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华的《活着》看现代性与精英文学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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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所著的长篇小说《活着》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坛引起热议的重要作品，其中对生命本体的刻意忽视和具有社会学口述史研究性质的叙事特征，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与话语方式也成为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路径探索的重要对象。本文立足于对余华小说文本的探索，旨在探寻当代精英文学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意义；先锋性试验；生存；现代派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008-01

《活着》一书语言平实，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极少运用文学渲染手段，大多数地方运用白描的手法，真实还原事件的本身及主人公福贵当时当地的情感情绪。然而，正是《活着》的平凡成就了其别样的动人。不同于史铁生等作家执着探索生命的意义，《活着》文本中甚至刻意忽略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探索。乡下农民福贵家境丰裕时将生存的意义定义为光宗耀祖，而随着家财尽失及亲人的相继离去，随其多舛的命途而来的是生存概念的丧失和对生存意义的无视。史铁生的代表作《合欢树》及《我与地坛》中带有着明显的对生存意义和存在本质的探索及对生命自身价值的拷问，而《活着》中透露出的是对生命存在体的漠视和对生命控制的无力感。正如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无法破除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预言，并弑父娶母，最终独自流浪。《活着》中主人公福贵也拥有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力感，只能承受而别无他途。这既是一种对命运无力的建构，更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性质的解构。默认了超越人控制之外的命运便是对生存意义的解构，即《活着》全文从某种角度上理解便为生命只是某种旅程，而没有那种人为建构出来的深层次的意义。《活着》全文的叙事脉络是死亡，整篇小说的叙事线索既可以说是时间，也可以说是福贵亲人们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死亡。一向注重对农村生活描写的著名写实派作家刘恒代表作《伏羲伏羲》中也蔓延着浓重的死亡气息，但杨天青等人的死亡均是为了引发某种对生存的思考，所带给读者的是对于生命延续的终极探索。同时，《伏羲伏羲》中以明显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叙事线索，带有极其明显的哲学意味。但是，几乎同《伏羲伏羲》完全相反，《活着》中的死亡除了极力被淡化的悲剧感外几乎并不存在对人生与人性的思考，也几乎不体现对生命本源的探索，而仅仅单纯作为一种叙事内容及叙事线索而存在。正是这一点，深刻地体现了余华作品的转型，并引发了日后人们对文学叙事及内容所指与能指的探索。

迥异于余华以往的先锋性实验，《活着》中一改往日冷峻与阴郁的气氛，最大程度上减少了环境的烘托和气氛的渲染。著名先锋性实验作家代表莫言最为令人称道的作品均带有寻根文学特性，以其作品《檀香刑》、《红高粱家族》、《白狗秋千架》等中丰富的感官描写和气氛烘托及性格人物的塑造和主观洞察角度的突出，成为了中国文学先锋实验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余华作品前期与莫言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冷峻的文笔与死亡气息，鲜明的色彩感官与粗糙的线条感，苍劲中却透着写意的文字所承载的是一种思想的流动和流变。而《活着》的诞生，则彻底颠覆了余华先锋性实验写作风格。删繁取简的人物勾勒，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的色彩及生存空间的还原，连同其平淡的叙述，均与先锋性实验完全背离。摒弃了《鲜血梅花》浓烈的色彩感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强烈的主观感，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其对死亡的偏好及对生命存在意义重视与忽略并存的探索，即便这探索是从解构的角度，试图以一种生命价值体系的崩溃来从反面进行生存意义的探索。

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先锋性实验文学因其发起作家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充分发掘出生活中超现实的部分，进而在纯文学创作过程中，诠释出一种超越本质上的浓烈的氛围。或者更确切的来讲，是一种氛灵。强调抽象、反传统及联想力的先锋文学提倡打破传统的束缚，通过具有隐喻性质的空间的建构和神秘主义的崇拜表达一种具有自我意味的观感。代表人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去》通过对主人公人格的解构，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崩溃感；而其代表作《墙上的斑点》更是以一种接近精神分裂的呓语形式表达了极致的个人主观感觉。又如美国著名作家杰克・凯鲁雅克及其代表作《在路上》中对垮掉的一代的描写，以一种思维的零散和叙事的零碎形成一种气氛，与其说是被情节吸引，倒不如说是沉溺于一种气氛的营造。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是将这种气氛及精神的领悟推到顶峰。而最为著名的现代派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的均是一种对价值解体和信仰崩溃的晦暗的灰色的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及对一切神圣事物的解构，无疑与余华的《活着》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照应关系。

余华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宣布放弃先锋性实验，但其后作品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先锋性，只不过这先锋性大多剑走偏锋，以语言上的转型掩盖叙事的沿袭。余华前期的写作带有明显的技巧性，其悬念的设计、语言的选择、叙事的逻辑脉络均具有引人入胜的连贯性和盈满感。但是从《活着》开始，这种技巧性的叙事被一种平凡的叙述所取代。当线索性的叙事被现实性的叙述取代时，大多数人相信了余华摒弃先锋性实验的宣言。但是细观《活着》文本，却不难发觉其中明显的先锋性和现代性成分。首先，作者选取主题的切入点为生存与死亡。小说名为《活着》，但实际上写的仍是关于死亡的话题。其次，本文并非以一种典型逻辑展开叙事。原本为叙事主体的福贵实质上成为了叙事的客体和对象，其存在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某种思考，而并非作者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表达对于福贵的某种情感。看似现实的叙事下掩藏的是作者余华的对人文生态的关照和对哲学的思考，但这种哲学式的思考，变得不再刻意。正如洗尽铅华却依然无法完全去除某种艳丽，余华看似冷眼旁观的叙述并不能掩盖其深刻的思想关怀。再次，成文思路的转变造就了余华写作风格的转捩点。《活着》是一种以文本本身为主体，而将思想性搁置一旁的文章。即文本本身的建构是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先有形而下的文本，再有形而上的思考。这种行文思路的转变，表现了余华写作风格的全面成熟，更在深一层体现出了先锋性实验作家整体对先锋性实验途径的探索的思考。《活着》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其实还是现代性的延伸。

但从相反的方向理解，余华的这种转变与传承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精英文学家对文学现实与生活常态的思考。王朔对精英文学和精英体系的解构客观上说明了殿堂文学的终结，而究竟文学该向何处去仍成为争论的焦点。先锋性实验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文学哲学化的思考，而不断发展的非主流、实验性戏剧等具有行为艺术性质的表现形式亦成为当下值得热议的潮流。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形式逐渐被冷落，青春文学大肆横行的今天，如何重拾精英文学的精神家园，成为文坛关注的重要问题。文学的失落客观上代表着民族信仰的流失，流失了生活信仰的人便如同最初败光家财的福贵，生活的全部意义为生存，没有生存的目的，即活着本身是目的也是方式。而遭遇了人生一系列变故后与老黄牛相依相伴的福贵，看似依旧没有生命的意义，但是希望大多诞生于绝望之中，如同福贵自己的那只绝处逢生的老牛，是福贵自身的一种写照，即生命最大的意义其实在于感激。生命中的那些亲人存在的终极价值，就是他们的陪伴及有他们陪伴的岁月。不再追求终极的意义，是因为作者已经洞悉，所谓的终极就是不存在。

探索精英文学的出路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是类似于余华的返璞归真的写作方式无疑也为一种途径。余秋雨的《千年一叹》、贾平凹的《秦腔》等厚重的叙述是选择，李碧华《生死桥》、张小娴《飞鸟与鱼》中深重的宿命感也是选择，王安忆的《长恨歌》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城市史描写亦是出路。而真正的出路则不可知，或者《活着》中对生存意义的留白，就是最终的答案。

参考文献：

[1]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