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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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社区传统文化、就业心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案例社区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其在旅游大开发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在没有外来制度干预下，社区就业心理转变就业能力提高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变。“国际旅游岛”发展战略的实施将对海南少数民族社区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需要转变过往以“度假酒店+地产+高尔夫”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以本地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区旅游项目，为少数民族社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技术援助和利益保障机制，使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东道社区能够有效获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

[关键词]少数民族；边缘化；六盘黎族安置区；海南三亚；国际旅游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9-0044-07

1　引言

一般认为，旅游开发能够有效地带动目的地社区发展。尤其是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多种形式的参与旅游开发已经成为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然而，旅游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社区有可能出现边缘化发展趋势。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海南是国内的热带海岛旅游目的地，近年来旅游国际化进程也日益加快。海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世居少数民族以黎族为主，人口约117万。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海南世居少数民族习惯了稳定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相对保守的文化心理，抗争意识和竞争意识较弱。世居少数民族百姓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缺乏从事相关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参与旅游就业的能力较弱。在海南新一轮旅游国际化开发大潮中，世居少数民族社区必将经受外来强势资本和商业文化的巨大冲击，经济、文化、政治地位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劣势使得世居少数民族社区极易被旅游开潮所边缘化。本文提供了一个历时6年跟踪研究的黎族社区案例，试图回答在没有外来制度干预下，海南世居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边缘化趋势是否不可避免这一问题。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边缘化”(marginality)一词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Park)于20世纪20年代在研究因通婚或移民而处于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人不被两种社会文化接受，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这一社会问题时提出的，后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人文学科各领域，用来描述事物或人群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组成要素逐渐分异，由中心和主流逐渐被移除，而走向非中心和非主流的现象和过程。北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对于“边缘化”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描述那些远离主体市场、仅靠输出初级原材料、人口稀少且政治经济依附性强的地区；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由于性别、民族、宗教、职业、语言等导致的社会群体间权力关系不平等和社会空间分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旅游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边缘化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逐渐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用来描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旅游依附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国际旅游为导向的旅游发展模式大多表现出飞地旅游(enclave tourism)特征。布里顿(Britton)描绘了加勒比、东南亚等不发达国家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团队游客到达度假区附近的国际机场后，直接被安排送往特定的度假区飞地。度假区往往由发达国家企业投资并控制，外国资本以很低的代价占有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却摄取了绝大部分旅游开发收益，旅游漏损很高。除了参与低报酬和琐碎繁杂的服务性工作外，大量的本地人仅获得很少或几乎不能获得收益。基于泰国芭塔亚、博兹瓦纳、肯尼亚、加勒比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案例研究均表明，不加控制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不但不能使当地社区获得合理利益，反而加剧了目的地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空间不平衡，甚至成为当地居民社会分化和异化的根源。这种“客源地一目的地”关系类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因此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大多停留在初级层次的象征式、被动式参与阶段，社区参与的程度和层次较低，但相关研究偏重于理论和宏观层面，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普遍存在产业均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少数民族社区还面临资金匮乏、本地人与外地人旅游收入悬殊、参与能力弱等问题。“孤岛效应”的概念被学者引入旅游度假区影响的研究领域，用以刻画度假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的隔离关系。这可看成是飞地旅游的本土化研究尝试，但仅停留在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阶段，缺乏翔实深入的本土化案例研究。研究也证实，海南三亚本地居民在日益国际化的海滨旅游经济中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过程，但尚未深入少数民族社区内部，进一步探究海滨旅游开发对于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

3　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3.1　研究案例

三亚亚龙湾是我国1992年设立的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消费档次最高、设施环境最好、高星级酒店数量最密集、国际著名酒店品牌最多的海滨度假区。亚龙湾所在的三亚田独镇是黎族聚居区，1995年为了度假区开发，田独镇六盘村的2800多村民被集体搬迁至距亚龙湾约5千米、由亚龙湾公司统一规划建设的安置区。10多年过去了，度假区内鳞次栉比的豪华酒店与安置区内日益破败的景象形成了强烈反差，社区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社区百姓的生活水平仅停留在温饱线上。1995年搬迁时安置区村民的平均年收入约为2500元，2005年只有不到2000元①。旅游开发并没有按照人们原先的设想带动少数民族社区快速发展，相反，黎族村寨的原住民却在旅游大开发的进程中日益边缘化了。

3.2　研究方法和过程

自2004年以来，笔者曾5次前往案例地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全部来自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亚龙湾公司副总裁、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六盘村前任村委会主任、六盘村村民、亚龙湾内酒店建筑工地负责人及酒店员工等。二手资料则包括政府文件、研究报告、统计数据、各种图表及网络资料等。笔者系统查阅了三亚市档案馆保存的自1985年来的相关档案资料，收集了20年来与亚龙湾开发相关的三亚市政府批文、函件、报告、会议纪要、图件、合同等档案资料共170余份。这为深入研究亚龙湾度假区开发及社区关系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2009年10月9～16日面向六盘安置区普通村民开展了田野调查。由于当地村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无法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所以以深度访谈和电话访问为主。考虑到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职 业和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异，笔者对村干部、普通村民、社区精英、外出打工人员等进行了人户调查和深度访谈，共收集有效访谈样本35户，涉及总人数约200人，其中适龄劳动力66人。

4　六盘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特征

4.1　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的比例较高

自1996年首座五星级海滨度假酒店凯莱酒店建成至今，亚龙湾内已建成营业的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包括待评)已达15家，总床位数已突破1万张①。在亚龙湾开发初期酒店数量较少的时候，去酒店打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时(2000年)景区酒店只有两三家，招人的要求也很严格，村里去了10多人面试，最后只要了一个保安。”后来亚龙湾酒店数量逐渐增多，村民在景区和酒店的就业率人数才大幅增加。目前，六盘村适龄劳动力人口约为1500人，约占总人口的50％，其中，在亚龙湾度假区内打工的约有600人，约占社区适龄劳动力总数的40％。

4.2　旅游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较低

虽然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的比例较高，但旅游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就业岗位主要是在酒店和景区从事基层服务工作，如洗碗、清洁、保安、侍应、后勤等，月收入水平大多在600～1300元不等，根据工作时长和工作性质而有所差异。绝大部分村民的打工收入只够维持家用，无法积累进行投资或者做小生意。“每月都只够吃光用光，哪里来的钱做生意?”六盘村及周围尚未出现以社区为主体的旅游小企业，如开办家庭旅馆、餐饮店、土特产品经营等。因此，目前这种较低层次的社区参与旅游只能维持社区的基本生存，无法为社区发展提供更大推动力。

4.3　旅游就业的性别比例差异明显

六盘村适龄劳动力人口中，女性在旅游行业就业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35户调查样本所涉及的66个适龄劳动力中，有42人在景区和酒店打工，其中，男性13人，女性29人，平均每户家庭有约1名女性在旅游行业就业，年龄在18岁至50岁之间均有分布。而很多男性则在家务农、喝酒或者无所事事。笔者在社区调查中经常看见男性青壮年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无所事事，而女性由于白天外出打工而在村里很少能碰见。这一方面是由于酒店、景区等旅游行业偏向于招聘女性从事清洁、洗碗、招待等技术含量低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另一方面社区家庭文化中也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男性好逸恶劳、女性勤劳持家的传统观念。

4.4　雇主存在明显的社区就业歧视

亚龙湾内在建的一座度假酒店工地有1500多名建筑工人，绝大多数都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来自六盘村的劳动力不足20人。建筑工地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待遇水平有两种，分别是大工70元/天，小工45元/天。本地人大多不愿意从事技术要求和待遇较低的小工，也无法胜任技术要求较高的大工。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理和自由懒散的工作作风给工地管理方带来不少沟通和管理上的困难。“他们简单活不愿意做，嫌工资低；技术活做不了，知识技能水平低，宁愿在家里喝茶、赌博，让老婆养着，也不愿意出来干活。”笔者在对酒店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的访谈中也发现存在类似的用工歧视，“外省的打工者素质较高，且便于管理，而本地的村民虽能安分完成工作，但普遍素质较低，不能积极主动学习新的知识，而且不好管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优先选择外地员工”。

4.5　社区对旅游就业普遍缺乏进取心

大部分村民满足于目前低水平的旅游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没有表现出高水平参与旅游业发展的渴望。“能有个活干就不错了，还怎么挑啊”。“闲着也是闲着，每天去做做卫生也就五六个小时，不辛苦，补贴下家用。”“做生意哪里是我们的事情，人家大老板多厉害。”不仅是普通村民，村干部对旅游发展给社区带来的机会也没有深刻认识，除了想要利用土地租用和打工就业的方式进一步促进社区参与外，并没有主动参与旅游行业的想法和远见。“他们(指六盘村)从原始落后的农耕社会一下子跨越到了现代社会，从领导者到村民，他们看不到亚龙湾开发给他们带来的机遇，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这样的机遇摆脱贫困状态，走上新的自我发展的道路。”

5　六盘社区在旅游开发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原因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往往会造成旅游区与周边社区在经济联系上的隔离，从而导致社区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学者们大多将社区边缘化的原因归结于旅游区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总是想方设法阻止游客与社区居民之间进行经济交流，将社区从事的非正规旅游部门阻挡在旅游区之外。在对亚龙湾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访谈中发现，亚龙湾公司并没有极力限制社区居民在度假区内从事非正规经营活动。事实上，亚龙湾海底世界长期以来就有不少来自天涯镇回族社区居民，向游客兜售珍珠项链、贝壳工艺品、水果等。印度尼西亚努沙杜阿度假区的管理部门即使将流动性商贩拒之度假区外，这些商贩仍集中在度假区入口公路的两侧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六盘安置区正位于亚龙湾度假区入口处，社区拥有从事旅游经营活动足够的用地条件和交通便利，但并没有社区旅游非正规部门出现。研究发现，社区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商业意识，以及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六盘安置区在旅游大开发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笔者从35户调查样本中选取4个典型个案，分别对其就业经历、心理特征、社区角色及影响进行描述分析(如表1)。

家中6口人，父母和妻子都在家务农，育有两女，大女儿中专毕业后在湾内酒店做前台接待，小女儿在上初中。家庭月收入1500元左右，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家中6口人挤在95平方米的安置房内，家中无贵重物品，房屋拥挤衰败，雨天漏水严重，无资金修整新房。

蓝大叔有过短暂在亚龙湾打工的经历，曾在朋友介绍的亚龙湾酒店建设工地做小工。后因不堪忍受被管理束缚的工作环境，辞职回到六盘村，以打鱼卖鱼为生。虽然月收入从原先打工时的1000多元下降到800元左右，但其明显对目前依靠打鱼卖鱼的生活非常满意。“工地太不自由了，要按照时间上班，做得不好工头还要骂人打人，1000多块的钱都是靠体力的辛苦钱，太累了，还受欺压，不想做了，还是回来打鱼好。”“我每个月才出海10到15天，每天最多捕鱼3个小时，捕完就拿回来给老婆卖。”当笔者问及他为何不多点时间出海，捕更多的鱼然后拿去酒店或者景区卖时，他回答：“我又不是为了钱去打鱼，我就是自己喜欢，干嘛要卖给酒店，多点时间在家休息不是挺好。”“我们也就这么凑合着过，反正有的吃有的睡，偶尔打鱼，还算不错。”

蓝大叔的想法和做法在村内40岁以上男性青壮年中很有代表性。他们不愿受管理束缚，追求自在安逸的工作生活方式，即使经济上只处于温饱阶段，也不愿意通过自身努力从事可能会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工作。在旅游大开发的背景下，以蓝大叔为代表的男性青壮年本应成为家庭及社区转型发展 的中坚力量，但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使其退回到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放弃了旅游开发可能给个人及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

案例2：小陈，女，28岁，已婚，在景区打零工

家中7口人，公公是前任东方生产队队长，婆婆是前任的村妇女主任，目前都赋闲在家。丈夫靠出租音响设备补贴家用。小姑接任婆婆以前在景区打扫卫生的工作，月收入800元左右，其丈夫也赋闲在家。小陈在景区打零工，从事打扫卫生、除草等工作，月收入500～700元，每月家庭总收入1600元左右。全家人挤在95平方米的安置房内，生活空间非常狭小。

在问及小陈及其小姑是否满意目前这份工作时，她俩都很快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份工要不是因为母亲过去在做，还轮不到我呢，扫扫地，每天一班才6个小时，也很清闲，回到家还能带孩子。”言语间，她们并没有期待升职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以获得更多收入的打算。“有这点钱养家就够了，其他的没想那么多。”“我自己哪有本事做生意啊，这样打工马马虎虎差不多了。”当笔者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丈夫都在家而妻子外出打工时，两位男性又尴尬又无奈地表示，“酒店不要啊，做保安身高不够，技术活又不会，洗碗清洁没女人细心，找不到工找只能待在家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有人能赚钱就好了。”

以小陈为代表的六盘村普通家庭妇女大多在酒店或景区打工。她们勤劳本分，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能在旅游企业基层长期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尽管打工收入微薄仅能贴补家用，但她们安于现状，对未来没有任何进取心。这一群体只能通过低层次参与旅游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对于社区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

案例3：村中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以男性为主，年龄在15～25岁

六盘村里有很多三五成群的男性青年，“差不多每3个人(指他们这些待业青年)中就有1个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分成几帮，常以团体的方式活动，以喝酒和上网为主。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凭，在尝试打工的过程中曾经遭遇学历门槛，又不愿意从事较重的体力工作，因此成为滞留在村中的无业青年。“我们去打工人家不要啊，现在都要高中学历了，起码也要中专。”“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做保安现在都要求会英语了。”“那种体力活太累了，家里又不是没饭吃，我才不要去。”他们也不是完全脱离工作，“偶尔还是会打打零工的，旺季的时候招人要求没那么高，做做杂活还是可以的”；“也就那几个月，赚点零花钱”。

有村民好心告诫笔者不要靠近这些青年。村干部也证实，这些待业青年确实数量庞大，在村中待业已久，白天围聚在一起喝酒泡网吧，晚上则闹事偷窃。村中有多户人家的摩托车遭窃都是这些青年所为，甚至有些人向家里索要钱财无果，把家里的东西偷了拿出去卖，换了钱用来支付烟酒和网吧的费用。更有人甚至沾染，已被送进派出所多次。“其实最坏的也就那么几个，品性实在恶劣，家里人也管教不好，村里人都躲着，我们村干部也很头痛。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能去酒店景区打打工，有份正式稳定的工作。”

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男青年，本应是六盘村日后最有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个人前途和社区命运的一群人，却终日无所事事在家待业，喝酒、抽烟、闹事、赌博、偷窃甚至吸毒。这群人注定将成为社区转型发展过程中“迷失的一代”。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了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追求安逸享乐的传统观念，但土地大量被征用使他们丧失了重返农耕生活的机会，不得不面对旅游经济开发大潮的冲击。相对保守的就业意识和落后的素质教育水平又使他们难以应对新的挑战。于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逐渐成为社区青年的主流价值观，不断啃噬社区未来发展的希望。

案例4：李老板，男，30岁，亚龙湾潜水项目私人老板

家中3口人，父母在家务农，妹妹已经嫁到别村。家里3年前就已经盖了新房，算是村中较早盖新房的一批人。李老板现在亚龙湾景区私人承包潜水项目，旺季时月收入可达4000元以上，是家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打工时间较长，社会阅历丰富，曾做过潜水员和小卖部老板。在交谈中反复谈及自己和一般的六盘村村民不一样，喜欢努力赚钱奋进的感觉。“村中的人普遍没有经商意识，与人合伙别人都不愿意，现在只能自己单干。”“给了他们机会都不会把握，以前也合伙做过，(他们)赚了一点小钱就去盖房了，一点投资意识都没有。”“我不和他们一样的，年轻就该多赚点钱，吃着家里的算什么。”“我以后要开酒店开餐馆，做更大的生意。”李老板甚至提到计划借助互联网拓展生意，“我还想把我的潜水项目放到网上去，大家炒一炒，就热了。”

尽管绝大多数六盘村村民沿袭了祖辈安于现状、相对保守的思想观念，也有一些年轻的社区精英在不断累积打工阅历并受到商业氛围的浸染，开始具有主动介入旅游发展的意识。他们不满足于留守家庭或者从事低层次就业岗位，并能够较快地接受并学习新事物。现阶段这些社区精英的数量占全体村民的比例还非常小，还无法动摇社区整体被动参与旅游业并逐渐被边缘化的态势。未来在旅游国际化热潮的不断冲击下，社区精英的数量增加及示范带动作用发挥的程度可能对社区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6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社区传统文化、就业心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六盘社区在旅游发展中日益边缘化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从事稳定的农业生产活动形成了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重农轻商的社区文化，抗争意识和竞争意识较弱，主观上缺乏主动参与旅游开发的意愿和进取心；二是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从事相关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客观上难以胜任旅游区内的很多工作。雇主对于社区就业的歧视进一步限制了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加剧了社区与旅游区之间的隔离。案例研究也发现，社区成员在旅游开发进程中也在经历角色分异和阶层分化，新一代的社区精英正在成长，未来可能会对社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总的来看，在没有外来制度干预下，社区就业心理转变和就业能力提高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案例社区在旅游发展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变。

六盘黎族社区在旅游开发进程中边缘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海南少数民族社区众多，随着旅游开发的逐步深入，社区土地被大量征用，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被迫转型，社区原有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也受到旅游开发大潮的巨大冲击。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社区根本无力与外来强势资本和本地权威政治相抗衡，只能被动地接受社区转型发展的挑战。如果少数民族社区无法积极地适应和融入旅游发展主流，则极有可能陷入边缘化境地。“国际旅游岛”战略的提出，为海南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日益国际化和飞地化的海南旅游发展将对世居少数民族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六盘村只是众多面临边缘化危险的海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一个。在“国际旅游岛”开发背景下，需要转变过往以“度假酒店+地产+高尔夫”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以本地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区旅游项目，为少数民族社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技术援助和利益保障机制，推进旅游开发与东道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东道社区不致陷入被边缘化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