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出版人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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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出版人要成为出版专家，最应该掌握的专业知识，应该是关于书的“版本研究”。文章从版本与大师、版本与经营、版本与选家、版本的混乱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出版人 出版专家 版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称出版人为杂家，是相对于专家而言的。其中的“杂”，一般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说，出版人的知识结构更强调以博取胜，也就是说，如果专家的优势在一条线上，那么杂家的优势就应该在一个面上。比如胡适先生是一位学术专家，他主张的知识结构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而王云五先生是一位出版家，他主张的知识结构是“为学当如群山式，一峰突出众峰环”。显然二者之间存在差异，胡适强调学识的基础扎实而“一峰高耸”，王云五强调学识的“群峰环绕”。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需求。

其二是说，出版工作的定位，不应该是一个学术研究部门，更应该是一个文化服务部门。一部书出好了，不是出版社学术研究得好，而是它为专家服务得好。这个服务，包括了解、甄别、选择、加工、包装、运作等，许许多多的出版工作，确实很杂啊！在这一层意义上，称出版人为杂人，似乎更准确些。也就是打杂的人，端茶送水的人，跑前跑后的人，服务于专家的人。沈昌文先生早就说过，出版的主旨，就是为专家服务；入了这一行，就不要再想做什么专家了。王云五先生更早就说过，做出版就像开饭馆，出版人就像是一个厨子，目的只是端出精彩的菜肴，以享食客。你看，他们的观点都落在“服务”二字之上！

说到这里，出版界的精英人士，以及一些投身此中的有志青年，可能觉得有些丧气，怎么能这样降低我们这个行业的地位呢？其实一个行业的地位，并不是由它的行业属性决定的，而是由一些优秀人才的出色工作创造出来的。所谓“行行出状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杂乱的日常工作中，找到出彩的地方，做出优异的事情。其实王云五、沈昌文等人并不否认出版界会产生出版大家、出版专家，他们自己就已经达到那样的境界。王云五先生说得更生动，他说如果将出版比喻为饭馆，将出版人比喻为厨子，那么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因此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权力。显然，这里的“名厨”就是出版家。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个出版人，如何才能跳出复杂、庞杂的平庸或曰消极状态，跳出杂人、服务生一类低端的职业特征，使自己成为出版行业中的“名厨”呢？或者说，在杂与专之间，出版人具有哪些共性的追求呢？出版行业的“专”，更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出版人要成为出版专家，最应该掌握的专业知识，应该是关于书的“版本研究”。这项知识与学院派的版本学有相通之处，但不尽相同。学院派的版本学出于纯学术的目的，而这里所说的关于书的“版本研究”则在学术研究之外，还会考虑读者、成本、市场、价值等因素。它的内容远比学科意义上的研究要丰富得多。

一、版本与大师

回顾百年出版，如果要把一个个出版家列队比较，看谁的水平最高、谁的成就最大，我们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呢？有人说要看他的学术水平，有人说要看他主持的出版社规模，有人说要看他挣过多少钱，有人说要看他编过哪些好书。这些标准都有道理，但以我的观点，最终出版大家、出版名家，甚至出版大师的比较与认定，还是落脚于版本研究的水平上，那样才更有意义。

在出版界，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先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何以得到这样的荣誉呢？有人说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规模大、挣钱多，那么今天有许多出版社挣钱也很多，他们的主持者就是“大师”了么？显然不是。除去张元济先生的文化理想、文化贡献等评价之外，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他是一位研究版本的大师级人物。他对商务印书馆的两大贡献，都与版本相关。一是建立涵芬楼，也就是东方图书馆。他亲自到民间、到日本去访书，购买珍稀版本，成为商务印书馆编书、出书、研究书的重要资源。后来王云五先生编《万有文库》等大套丛书，许多版本都是取之于斯，受益于斯。另外，王云五先生的理想，也是要将这些好版本翻印出来，再构成千万个图书馆，使之遍布祖国的城乡大地。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在空中飘浮，仿若云雾，持久不散。这是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惨剧。日本侵略者认为，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看出版的价值，看出版人的价值，看版本研究的价值，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元济先生在版本研究上的另一个标志，是他60岁退休后，整理典籍，成就巨大。他的贡献包括四大工程：《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张元济先生的工作价值，可以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媲美。说张先生是以私家身份来完成的，而明、清那些都是皇家敕修。王绍曾先生说，张先生是“继乾嘉校勘大师王、钱之后，在史学上贡献最大的一个人”。顾廷龙先生说，张先生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即使清代何焯、卢文、黄丕烈和顾广圻等校勘学名家，亦有所不及。说得最厉害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写道：“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1]

当然，有这样的贡献，也与张元济先生深厚的版本学知识有关。197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先生的《涉园序跋集录》，王云五先生为之作跋。其中回忆道：“菊老平素智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张元济先生是说，自己在版本学上的造诣，是可以称天下第一的。所以说，出版家的作为，首要之点，一定在版本上，不然大师何以成为大师呢？

二、版本与经营

对出版而言，我们还应该看到，版本是一个出版企业的生命线。我最近研读《王云五全集》，读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故事，它的衰落与复兴，竟然也与管理者对于“版本”的认识与运作水平有关。在1963年之前，“台湾商务印书馆”一直由总经理赵叔诚主持工作。赵先生是财务管理出身，他虽然保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一脉未坠，得以生存下来，但是却不是一个懂得图书版本的出版家，他眼看着馆里多年存留的“版本库”，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它们。

1964年，王云五先生77岁的时候，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职务。不久他宣布，在最近两年内，集中精力研究此前商务印书馆的老版本，集中精力重印这些书。到第三年，再创编新选题。为此，王云五先生从《万有文库》入手，这套书数量有4 000册之巨，当时在中国台湾已经很难找全。如果全部重印，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成本太高、有些书的内容已经过时等。怎么办？此时王云五先生手边还残存一套《万有文库》，他开始逐本审阅。在100天的时间里，他每天审读4个小时，总共用掉400个小时，最终选编出1 200册，构成一套新的文库。他为新文库取名《万有文库荟要》，这也是为了模仿《四库全书荟要》的称谓。当年《四库全书》共出版75 000余卷，《四库全书荟要》选取其中19 000卷出版，恰好占到总规模的四分之一；王云五先生做事最看重传统，他此番从《万有文库》4 000种书中选取1 200种，构成《万有文库荟要》，恰好占到原文库总规模的三分之一弱，也算是对前人承继之心的一种表现。结果《万有文库荟要》首印600部，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售出400部。后来又拆零销售50部，同时套装销售仍在继续，到第三年，库中仅有数十部存货了。1965年，王云五先生又将老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初编》出版缩印本，一共印了400部，不到半年全部售罄，登记请求再版的读者还有一百多人。接着又辑印《丛书集成简编》，共计860册，也印了400部；1966年，王云五先生又从老商务《汉译世界名著》数百册中，选出200种，构成600册，推出《汉译世界名著甲编》，还有《四部丛刊续编》600册，《小学生文库》600册，等等。

到了王云五先生执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第三年，他践行前面的约定，组织出版了新的丛书《人人文库》，每月出版20册，一直出版到1974年，总共出版了近1 600种，而这其中依然有四分之三的品种取自老商务印书馆的老版本。此后，王云五先生对于老版本的研究与出版丝毫没有减弱，陆续在中国台湾出版《注音幼童文库》100册；复刊《东方杂志》；重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涵芬楼秘笈精选汇刊》十巨册；编印《宋蜀本太平御览》；编印“国学基本丛书”400种；整理出版《四库全书珍本》；重印《东方杂志》全部旧刊50卷，等等。

正是在王云五先生这样的“版本操作”下，“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局势迅速发生巨变。到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王云五先生去世前，“台湾商务印书馆”经过十余年努力，资本金由原来的20万元已经增长到3 000万元，每股可分配红利由王云五先生到任前的不足7元增长到近70元。这是版本的力量，更是人的力量！

三、版本与选家

综上所言，我觉得，好的出版人应该是一位会选图书版本的人，或称大选家。王云五先生是大选家，我在他的回忆录《最后十年自述》中，读到1969年5月3日，他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月会”上的一段讲话记录，那实在是一篇妙文，我敢说，今日的出版社社长，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来。王云五先生主讲的题目是“图书的历史”，其中谈到，把“文库”作为“丛书”别称，是他20世纪20年代的发明；而文库一词，最早在《宋史・艺文志》中，就有“金耀门内，有文库”。丛书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当时有一部书称为《笠泽丛书》，实际上是一部笔记，虽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真的丛书是从宋代开始，最初的名字为《儒学警悟》，其次是《百川学海》，但是有丛书之实，无丛书之名。王云五先生由此说起，开始讲述自己编选《丛书集成》的思路和做法。

我做出版30多年，少年时经历“”动乱，学习的底子没打好。后来上大学又学的理科。做出版工作后，由理及文，自觉自己不是一个好的选家，最头痛选版本、选作者的事情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一是要加倍努力学习，再就是要团结一大群选家在你身边，向他们请教。比如，我编《书趣文丛》，依靠的选家是“脉望”，即沈昌文、吴彬、赵丽雅和陆灏。我编《新世纪万有文库》，依靠的选家是沈昌文、杨成凯、陆灏、陈子善，还有一大群顾问、编委。我编《海豚书馆》，依靠的选家是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傅杰、葛兆光、孙甘露、陆谷孙、董桥。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与老师，大多是会选书的人，懂版本的人，像钟叔河、郝明义、林道群、王强、胡洪侠、止庵、王为松、吴兴文、龚鹏程、周山、梁由之、谢其章、祝勇、杨小洲、江晓原、周立民、林建法……

四、版本的混乱

最后，说一下关于版本研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首先是不尊重版本的创造性和知识产权。王云五先生晚年，曾经讲过一段版本的故事，他当初编辑出版《丛书集成》时，从三四千种古代丛书目录中选出100种，汇印成《丛书集成初编》，做了前无古人的事情。但30多年后，有一位出版家，刊印所谓《百部丛书》，不仅内容与王云五先生的《丛书集成初编》完全相同，选书的顺序也没有差别。但是书中没有半句提到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的工作。王云五先生说：“这不仅在著作权上构成侵犯，即完全撇开法律与权力不谈，在学术界的传统上和对人的道德上，是否可以如此抹杀前人的研究心力！”那个出版家是谁呢？王云五先生说大家都知道，他没有点破名字。

其次是商业化的冲击，以及眼下出版界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版本知识，不懂版本的价值，为了迎合市场，出现许多不尊重经典版本、乱改版本等现象。比如，在一些经典著作中添加或删减内容，这是错误的。有错字可以改，其他的内容实在不应该擅动，否则会造成版本的混乱。再如，乱改一些经典版本的书名，以及书中人物的名字，也是版本中的忌讳。还有，时下时兴的拼凑版图书，有按问题拼凑的，像《民国名人论什么》；有按人物拼凑的，像《某人论什么》。此类创编版本不是错，只是不能媚俗，不能乱编，否则版本的学术价值、存留价值和使用价值，都会大打折扣。

注释：

[1] 俞晓群.张元济：根植于民间的出版大师.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9-25.

（作者单位：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