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规划帮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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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星期一，早晨8点15分，小刘从北京通州方向开来的拥挤的669路公交车下车。迎接他的将是另一场战斗。在国贸地铁站G口，由于进站人流过大，地铁工作人员架起了限流杆。经过了大约十分钟，小刘终于随着人流蠕动进了地铁站。然而，开往金台夕照方向的地铁10号线站台已经排满了等待上车的人群。经过两趟车的等待以后，小刘终于在第三趟车挤上了地铁，而他又被后面上车的人流死死地挤在了中间，如同肉饼一般……
这样的场景想必在大城市生活过的人都曾经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大城市中，普遍面临着地铁拥挤、地面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症状。
对这些现象，人们最常见的抱怨就是“中国大城市里的人口太稠密了”。然而，如果和世界其他大城市比较，中国的大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上海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775人，广州为2880人，北京为1261人，低于伦敦的每平方公里5285人，纽约的10637人，更远低于东京的每平方公里14400人，而这些城市的“大城市病”远没有中国的城市严重。
如果不仅是因为人多，那困扰中国城市的“大城市病”其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失败的规划
北京交规考试中的第一道题是这样问的：北京交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答案有四个，分别是：A.车辆太多;B.道路太窄;C.行人和司机素质不高;D.北京城市规划不合理。正确答案是D。我觉得这是一道很好的题目，点出了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出现“大城市病”的根源――不合理的城市规划。
在中国大城市的规划中，人口规划从来都是重要内容之一。按照国家“鼓励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方针，京、沪等特大城市都制定了相应的人口规划。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中，上海常住人口至2020年规划为1800万。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
然而，上海人口在2009年就已突破了规划中的1800万，北京人口也于2010年超过1800万，提前十多年突破人口目标。
在复旦大学教授陆铭看来，一个国家在市场统一、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陆铭指出：“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错的。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口的集聚落后于经济的集聚。恰恰是人口的自由流动，能够实现区域间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发展。这种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是以‘空间上高度集聚’为前提的。”
在大城市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平均且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现状下，主观的人口规划无法阻止人口快速向特大城市聚集。相反，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以规划人口为基础建设，人口总量快速突破规划使基础设施显得严重不足。
比如，北京五环路规划为绕城高速，设计为双向6车道、无辅路。然而，随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五环已连接市区，规划的道路已远不能满足需求，部分路段拥堵严重。上海地铁5号线采用4节编组C型车（最窄的车型），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居住在闵行，5号线几乎趟趟被挤爆。
为了缓解中心城区功能过于集中，不少城市规划了新城，希望能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交通压力。然而，由于规划不明确，效果往往不彰。以杭州为例，一会儿说重点发展东北部的余杭，一会儿说聚焦南部的萧山，一会儿又说东进下沙，结果各新城发展都不理想，主要公司、产业仍聚集在西湖周边的那一小片，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交通压力依旧。
规划背后的权力阴影
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国并非没有人才。像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城市规划院系培养出了大量优秀的城市规划毕业生。而平头百姓一眼就能看出的“愚蠢”规划，居然会为中国各大城市实际采用，原因可能不仅在规划本身。
长期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德国社会学者哈森普鲁格教授分析道：“中国的规划师不得不过多地听从政府官员的意见。显然是由于帝王统治时代的影响，中国现在还延续着这样的传统――无论广场还是公共建筑，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细节问题，都有统治者插手。对形式上的热衷总是优先于老百姓的要求。”
哈森普鲁格所说的情况在我们身边大城市规划中俯拾皆是。为了在奥运会中向世界展示北京的形象，北京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中心城区，打乱了先前重点发展新城的规划布局。为了展示浦东新区的繁荣样貌，上海的世纪大道建设到原有道路的中轴线上，斜斜地插入原有较规整的路网，形成复杂的多向交叉路口，造成行车的低效和不安全。
为了满足政绩需要，“一任书记一任规划”的情况经常出现。朝令夕改的规划使发达国家有效化解“大城市病”的措施无法有效贯彻，“大城市病”愈发严重。
海默在《中国城市批判》中说，“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到底缺少什么？是专家还是资金？是规划还是决策？什么都不缺，最缺的是强大有力的民主法制机制，最缺的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当权力的手被牢牢限定在城市规划之外时，中国城市不再为“大城市病”困扰的那一天可能就会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