对写作的促进作用。其实，阅读对写作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从阅读中可以吸收思想、获取知识，以陶冶心灵、充实写作内容；可以领悟写作方法技巧，以提高写作本领；可以练习衡量文章优劣的眼力，以利于自己写作；可以养成熟读名文、品味语言的习惯，使自己的语言不期然而然近于完美。读写结合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原则。

张中行先生指出：“学作文，必须先学会精读。”“正确的方法，由要求方面说是了解文字意义之外，还要把文字所含的思路条理和语言条理印入脑中，成为熟套的一部分。想做到这样……就要读。起初要读慢些，出声不出声均可，但要字字咬清楚，随着词语意义的需要，有疾有徐，有高有低，口中成声，心中体会思路和语言的条理，尤其是前后的衔接。这样读两三遍，熟些了，放下。过几天，再这样读两三遍，随着体会的渐变为容易，速度可以稍快。过几天，再……直到纯熟，上句没读完，下句像是冲口而出为止，像是冲口而出，这是语言的熟套已经印入脑中，到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会不知如何表达了。”[7]

朱光潜先生也指出：“最简便的办法是精选模范文百篇左右（能多固好，不能多，百篇就很够），细心研究每篇的命意布局分段造句和用字，务求透懂，不放过一字一句，然后把它熟读成诵，玩味其中声音节奏与神理气韵，使它不但沉到心灵里去，还须沉到筋肉里去。这一步做到了，再拿这些模范来模仿（从前人所谓‘拟’），模仿可以由有意的渐变为无意的。习惯就成了自然。入手不妨尝试各种不同的风格，再在最合宜于自己的风格上多下功夫，然后融合各家风格的长处，成就自己一种独创的风格。从前做古文的人大半经过这种训练，依我想，做语体文也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法。”[8]

当然，除了精读还要博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写作是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的，而学养又须以大量的阅读为前提。

眼下，一是阅读量不够，二是阅读不得法。在中小学12年中，有没有指导学生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精读了100篇美文？不能说绝对没有，即使有大概也很少。我国写作教学效率低下，一大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有人不仅看不到这一点，反而怀疑读写结合的原则，认为读写结合会导致学生作文的公式化、概念化。不错，有人在读写结合问题上走极端，搞机械模仿，读什么就写什么，单纯从形式上着手，生搬硬套，这样久而久之，作文就千文一面、万口一词了。不过这里所倡导的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模仿，把名作化为自己的营养，然后用以写自己的文章，学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只是借鉴人家的写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赵树理先生所说，“看人家的文章说自己的话”，对人家的写法可以斟酌损益、取长补短。茅盾先生说“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在模仿中就有创造。模仿由多到少，创造由少到多，模仿就逐步过渡到创造。

叶圣陶先生说：“果能善读，自必深受所读书籍文篇之影响，不必有意模仿，而思绪与技巧自能渐有提高。我谓阅读为写作之基础，其意在此。”[9]这跟朱光潜先生说的“模仿可以由有意的渐变为无意的”，意思是一样的。无意的模仿不带有机械模仿的弊端，甚至在写作时把读过的文章忘得干干净净。由无意的模仿更易达到创新的目的。

读写结合的原则必须坚持。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课题是：怎样提高教材的质量，引导学生的阅读既得法，又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奠定学生写作的基础。当下急需做的，一是选出100篇名作，并指点精读的方法和步骤；二是规定博览的篇目和书籍，并指点略读的方法和步骤。祈盼这种教材早日问世。

五、构建“一主四副”写作教材

在一般人印象中，写作教材就是包办每学期六次或七次整篇作文训练。其实不然，这只是写作教材的主系统；理想的写作教材还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副系统。

与生活结合的系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写生为主，临摹为辅。这些名言都说明写作结合生活的重要。有些著名的作家被称为“生活的书记官”，带个笔记本，随时记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现在不少学校的学生都备有练笔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记下来，当自己生活的“书记官”。叶圣陶先生说过，学生如果能从小养成写日记的习惯，那么写作无须特意训练也能过关。黎锦熙先生也说过“日札优于作文”。对学生练笔的指导应纳入写作教材。

与阅读结合的系统。比如写读书笔记，包括读后感、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点评等；又如改写、扩写、缩写、续写、补写等。这不仅有利于阅读，也有助于写作。不少学校已经这样做了，问题是要提高质量。写作教材应对此加强指导。

与口语交际结合的系统。跟外国写作教材相比，我国写作教材对口头作文掉以轻心，不太重视。俗话说：想得好才说得好，说得好才写得好。特别是小学、初中，坚持先说后写，不仅减少写作的难度，增强学生写作的自信心，而且发挥说话的长处，锻炼学生快速组织语言的能力。此外，有助于作文吸收新鲜、活泼的口语，使作文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当然，书面语与口语有区别，书面语比口语更简明、周密和典雅，应重点训练书面语，但写作要与口语交际结合，这一点毋庸置疑。

与综合性学习结合的系统。在所有综合性学习活动中，都少不了写作，甚至以写作为重点。由于综合性学习有综合、自主、合作、创新等特点，一般以写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居多，所以综合性学习中的写作，往往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写作，自有其长处。写作教材自然应对它予以眷顾。

“一主四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理想的写作教材。

参考文献

[1]鲁迅.二心集・做古人和做好人的秘诀[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0.

[2]叶圣陶.答章熊[A].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1.

[3]祁寿华.西方写作理论、教学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65、66.

[4]叶圣陶.拿起笔来之前[A].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458，459.

[5]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A].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25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42.

[6]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88.

[7]张中行.怎样读[A].张中行.作文杂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57-58.

[8]朱光潜.资禀与修养[A].朱光潜.谈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5.

[9]叶圣陶.答张自修[A].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