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对曹植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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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所生活的建安时代处于东汉末期，历史的风云际会使这一时期成为继东周、秦和西汉末期之后又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当时天下大乱，诸侯割据；董卓废汉少帝，立汉献帝，独掌朝政，曹操与各路诸侯会师讨伐董卓，时代陷入了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同时把人民带人空前的祸殃之中。据史载：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馀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出现了“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的惨酷景象。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思潮的裂变。“侠”风趁势而起，“侠”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对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上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人们追求“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q困”(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的游侠生活。曹植便深受此种时代潮流的影响，神往于游侠生活，并把这种对于游侠“是以雄俊之徒，交党结伦，重气轻命，感分遗身”(《七启》)英雄气概的仰慕写人诗中。成为文学史上倡咏侠诗风的代表人物。

游侠与儒侠的统一

建安之前，除《韩非子・五蠢》等对“侠”作记述外，史传文学如《史记・刺客列传》，《汉书・游侠传》、《酷吏传》也谈及“侠”。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所说的游侠强调“言行合一、救人于危难之中”等精神特质，并未将“侠”与国家联系起来。东汉年间的华丽大赋如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虽然把侠融进文学作品之中，但仅仅做了铺陈式的点染而已。而曹植的咏侠诗，直接描写对象却是皇族这一社会高级阶层，更区别于以往咏侠作品的是，曹植诗中的侠是“报国立功”、“捐躯赴难”的侠；不是狭义的“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侠；这样便丰富了“侠”的思想，使诗人自身的理想、时代的动乱、侠士的豪情融入到所咏侠客的人格品质中，使侠的境界得到了升华。

儒家的最高理想便是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曹植的理想也不能免俗，建安之时，虽儒学衰微，道学兴盛，但曹植的建立功名的理想却与儒家暗中契合，曹植在诗作中让“游侠”走出江湖，向边关去报国杀敌，正是建功立业这一积极要求的生动表白。曹植的理想是要当一名游侠式的英雄：勇敢洒脱，文武双全，能建立奇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在《薤露行》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这表现了他颖脱不群的志向，即使在政治环境最波诡云谲之时，他仍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杂诗・飞观百余尺》写道：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诗人通过壮士与小人的对举，展现了对壮士慷慨激昂情怀的赞颂之情。诗的结尾诗人用急切悲壮的调子来表露心曲：曲悲则心悲，心悲则慷慨。刘履在《选诗补注》中说：“此因登高望远，感而多悲，惟常以二方未克为念，愿捐躯以报国，是以目瞻西蜀，心想东吴，而此志不遂，无以舒吾愤激之怀。且如弦之急者，其发生也悲，则我之出言也，自不能不慷慨耳。”

曹植吸收了儒的养料，但也并非一味全盘接受，他看不惯儒家腐朽的一面，在诗中也对儒家有所批判。《赠丁翼》诗云：“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曹植反对迂腐的儒，在曹植看来，“世儒”的作用并非很大，做人应当胸怀大志、放眼天下、建功立业；但是他心中其实早已接受了儒家那种忧国忧民的思想，把侠与儒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通过对游侠形象的改造，消解了原本对立的皇权与游侠的冲突，使侠士具备积极的人世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可自我牺牲，这是曹植游侠诗的一个鲜明特质之一。

富公子式的浪漫游侠

“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他们在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者艺术，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刘大杰《魏晋思想论・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曹植虽以侠自居，但他并非本来意义上的侠，更不可能是先秦以至西汉那种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纯粹的民间武士；他的任侠很少表现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扶危济困、急难死义”，他的侠风重点全在豪迈不群的气概，并落实于为国立功、辅翼王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他虽贵为王室成员，但他决无以侯王身份居高临下的倨傲，而是充满了与朋友交流式的平等与坦诚。在他的《与杨德祖书》、《送应氏》、《赠王粲》、《赠徐干》、《离友二诗》、《赠丁仪诗》、《赠丁仪王粲诗》、《赠丁M诗》、《赠白马王彪》诸诗中，有一种基本精神一以贯之，那就是平等和亲切。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司马迁所标举的延陵季子、战国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善养士”，以一帮追随者而彰显社会。曹植很欣赏信陵之流，称他们是“上古之俊公子”，而曹植对“上古之俊公子”的形象进行了重现演绎和突破，他本身成就为武艺高强的游侠，同时又能拥有广厚的追随者，形成富公子式的浪漫游侠新模式。

以侠作为情感宣泄的渠道

曹植的咏侠诗恰恰为不遇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的模式。这里的情感宣泄其实指情商方面，郎在乱世之中，士人(包括文士和武士)还可以保持较强的人格独立性，平交王侯与豪侠之士，具有类似后世李白“不屈己、不干人”(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维护自我尊严的高洛品质。终其一生，曹植对自己的才华一直保持高度的自信。他认为自己负有王佐之才，“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而实际上事实也如此。他十余岁就能诵读诗书。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曹操对他一度十分看重，认为他是“诸儿中最可定大事者”(曹操《临淄侯曹植犯禁令》)，甚至“几为太子者数矣”。他曾经跟随曹操“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求自试表》)，而随着曹丕称帝，壮士遭厄。自己的朋友一一被曹丕剪除，曹丕的统治逐渐形成一种稳固化、有序化的格局，他再不可能凭借手中长剑而为社会主持正义、来去自由，使曹植后期诗作恢弘大气略逊于前期而多晦涩，但“侠”风未失，心中想往的志向不变，其诗作艺术成就远胜其兄，原因大抵如此。

曹植以“抚剑”挺立、有着酒气豪性的侠士气质的英雄形象诗，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内容，无愧于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的称号。人们爱曹植，爱他的横溢才华，更爱他那刚健不屈、自强不息的品质。

(作者：北京市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