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导演叶君:现代化趣味处理传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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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报》：《我在故宫修复文物》角度新颖，当初是如何确定下这一选题的？

叶君：《我在故宫修复文物》这个选题是5年前我就想拍的，当时因为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就暂且搁置了。

5年前，我参与了纪录片故宫系列第二部《故宫100》的拍摄，当时我是分集导演，负责拍摄中轴线上的建筑。在做那个项目时，徐欢（纪录片《故宫》总导演之一、《我在故宫修复文物》监制）、雷建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制片人）已经开始立项筹划《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当时想的名字是《故宫心传》，寓意将古代文化用心往下传。《故宫》第一部和第二部都侧重建筑和历史故事，一直缺少拍摄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和那些可爱有趣的人的故事。当时雷建军带着几个学生在里面扎根数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做田野调查，并形成约10万字的调查报告。

但要办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2015年，恰逢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需要一个献礼片，这一项目得以重启。

《我在故宫修复文物》不是历史题材，呈现的是现实生活，既有文物修复技艺、也有不同性情的人，还有故宫生活细节。我们当时总结了“物（件）、事（件）、人（物）、非（物质文化）”4个字，不仅要有物件、事件、人物，还要体现故宫文化传承的情感、情怀。

这次拍摄采用的是独立纪录片常用的长时间纪实拍摄办法。三四个月时间里，不间断地纪实拍摄，团队人数最多时也就5-7人，当然这也是为了文物安全，拍摄团队不宜过大。我们与修文物的师傅们――可别觉得都是花白胡子，他们中很多是高颜值的70后、80后、90后。我们一起同吃同工作，不久便熟悉、信任起来，最终成为朋友。

《综艺报》：《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受到众多年轻人的欢迎，你和团队在创作之初是否有意识向年轻观众靠拢？

叶君：我们自己就很年轻，并不需要特意向年轻观众靠拢。我的工作可以分解开来：内容设计者+项目负责人，那么少的人（5-7人），那么少的钱（制作经费不到15万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把项目完成，我感受到的更多是紧迫感。

制作初期，我有两个初衷――让完全外行的人看得下去，让年轻人看得下去。我有9个表弟9个表妹，年龄覆盖80后、90后、00后，每年过年回家都解释不了自己的工作，纪录片离他们生活还是有些远，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这个片子并且看得下去。

《综艺报》：通过这次播出，可以总结哪些经验？

叶君：首先不要做一个对生活漠不关心的人。《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反映的是一个职业人群的职业观。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职业，每个职业都有琐碎之处，故宫的这些师傅是在教我们如何与职业相处，与世界相处，与自己相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有主题，这是我最早观察到的和想表现的，而不是后来热议的工匠精神。当然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家喜欢看、有打动自己的地方就好。

其次是把传统内容做现代化趣味处理，做出既现代又传统的感觉。我们背着唐诗宋词长大，但也坐着地铁高铁成长。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精彩内容，不经过现代趣味处理，可能大家真的久而久之就不看了。我们必须想办法让80后、90后、00后、1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像看韩剧、日本动漫、美剧、英剧那样去追。

第三是把专业性的东西做到通俗易懂。这也是我大学毕业的论文方向。我上学时不太喜欢本专业的课程，总去旁听其他系的课，翻过一套丛书《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很受启发，每一册都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向外行讲解本专业的知识。清华建筑系、美院的讲座我也经常去听，平时也喜欢看工艺美术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书，应该说我的运气很好，把大学以来感兴趣的东西都融入到这样一部片子里。

《综艺报》：是否预料到《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在B站、豆瓣等平台受热捧？是否有团队运营？

叶君：很惭愧，我平时看纪录片不多，看书和文学作品比较多，所以无法预料。《我在故宫修复文物》在网上火爆，没有团队运营，原因很简单――没钱。片子在网上得以传播，说明国人对高质量的文化消费是有需求的。

《综艺报》：《我在故宫修复文物》目前是否收回了成本？主要有哪些收益方式？

叶君：据我所知应该没有收回成本。卖给各大视频网站的价格极低，3集总共万元左右。纪录片在中国只能叫行业，不能叫产业，这个行业缺少产品经理。

《综艺报》：未来是否会拍摄第二季或其他衍生节目？

叶君：这是一部四方合作的纪录片，央视、故宫、投资方杭州潜影以及制作方清影工作室。第二季目前还没有规划。衍生节目和电影，杭州潜影在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