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权引进到版权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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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欣，北京大学出版社海外合作部版权经理。英语与法律专业毕业，2005年开始从事版权贸易工作，立足北大出版社高端学术出版品牌，努力推进版权引进与输出。

我于2005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入职海外合作部，从事版权贸易工作，具体负责北大出版社与欧美国家出版社版权贸易项目的洽谈与签约。北大出版社一直把发展版权贸易作为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版贸工作在国内同行中一直保持领先。置身于这样专业且优秀的团队，在经验丰富的版权前辈的帮助下，我很快了解并熟悉了版权贸易工作的规则和特点，投入了具体工作。

版权引进：坚持“为我所需”“双效并重”

从事版贸工作至今已逾10年，我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10年，期间工作重点是版权引进。在版权引进中，根据北大出版社的发展战略，坚持“为我所需”“双效并重”，秉承北大社引进工作十字原则：“补缺、经典、前沿、健康、双效”，我成功操作引进人文社科类经典学术专著及优秀教材近400种，下面2种代表性项目的操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下册），这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以其内容的全面性和现实性备受史学家和读者推崇，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因此一直都是国内多家出版社关注和争夺的目标。作为版权经理，我向授权方及时更新中文版本的出版与销售信息，严格按照合约规定提交详尽且准确的版税报告，按时结算支付版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很好地维护了这部经典图书的最新版本也是作者最终版本的中文版权。且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又成功洽谈了此书的青少年版、精编版等多种版本，协助编辑完成了现有选题的深度开发。直至今日，此书依然畅销不衰，每年保持20-30万册的销量，且多次获评优秀引进版图书奖项。

《科学的旅程》，此书英文版原著是由美国著名作者雷・斯潘根贝格和黛安娜・莫泽合著的一套科普类图书，按时间顺序分为5册。我社在策划中文版时根据国内市场实际情况计划将5册合成1册出版，同时希望增添大量彩色图片，以增强可读性和视觉效果。作为版权经理，我负责将此变动及其原因、市场预期详细地解释给授权方，获得了授权方和作者的许可，同时厘清图片的第三方版权事宜，协助编辑以最佳方案出版。该书一经推出，不久便荣获文津图书奖，至今已获得从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到行业协会奖、社会团体奖等十余项荣誉，截至目前印量近二十万册，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作为版权经理，并不仅仅是被动联系编辑选定的图书，还需要积极利用与外国出版商沟通的机会搜集选题进行推荐。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版权经理不仅熟悉本社选题重点，而且也可以筛选出与本社出版领域相契合的国外出版商，这种有针对性的沟通可以更为高效地完成版权项目的引进，成功地帮助编辑发现好书、出版好书。

版权输出：应对挑战，推动走出去

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以版权输出为工作重心。这个阶段正是国家大力倡导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时期，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推动下，北大社版权输出数量连年保持增长态势，成功输出了一大批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自己在此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与体会。

首先，选准图书与合作伙伴是版权输出成功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北大社的品牌定位是学术和教育出版，在这方面拥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因此我一直坚持以人文社科类高端学术著作为中心，与出版领域对口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社合作，扎实推进北大学术精品“走出去”，努力树立北大出版的国际品牌。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中华文明史》（四卷本）的多语种版权输出。这是由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主持编写、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高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学术图书一直是海外汉学界感兴趣的热点之一，因此具有极大的版权输出意义和价值。但是对于这种篇幅巨大、内容严肃的学术专著来说，必须落实到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外方出版社，才能确保项目的成功。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享有极高的专业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其中在历史图书出版领域也是成绩斐然，剑桥史系列图书规模庞大，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无疑是最符合这个项目的出版商。经过初期联络与洽谈，英方即表达了很大的兴趣，在经过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后获得批准，双方顺利签约。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版权输出，《中华文明史》英文版作为“剑桥中国文库”的第一个项目在2012年英国伦敦书展举行了新书首发式，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及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沟通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新典范。作为大部头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英文版在市场上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出版至今销售累计近2000套，实现版税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英文版的成功为其他语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又陆续签订了日文版、韩文版、俄文版、塞尔维亚文版、匈牙利文版等版权输出协议。

其次，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对现有选题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与再策划。在版权输出实践中，我们逐渐发现系列图书的出版能够形成规模效应，提升市场认知度。因此随着与国外出版商的合作加深，我也在有意识地梳理现有选题资源，建议合作方根据实际需要组合成新的系列，推向国际市场。

例如，在与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合作中，《中国企业的多元解读》《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政企纽带――民营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本不属于同一系列，但我认为鉴于他们均以中国经济为研究主题，整合成系列出版，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有利于进行推广宣传，更易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再如，在与俄罗斯东方图书出版社的合作中，我建议将《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千古文人侠客梦》四本独立的学术著作整合成一个系列，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系列名称出版。这种基于对选题本身及海外市场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而形成的合理化建议均得到了国外合作方的认可与接受，系列丛书出版后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

再次，及时了解国家“走出去”相关政策，紧抓机遇与热点，推动自身版权输出工作的发展。2013年主席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2014年底，这个合作倡议得到沿线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至2015年，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延展铺开落实的重要一年。借助政策的东风，我在2015年的实际工作中除巩固与发展英语、法语等既有大语种的版权输出业务之外，也紧密结合政策要求重点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拓展了北大社“走出去”的地域版图，版权输出数量及版税收入都取得显著提高。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俄两国关系持续向好，中俄两国在文化领域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使得对俄版权输出有了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借此机会我对俄罗斯市场进行了重点开拓，有针对性地接洽俄罗斯学术及教育出版商，达成了多项俄文版授权协议。与此同时，我也兼顾到了俄罗斯周边的前独联体国家，例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克斯坦等国。因为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在语言、文化方面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这种天然优势，我整理了对俄版权输出成功的项目形成“文史中国文丛”系列，实现了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的版权输出共计12项。另一个取得突破的地域是阿拉伯国家，2015年北大社与埃及智慧宫出版社签订了文学、历史、文化、经管、外交等学科近10项阿拉伯文授权协议。

最后，一个成功的版权输出并不只是完成版权协议的签署，还包含着出版进度跟踪、出版后信息的收集整理、样书收取、版税结算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内容。因此在注重加大版权输出力度的同时，对已签约项目也要加强管理，注意项目的后期跟进与监督。要高度重视输出图书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积极做好重点图书出版后销量、书评、下载量、引用率、获奖情况等数据、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及时反馈给作者。一流的作者一直是北大出版社最重要的资源和优势，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著作在海外出版的情况，做好这部分工作可以更好地服务作者，维护好作者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国际声望的提升反过来可以更好地促进版权输出工作，使二者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中国出版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良机。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实践“走出去”战略，应对挑战，不断探索，为实现更高质量的“走出去”寻找机会与途径，为提升我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