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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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明显相反，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上升趋势，构成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的基础，而这的确是经典的由交换而获利的斯密式增长。在中世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严重限制了英格兰所能养活的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虽不是全部??在前近代时期仍是如此。但随着英国农业的转变，相对于生存所需的剩余增加从而使得养活日益增多的转入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英国工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生产未染色未加工的布??成为着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以适应横贯欧洲的精英们（多为领主）对奢侈纺织品的需求。但在十七、十八世纪，由于人均农业产量使食品变得便宜并使英国人口能把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大众”制造品市场 (e.g., Thirsk, 1978; Jones, 1967, 1968; John, 1965; Eversley,1967; Wrigley,1985)。
制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是通过小农家庭多元化，以纺、织来弥补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中的短缺。与此相反，在英格兰它是与谷物生产的日益高度专业化及对家庭制造业更彻底的放弃相伴随并受其促进。在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制造业在英格兰典型的不是由农民着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赖于市场的商业性牧人或奶农作为副业、或是资本主义制造商利用中部适于耕种的地区相对较宽松的劳工市场来进行。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及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不同，英国制造业者于是倾向于与直接占有生存资料的途径相隔分开，因此依赖市场并受竞争的制约。结果，英格兰农村的耕种工业单位被迫通过其生产活动之总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果是制造业为应对市场需求与比较成本的增长与变化而扩展、变化，而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是为了应对小农尽管回报率日益下降仍需生产棉布并将其售往市场以弥补其粮食短缺以确保生存。
最初，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与东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约克郡，其成长与这些地区的养羊业与奶业密切相连。相应地它不见于(虽非完全)中部粮仓地区。但因为农业劳动的地区分工由新作物与技术引进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倒转，也即过去的牧区与垦区交换工业的地点也相应地发生转移。工业生产现在与牲畜饲养和奶业一道移往中部与北部，而离开东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产日益专业化及对劳力使用与之相应的农业区(Jones, 1968)。
从十七世纪前期某一时间开始且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谷物价格的相对下降，交换率向有利于工业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动，以及最终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与9; John, 1965)。消费者于是发现他们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渐减少，并因此能够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开销上。因此而发生的制造业需求的增长将其相对于农业产出的回报率提得更高，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别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与某一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化模式。而且出现了发育完全而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里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
综合而言，英国农业劳动力在1500年仅只养活占总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万人以上的城市劳力以及可能总共18.5%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农业人口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为农业长期转化的体现及由于农业生产率不可阻挡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万人以上的城镇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以外。1800年时这些数据分别达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兰从真正意义上说已不再是农业国。
经济演化结果
彭慕兰相信直到约1800年时长江三角洲与英国经济追求的发展轨迹基本相似。然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路径导致的是衰退与危机，而同期英格兰经济则遵循了亚当斯密式轨迹。
长江三角洲
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长江三角洲经济演化在十八世纪已经表现为日益增加的马尔萨斯危机症状。如果不是十七世纪内朝代更替的战争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胀而使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与其在1620年时相同，这很可能会发生得早得多。彭慕兰忽视了这一巨大的对人口增长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于是得以从更有利的角度描绘十八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见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实是，在整个十八世纪，尽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麦，长江三角洲人均粮食产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见表三; 亦见张仲民, 1988: 163, 表4.3）。农业确实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追加的劳动力也无法再提高产量，表明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点。人口增长在长江三角洲于约1750年时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这是一个经由溺婴、向外移民及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所带来的趋势。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长率压低了大约75％，从1690年至1750年间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间的每年0.18％（见表二）。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越来越依赖市场而从事家庭制造业以勉强维持生存的长江三角洲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区域外边缘地区运来的粮食。这样边缘地区有一个受人口增加推动的集约增长过程，与在核心地区经由人口驱动的劳动集约形成的集约增长型式相平行。通过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粮食，这在长期内有助于在长江三角洲减缓人口压力。然而由于这些边缘地区的经济演化大致追随人口增长、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相同的轨迹，即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满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断下降。
自明中叶起，中国农民开发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云贵）、西北、东北（满洲）、台湾岛、以及包括长江三角洲自身在内的各处闲置的山坡、丘陵（郭松义, 1990）。在开发并占有大块土地之初，他们即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出售并能以较有利的条件提供粮食以交换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和长江三角洲一样也经历了田产规模与单位劳力投入粮食产出无可阻挡的下降，并最终象长江三角洲一样需要转入原始工业生产。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些趋势因人口增长加快及殖民步伐达到空前高峰而加剧。到了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曾是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占其总量高达三分之一的长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剧削弱，而这正是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之时(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类似的发展也可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当地粮食剩余下降了多达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张国雄1993，45，表; 蒋建平1992, 55-56）。的确，把全国作为整体来看，每人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粮食总产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该数字继续下降至19世纪，亦即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同一时间（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义 1994，47）。
长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长导致劳力集约的发展途径达到极限的表征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换条件急剧恶化，与之相伴的似乎是边缘地区粮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义,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长江三角洲小农尽其所能来增加棉布产量。但所导致的棉布供应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粮的价格下降得更低。长江三角洲明显已进入彭慕兰非常恰当地指称的“原始工业的困境”。
彭慕兰认为长江中游家庭安排妇女劳动力到家庭原始工业上是繁荣增长的象征，对他而言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过接受妇女劳动力的低回报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织”社会模式的能力；我们则认为，农民对因土地资源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及因此直接生产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彭慕兰声称“虽然参与任何一种出口品的劳动的物质回报不断下降，原产品价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够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报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织’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时会被现实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见它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当长江中游在十八世纪后期变得更富庶时更多的家庭会愿意采用。（很有点象在某些西欧国家有些时期当男人挣的钱足够可以把妇女限制于只做家务那样)”（2000：249）。很难相信长江中游地区的妇女会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妇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业相对于稻作的低回报。除非在人口压力下分田产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对家庭劳力需求降低、同时为勉强维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业中家庭劳力需求的情况下被迫如此去做。这样，整个十八世纪两湖地区农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手工业及其它非农生产上只花极少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张建民1987，58; 蒋建平1992，56），湖南农民则似乎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大量从事棉纺织业（Perdue 1987，36，246－47）。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可是当这种转移的确发生时，它所表现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识选择，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英格兰
当长江三角洲以农民为基础的经济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步入自我持续的增长。在前近代时期，曾严重困扰中世纪经济并在早期近代时期欧洲大部地区继续产生作用的生存危机被抛在后面。同时，结婚年龄提高与独身率提高的结果是生育率增长减慢，有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增加。
彭慕兰怀疑有机经济“同时继续扩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费、和增加一地工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所达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农业外劳动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实际工资增加约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这是一个同期欧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联省部分地区外）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成绩，并且为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下面将会看到，1750－1850年间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业与服务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会持续增加，生活标准及人均收入将更为提高。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1750－1850）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
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也即大致为古典工业革命时代，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演化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它们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与彭慕兰所声称的正好相反，长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严重的马尔萨斯式危机表明了其在整个十八世纪业已显示的衰落趋势已达到顶点。同时，尽管彭慕兰试图缩小此期内英格兰农工业的进步，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的确是革命性的。
工业革命时代相反的经济轨迹
长江三角洲：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
古典工业革命时代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型式是十八世纪期间业已显示之趋势的延长及其达于顶点??即农业生产率衰退、农业中由劳力集约提高产量从而弥补低生产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业中劳动集约以弥补农业报酬迅速递减的能力下降。约在1800年或更早，长江三角洲似乎已达到了追加劳动投入不再能够增加农业产出的临界点。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整个中国时所说，“所有可耕地到那时都已开垦，靠传统生产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明显增长”（1984：12，亦见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认为1780年以后，中国农业产量从整体上开始下降（亦见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结果是经济急速陷入马尔萨斯式危机。其标志是制造业产品相对粮食的交换价格下降及随之而来作为农民维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业发生危机；那些截至当时向长江三角洲提供粮食的新近开垦的较边缘地区的土地陷入生态衰退；预期寿命的持续下降；以及地主和佃农之间为土地和剩余的争端剧烈化。
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李嘉图式扩展途径接近最终极限在该地区的主要输出物棉布交换条件的急剧恶化上表现出来（张仲民, 1988：206）。彭慕兰承认长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粮食购买力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从实际上讲，这意谓着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农家为维持相同的粮食消费水准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时间，一个世纪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时间。可以断言，因为几乎别无选择，原始工业家庭勒紧腰带、延长了工作时间、并试图最大限度提高棉布产量。棉作带的农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纺织，被迫通过提高棉布产量来弥补其相对价格的下降，而这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达到，直至棉布成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行为过程只不过是加剧棉布的过剩并增加价格下降的压力，直到有时（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张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农民开始生产劣质纺织品以通过欺骗商人而增加其边际利润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民开始生产能得到较高价格的精致棉布，但这要求比一般标准大得多的劳动投入。男人也转入织布、接管织机、并只让妇女纺纱 (Bray, 1997: 225)。通过从外地购买较贵的原棉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边际利润，或通过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并接受更低的综合劳动报酬，松江农家得以获得足够的原棉去延长其棉纺织的时间以维持生存。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小农甚至开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锭纺车来寻求提高总产，因这一方法缩短了纺纱时间而使更多劳动力可被用于织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随着妇女用新锭纺纱、男人接管织机、以及购买来自华北已轧的棉花，一个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内所织之布的总匹数并因此确保生存。但为了继续用这种方式维持生存，农民在棉花产品交换价值恶化的压力下被迫减少高价大米的消费，而日益大量地以来自该区之外的粗粮为生。与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对照，到十八世纪末粗粮在一般长江三角洲农家粮食消费中占达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长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马尔萨斯式危机。
当十八世纪接近尾声、农业与工业中的劳动集约所产生的回报均趋于消失时，长江三角洲隐然更加依赖于从边缘地区的输入。但不仅是通过劳动集约和农业向新土地主要是长江中游地区拓展以确保进一步输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趋向终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获也不断显示是以地区生态稳定性为代价取得的。十八世纪中期边缘地区低地被填充意谓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此后转向丘陵与高地。农民们首先用尽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们即在其土地上种植玉米、土豆及蓝靛，由于这些作物迅速耗尽土壤肥力，农民们除了放弃已有土地另行开荒外别无选择，可预见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坏随之而来。随着森林覆盖层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层消蚀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与灌溉系统不可避免的淤塞，这又开始导致下游水稻产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赵冈等, 1995: 136-42)。生态破坏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中游地区显得最为严重，也扩展到长江下游与三角洲地区，损及浙北及长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况尤其严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总之，十九世纪完全体现出来的生态危机不仅有其十八世纪的根源，而且应被视为是该地区经济的集约与广泛性增长的整个过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积产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预见，始于1690年而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1750年以后对原始工业生产者而言不断恶化的交换条件、以及截至当时为止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的地区陷入生态危机，都造成长江三角洲的农村人口损失。这种趋势导致农民逐渐放弃价格上涨的米类而依赖于粗粮。明代，江南农民的主食主要依赖于米饭，至十八世纪中期，1/3主食被粗粮及薯类所代替(洪焕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个迹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顿的人口，它看来部分可以解释为溺杀女婴的增加，及农民迫于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下维持粮食消费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机制。由于进一步分产明显是越来越不现实，农民终于不得不开始严格控制其家庭规模。权衡确保家庭生计的当务之急与养老的长期需要，农民夫妇必须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选择，以减少分家??即把儿子赶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数量以求减少分家。长江三角洲的溺婴与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兰暗示的代表了为支持经济专业化与扩展而行的“最优化抉择”，而只是在长期的人口膨胀过程达到顶点时出现的对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准的反应。
最具有表症意义的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也许更早）时预期寿命下降。在长江三角洲各处，十五岁男性的平均寿命从世纪中叶之后下降了22.3－29.6％（刘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没有试图估计从出生开始的平均寿命）。 [3] 在边缘区安徽，男性预期寿命自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前三分之一期间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个毗邻长江三角洲的类似的“繁荣”区，相应地从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纪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太平天国大灾难期间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总结说，“我们可以将男性平均寿命的持续恶化视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清代中后期儿童与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上升……平均寿命下降与婴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来在太平浩劫推动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形成”（1990: 133; 亦见Liu, 1995a：120）。
最后，随着地价与粮价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急剧上升及平均田产规模下降至维生水平以下，长江三角洲的地主与中国许多其他核心区一样寻求“重新谈判”租佃条件，他们在削弱佃农土地安全性的斗争中寻求政府的支持以便从谷价上涨及农民对土地需求增长中攫取更多的收益。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某一时间开始，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的地主特别成功地削弱了??尽管从没有废除??佃农对田面权的拥有权利。虽然地主从未确保随意辞佃的法律权力或能力，他们成功地减少了田面权拥有者将其出卖的权利、抓住了此前归田面权拥有者与售出者的卖田费、并强化了他们自己在驱逐欠租佃农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从佃农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过压榨那些因田产缩小到低于生存的水准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劳力去支付较高地租的小农，而得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事实是这些所得存在时间很短，因为太平天国在1860年对江苏的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毁灭了新出现的状况，并留给佃农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兰：工业革命
彭慕兰主张，如果英格兰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产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与木材，而且如果其国内没有煤资源则英格兰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与拖跨长江三角洲相似的劳动集约、劳动生产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态危机。但他的论点无法令人信服。这是因为，首先，与彭慕兰所说相反，所有证据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事实上英国农业继续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内得以供养农业外和工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高为任何（至少规模与英格兰相当）其他地区无法比拟、其人口增长率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因为，不存在生态危机的证据。因为英格兰并没有潜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兰所说，它可以从欧洲内部通过贸易获得足够的基本原料供应??因此无法将其视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国农业的成就
彭慕兰关于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濒临转向劳动集约生产之论点的中心是他认为英国农业“很少……继续开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国农业生产率看起来在1750年至185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2000: 216)，结果“英国自己的粮食与肉类总产变得不足”（2000：217-18）。但这种断言毫无根据。事实上，英国农业支持整个此一世纪英国狂热的工业化过程的能力??包括总人口与其中非农业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长??或许是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也即经典阶段的标志性成绩。
1750年至1850年时期对英国农业的要求之大是无以伦比的。英国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长，此期内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胀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从控制前近代时期的低密度人口体制到一个全新的高密度人口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变得普遍的较低的结婚年龄与更强的结婚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内能靠常规工资雇佣过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这一现象本身则是雇佣工作总额中工业和服务业比例上升的结果。在日益易于由工业与服务业的工资劳动而获得抚养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纪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纪最初十年之间，女性结婚年龄从约26岁下降到23.5岁，而独身率（不结婚的比例）则从约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时，在1750年至1840年间，农业外人口／劳力占总人口比例从约55％增加到75％。最后，尽管有由人口增长与非农就业增加所含的劳力过剩的巨大趋势、以及由歉收、爆发战争、及欧洲范围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间）所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庞大压力，名义工资仍能在此期间保持与生活费用同步增长。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实际工资增加约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上升。1750年至1850年间，当长江三角洲农业陷入危机时，英国农业中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了60％，而单位土地总产出（单产）则至少增长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结果，至1850年，英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据估计已经是欧洲大陆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两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见表5下）。
表五 1750年与1851年间欧洲农业生产率水平比较
国家|1750|1851
英格兰|100|100
法国|52|44
德国|36|42
荷兰|96|54
比利时|79|37
资料来源：1750年的指数来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数来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尽管自175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一倍且非农人口比例从55％增加到约65％，进口到英格兰的小麦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计。即使到了1837－46年间，进口小麦也只占总消费量的12％。而且这一进口量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爱尔兰、三分之二来自俄国与普鲁士，基本上没有从英属美洲进口小麦。换句话说，在英国成为完全现代农－工业经济的工业革命经典时期，没有统计数字基础来支持彭慕兰的如下中心论题：一、英国农业有不足之处；二、由于农民生产者为生存的生产导向以及其农业更趋向国内市场，“欧洲大陆没有不断增加的剩余出售给英格兰”（2000：217）。事实上，一直到1860年，普鲁士与俄国的农民虽然无疑比美洲奴隶处境略好，可能而且确实被迫生产了几乎英国所有的进口粮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兰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历了日渐严重的食品短缺这看一事实看得很重。实际上，随着谷物法在1846年被废除，英国经济鼓励粮食进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竞争性的工业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粮食进口毕竟是其经济强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显然如彭慕兰所强调的那样，英国不能与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进行糖贸易。几乎所有英格兰的糖消费都依赖于从西印度群岛的进口，而且极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为糖的供应地。但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糖只占英国食品总消费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总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许要附加说明的是糖是一种可能有负营养价值的消费品。假如糖的供给被断绝，英国人毫无疑问会失去一项其极为喜爱的食品。但英国通过结合国内生产与海外进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养自己的能力不会受到丝毫影响，因为从面包确保供应一定数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证供应1000卡热量的面包价值为1.32克白银，而用以保证供应同样热量的糖价值为其两倍以上，达3.0克白银(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号给罗伯特·布伦纳的个人通信; 参Allen, 2001: 431, 表7)。
资本积累与技术变迁
除英国工业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国内煤供应所得优势之外（见后），彭慕兰 (2000: 44-67)主要通过极度缩小英格兰对中国的纯技术领先，来试图贬低英国工业在约1800年之前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工业可能拥有的任何优势与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认已发生的突破（如在棉纺织业中）的广泛意义，声称其中含有大量幸运因素，并坚持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使英国领先于中国工业的发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争论方法没有抓住要点。使英格兰工业比长江三角洲工业及欧洲工业具有优势的并不是它的技术创造性，虽然这在事实上相当丰富，而是它在技术进步发生后有能力去实行。
英格兰对长江三角洲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优势因此首先是表现在其工业的敏捷反应、及其快速连续采用来自任何地方的发明的能力。在长江三角洲，棉业扩展主要出自农民在小块田产上直接以农业生产维持生存能力的不断下降，及随后尽管其相对于农业的回报低仍必需进入家庭制造业的推动。在这一情况下，由于整个经济日趋贫困，工业单位无法超越棉业，且很少有进行投资的资源。他们因此在生产日益过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劳动接受更低生活标准为基础而承受更低的回报以求生存。这是一种对新近发展的技术吸收能力最为有限的环境。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业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是对因可支配开支额上升而增长的需求作出反应而扩展。这使得工业回报率特别是与至当时为止一直与之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相比上升（见前述）。由于其开始即依赖于市场，工业单位于是仅凭其在竞争压力下确保获得满意利润的能力得以继续生存：通过从一个行业换至另一个行业以取得最佳回报、将剩余再投资、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产效力的技术。结果是高度多样化的工业部分，其特点不仅表现为非常高水平的技艺，而且表现为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率与技术变化速度。来自国民收入的投资率由1760年的6.8%上升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与此同时，与彭慕兰暗示的相反，重要变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几个行业内，而是横跨广阔的范围，常常是经由采用首先在欧洲大陆形成的发明??不仅发生在棉花、钢铁以及能源技术行业，而且在机械工具制造、制陶业、玻璃制造业、造纸业、及一系列化学品制造业领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态危机
正如1750年后一个世纪内英国食品供应没有出现潜在问题一样，那里也没有由开始出现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态危机。这里彭慕兰完全错误领会了瓦格利的观点。与古经典经济学家相同、瓦格利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人口增长所加在土地上的压力迟早会将英格兰的无机经济带进停滞的状态。换一种方式说，瓦格利认为如果没有向无机经济（煤、蒸汽等等）的转变，英格兰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样的人口增长又取得其在整个十九世纪所达到的人均总产增长。瓦格利没有试图证明的是，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持，??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格兰处在原材料短缺的边缘，如果没有断断续续增加煤的使用，这一短缺原本将会迫使英国走上劳动集约的途径。彭慕兰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煤，英格兰就不会有它确实经历了的向无机经济的转变??而将其变为他自己的论点，即是英格兰在十九世纪前期急剧增加对煤的使用将其从经济内卷或生态危机中挽救出来 (2000: 218-19, 263, 276)。与彭慕兰之说相反，1800年英格兰远未“濒临[与长江三角洲]同样的悬崖”（2000：12）。
当然，无可否认，煤确实如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兰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煤在整个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确实比在其它任何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刚好与彭慕兰的相反：英格兰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不是代表一个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劳动集约度与内卷转化的非连续性发展，而实际上它本身表现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更好且更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机的出现（至十八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现在对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广泛的工业行业产生的对煤成本的负担能力。瓦格利自已认识到了此点，他承认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并未等待工业革命而是始于他称为“有机经济的高级价段”亦即英国经济独一无二、迅速发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纪（1998：34－57，特别是54－56）。人们只要留意长江三角洲可资利用的巨大的煤矿资源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尚未得到认真的开发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极彻底的理解。 [7]
无论如何，不管对瓦格利关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观点作如何解释与评价，都很难看出它能够支持彭慕兰独特的关于美洲作用的论点。彭慕兰断言英格兰“利用源自矿物能源而来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种新大陆资源的流入”（207）。但他从未解释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用说提供证据了。事实上的确难以看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实是，1750年至1850年间，英国经济成功地沿着十七世纪较早时就开始的途径前进，从根本上加大了其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距离。当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中陷得越来越深、并且人口膨胀结束时，英国经济继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尽管急剧加速的人口增长对其构成巨大的抵销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几乎高三倍，GDP则可能增长约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结果：生活标准问题
考虑到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历程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极为不同，如果它们在生活标准方面没有歧异的结果则反倒真会令人惊奇。
消费的商品
彭慕兰其实作了许多努力，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承认了英格兰生活水平较高，尽管他最后却断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兰对肉和奶制品的消费高得多。毕竟，中国农业中几乎没有畜牧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全为谷豆的缮食结构中（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长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摄入量来自非肉及非奶资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兰也承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住房质量比长江三角洲或实际上全中国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争辩说中国的水质量较好，但结果他的证据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对明治日本水质的描述）及某种程度上的东南亚 (2000: 36)，根本不是中国或长江三角洲。 [8]
彭慕兰的确号称在一系列他所谓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费上在两地水平相当。但他自己的证据反驳他的观点。据彭慕兰自己承认，1750年英国人均消费的糖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国人均茶消费量已比184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国人消费的茶比中国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们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数字而非彭慕兰所引施坚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数字，比较之下英国人均茶消费量更大。事实是，1800年英国人人均茶的消费比中国人在1980年代末还要大（Note？）。茶与糖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兰承认荷兰在十七世纪可能就有比中国1930年代还精致的家具，而英国在约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已超过荷兰的生活水准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兰提出英格兰的人均布产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与 Cole 1962) 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布产量相当，并暗示这可能转化为相同的消费水平（2000：138）。然而，为了使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人均消费水平相似，彭慕兰必须得出长江三角洲棉布总产达到（3亿匹）的结论，这一数字要比此问题上的权威学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亿匹的数量估算高三倍，而他们的估算已经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数字7.8千万匹（1998，30）要多出2.2千万匹。要达到彭慕兰所估计的数字，江南所有年龄介于10岁与50岁的妇女每年要纺织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仓、苏州北部之外棉纺织业并没有达到彭慕兰所说的这样普及。即使江南纺织中心，迟至十八世纪末，棉纺织业才达到如此繁荣水平(张仲民,1988)。彭慕兰自己对人均消费的估计甚至假设所有三角洲所产棉布都就地消费了，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地不得不大量输出所织之布以换粮食维持生计(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兰承认，如果将棉布输出考虑进去，江南的消费水平将非常可能会比英格兰的消费水平低。而长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费的确是低于英格兰。彭慕兰还大大低估了长江三角洲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种棉花的耕地面积，因此也过高估计了可用于纺织的原棉数量。在水稻栽培面积的计算中，彭慕兰未能将粮食生产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虑进去，而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时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种子、肥料、牲畜等项的部分。总和起来，地租和生产成本将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相当大的增加，并相应地降低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棉布产量和消费的估测而使其更为低于英格兰的水平。
最后，彭慕兰只选择了极少数的消费品进行比较。1770年英国的制造业经济为工农业中的消费者生产了种类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属制品、陶瓷器、镜子、蜡烛、鞋、钮扣、带扣等等，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当数量的这类商品。虽然彭慕兰提出欧洲的消费激增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限于狭窄的领域，他不能也没有对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兰用同样的观点。工业革命前（1625－1725年间）的英国工资劳工与小农场主已经极常规性地拥有桌子、壶与锅、白蜡器皿及陶器，以及较少常规地拥有书、钟、图画、梳妆镜、餐巾桌布、窗帘、瓷器、甚至银器。自耕农更经常拥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还加上图画、刀叉及喝茶之类热饮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对这些及许多其它物品的拥有在英格兰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纪在烟草、肥皂、蜡烛、印花织品、烈酒、廉价布、钮扣、陶器、带扣、烛台、钉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带、假发、鞋、衣服、炖锅、青铜与黄铜厨具、椅子、桌子与桌布、门把手及门环等方面消费兴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这一“消费革命”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终是建立在食品价格不断下降与实际工资持续上升的基础之上，这些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预期寿命
最后，彭慕兰被迫将其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生活水平相当的论点几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寿命的基础上。他争辩说，任何英国在消费上超过长江三角洲的明显优势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国人“更健康、长寿、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为真正的优势。在彭慕兰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寿命跟英国人一样长。
彭慕兰引用的研究显示中国人预期寿命在安徽从39.6岁降到34.9岁 (Ted Telford)、在东北是男子35.7岁与女子29岁（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员的40岁（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对这其中的一些数字的意义作限定，因为它们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个月（满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无论如何，除了皇族外，作为其基础的人口记录是相当不完全的，即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婴孩。二十世纪有关预期寿命的数据更为可靠，而所得出的数字明显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发现在华南40％的婴儿与幼孩在满五岁之前死亡，50％的婴儿与儿童在满十岁前死亡，并且总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岁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台湾更好的数据显示十岁以内的死亡率为40％（Barclay, 1954：172，附录）。 [9] 这些高婴幼孩死亡率转化为很低的预期寿命。Barclay和Coale（1976）对1929－3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24.6岁，在华南为21.5岁（620，表12），而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拥有比十九世纪时更多的土地。就台湾来说，Barclay发现甚至在日本统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预期寿命在1906年还是27.7岁。 [10] 日占以前的预期寿命当然要低于27.7岁，因为到1906年它已经上升相当快，1909－11年达到32.4岁、1921－30年达到34.5岁。只有在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介入卫生与学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让大量的孩童登记入学——及持续经济增长——1910年至1940年间总产增长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况下台湾的预期寿命才出现急剧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当然，用这一时期的数字去说明十八世纪的情况会有一些问题，但考虑到1920年代台湾肯定较好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很难想象十八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怎么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的预期寿命。
总之，很难看出十八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能够大大高于30岁，而1800年至1810年间英格兰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是44.8岁（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释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棉价太低以致一个长江三角洲妇女70天纺织所得仅够买一石米（见Huang, 2002）。这暗示自1750年起购买力全面下降了约60％（参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过长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区的垦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县份均依赖粮食进口。为增加当地粮食供应，某些移民或 ‘棚民’ 开垦山地种上红薯与玉米，但开垦山地造成水分损失与土壤侵蚀，并因此常被政府与当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刘翠溶有资料的九个地区（总共49个家族）中的每一个地区，在整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早期预期寿命均下降 (刘翠溶, 1992; 亦见Heidjra, 1998: 437)。在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在1600年至1800年间从54岁下降到38岁； 在长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1700年至1825年间从46岁降到31岁（刘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与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绍兴府）发现了类似的下降（Harrell与Pullum, 1995：148）。彭慕兰不接受这些发现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家谱记录中漏掉了的资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补 (2000: 37)。这样家谱中前几代预期寿命当然会有偏于上升的趋势，但五代左右之后这种偏向看起来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结果是相当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兰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现出来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兰注意到预期寿命从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时下降得更厉害、降至31.1，亦即总数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从这里争辩的观点出发，则英格兰在（大致的）中世纪、早期近代、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成功地从农民占主导转换到依赖市场生产者为主导、到工资劳工为主导地位的人口体制。
[6] 英国的情况当然与长江三角洲通行的情况完全相反，长江三角洲类似的以越来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换边缘地区的粮食，因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力以购买任何既定数量的粮食。
[7] 美洲当然提供了工业革命在棉花生产上所需的原棉。但在这样做时，它并没有满足任何严重的、且曾拖英国经济后腿的纤维短缺；因此难以看到它与彭慕兰观点的相关性，彭认为美洲在让英格兰克服“土地制约”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兰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原棉之需的事实当作英国市场没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国棉市场对美洲的准垄断完全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国南部一样如此有效或廉价地生产原棉；它并不表明没有其它地方能够提供原棉。毫无疑问生产成本会高些，价格因而也会高些。但考虑到棉花制造业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这种降低经由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得以保证，难以相信市场没有能够吸收终极产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价格。例如纺棉的价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间下降了90％，反映出纺棉所需操作时间的减少：纺一百磅棉花的时间从用印度手纺车所需的50,000小时（十八世纪）到Crompton精纺车所需的2,000小时（1780年）、到动力驱动精纺车所需的300小时（约1795年）、到罗伯特自动精纺机所需的135小时（约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兰自己指出的那样，在1861年，随着美国内战开始，尽管美国棉花仍能有办法到达英国市场且仍占该市场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价格上（仍有限）的增长（超过1860年价格），突然向英格兰出口接近美国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内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数基本上是通过把“已经存在”的、否则会销往其它市场的棉花转运到英国市场（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东南亚的情形也不是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在人口凑密的地区水质量很差，只有煮开后才能喝（Reid, 1988：37）。
[9] 如果晚期帝国人口研究的发现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得出十八世纪死亡率可与1920年代早期台湾（日占后二十五年）的死亡率相比（约每千人二十五人死亡）的结论。
[10] 台湾个案研究建立在对一般中国人口首次现代普查的基础上，此次普查所留下的错误很少??肯定远少于已发现的、用于研究晚期帝国一般百姓的任何资料，所有这些资料都有明显的不足，对前十五年的生命尤其如此。
[11] 考虑到英国城市的人口比 率较高而其预期寿命又低于平均水平， 1810年其较高水平的预期寿命则意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