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扩招时期高等教育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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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础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高考生源的绝对数量也处于下降的趋势之中，“僧多粥少”的问题日益明显，因生源减少而带来的高校间的激烈竞争或将显现，高等教育将由稳步发展转向在竞争中发展。应对这一问题，高校自觉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一，应树立危机意识。由于生源状况的变化，目前表现在高职院校和私立高校中的“第一志愿率低、报到率低、弃学率高”等招生困难的问题，将会逐步波及大多数地方高校，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地方高校要有清醒的认识，及时制定适当的预警计划。第二，应着力于提高教学质量，提升高校的美誉度。扩招以来，高校最容易引起人们诟病的就是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地方高校尤为严重。因扩招导致的教育资源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教育教学质量。针对这种状况，地方高校要努力提升教育质量，以较高的培养质量，重塑高校的声誉。第三，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培植生源基地，努力稳定生源。
在高校扩招时期，“做大”几乎是所有地方高校采取的战略;而在后扩招时期，“做大”的可能性受到了抑制，因此，“做强”将成为多数高校不得不选择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来说，“做强”就是高等教育应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内涵发展”是一个涵盖教育价值观、教育体制机制、教育质量的多维度概念。第一，从价值维度来说，应重建大学精神。在高等教育扩招时期，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导致大学精神被经济利益所遮蔽，追求可见的经济利益成为许多高校的首选目标。于是，规模扩张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常用的手段。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条件是资源的扩张。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除了通过增加预算内拨款的方式，还通过发行国债、允许高校贷款和提高学费等方式，支持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通过这些政策的运用，长期以来制约高校发展的资金困境，获得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使高校改善办学条件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高校产生了对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同时，规模扩张过快，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也导致了办学理念的模糊、价值取向的扭曲，以及人文精神的失落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和质疑。在后扩招时期，内涵发展将受到重视。这就要求高校重新确立属于自身的纯洁的精神领地，重塑内在的精神品格，真正成为纽曼所倡导的“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担负起“智慧之府，世界之光，信仰的使者，新生文明之母”的盛名，实现高等教育的独立精神与理性思想的和谐共存。
第二，从制度维度来说，应变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体制机制的变革从未间断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改革是内涵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举步维艰的地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采取的是国家控制的模式，高等教育体系基本掌控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手中。高等教育扩张是由国家一手推动的，尽管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我国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扩大高校的办学自等);但是，从根本上说，集权制并未改变，政府对高校各方面的控制权仍然非常大。因此，在后扩招时期，高校面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国家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与创新，下放管理权限，突出高校的独立办学地位，促进高校间的优胜劣汰;高校如何加强管理体制改革，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加强教学管理，从而在竞争中获得较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是后扩招时期政府与高校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三，从质量维度来说，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观念，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育的本真应当是培养“完整的人”的活动，而非培养片面的“知识人”的活动。然而，目前重知识传授，轻人文精神的培养仍然是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弊端。要摆脱当前大学教育之“痛”———片面的“知识人”的培养，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观念。
在教育工作中要摒弃“物性”的人学观，充分尊重学生主动学习的权利。学生是主动的学习者、发展者，而不是教育活动中消极被动的适应者。高校应在平等、合作中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在对话、理解中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和谐发展。同时，还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成果产生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后扩招时期，学生的质量成为高校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学生的核心素质之一。因而，在教学与实践活动中如何培育大学生的想象力，发展创造性思维，帮助大学生克服习惯思维对新构思的抗拒性，培养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独创性，已经成为后扩招时期高校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后扩招时期高等教育将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政府主导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传统。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实行的是集权制管理，在处理B．R．克拉克所谓的“政府－市场－学术垄断组织”这一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三角权利关系时，更重视政府的直接介入。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制管理提供了一个对高等教育“遥远的、间接的”控制模式，而且这一管理模式也在美国高等教育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它的独特性和作用。然而，对于我国而言，对这种模式的借鉴，仍然仅停留在部分行政权力下放的层面。伴随着扩招的进程，我国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通过行政权力的下放，加大高校的自。但是，到目前为止，政府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的控制仍然非常严密。
尽管有学者认为“放松集权式的控制是获取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前提”，能够引导高校关注社会需求，关注市场需求，并以此为导向自主地进行制度变革，但在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依然保持着巨大的扩张冲动，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的情势下，我国高等教育的集权式管理体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间接控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比，所具有的某些“比较优势”是不可或缺的。在掌握了规模扩张与质量控制两方面绝对制动权的情况下，政府能够比较容易通过行政手段来规避扩招所带来的规模失控和质量下降问题。事实上我国从进入扩招时期开始，政府行政部门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规模、质量、效益等要素的直接干预和控制。这种直接干预和控制虽然能够保证高等教育一直运行在国家期望的轨道中，但是也带来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困扰，例如学术权利不能得到充分尊重，办学自非常小，服务社会能力薄弱等。这些问题一方面降低了高校自身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加大了高校对政府的依赖程度，疏远了对市场的关注。高校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体制内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市场的优胜劣汰。
在后扩招时期，高校间的竞争会因生源的日益减少而变得激烈。这种状况的发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政府能够减少直接控制，加大高校的自，通过市场的作用，大浪淘沙，将促使高等教育资源的重组，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使高校服务市场、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将会促进高等教育整体效益的提升。
作者：蒋文昭单位：河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