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安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张鸣: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安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穷人怕没钱看病,富人担心财产被侵害,还担心被下层嫉妒,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我们的不安源自社会失序
安全感如同幸福感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生活的一种感受。当人们对外界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而又得不到满足时,安全感就会逐渐流失。而人们内心的不安,又往往是社会不安的酵素。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2个城市展开的公众安全感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受访者“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五成以上受访者“经常会感到焦虑”。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少安全感的标志。
针对社会不安和个体不安发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改善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
个体的绝望是社会不安的根源
《小康》:校园安全案件频发会对大家的安全感造成很大影响。
张鸣:对。现在有的学校教育孩子走路时“一步三回头”,那是疯掉了。还说要加强警卫,但是你保护不过来的,还是要找根源。每个校园凶杀案的罪犯都有不同的理由,但他们都有一颗绝望的心。一个不怕死的人是不怕严打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提前化解他们的绝望情绪。
《小康》:在一段时间内聚集发生此类事件,是巧合吗?
张鸣: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有一定的诱发,就会发生和传染。为什么能传染,因为很多人的情绪到了绝望的临界点。有的人绝望会自杀,有的人会杀仇人,但是最坏的选择是杀儿童,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位置。如果他没有精神病的话,那他的破坏和绝望情绪得有多大?
《小康》:富士康事件也与类似的绝望情绪有关?
张鸣:富士康的问题和校园安全的问题有所不同。校园安全案的根源是绝望,富士康的问题根源是精神抑郁。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有两个最大的因素。第一是富士康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泰罗制。泰罗制是19世纪福特公司发明的,就是对每道工序进行标准化管理,每道工序分得特别细。富士康是典型的泰罗制的生产线,每个人只干一个事。这种方式是不人性化的,天天这么做,对精神是一种很强的压抑。
第二个原因就是农民工都是外来的,对于城市没有归属感,他来就是挣钱的,尽可能多加班多挣钱然后回家,每个人干完一天回宿舍没有时间说话,没有渠道沟通,非常寂寞。人是群体动物,需要沟通。
富士康员工们存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交往障碍。人的频繁、友善的交往能够化解人们的不安全感。比如在宿舍没人理你,和在宿舍跟大家处得很好,哪个更有安全感?长期不交往会增加孤独感,孤独感就会产生不安全感。
城市再好跟他也没有关系,城市基础设施再好,他没份儿。他没有亲切感,城市的繁华对他反而是一种刺激。
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不像上一辈,刚从贫困中走出来,信念很强烈,就是要挣钱回去盖房子,而且也吃过苦,80后90后的农民工精神相对脆弱。自杀也是会传染的,但是必须到达临界点。大家都抑郁的时候,就会传染。
所以要解决富士康的问题,有两个事情可以做:第一,富士康的生产方式需要改进;第二,政府要打通城乡壁垒,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国民待遇。现在有苗头了,广东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了。
仇富不是好现象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贫富差距、房价、、社会保障不健全这五项最影响中国人的主观安全感受。教育不公、就业歧视、户籍制度、黑社会等选项没有进入前五。你怎么看贫富差距对大家的主观安全感有这么大的影响?
张鸣:这个结果挺有意思。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感觉最敏感的事选出来。目前对很多人来说,大家最不平的事就是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确会制造不安全感,会使人们产生不平感、被剥夺感、嫉妒心,会导致对社会的仇视。
《小康》:大家会不会觉得黑社会离我挺远的,但是贫富差距离我挺近的,是每时每刻都能切身感受到的?
张鸣:贫富差距直接刺激民众。比如某些电视相亲节目,裸的耀富,女的傍款,男的耀富,可能现实中没那么厉害,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扩散传播都很厉害,这样的节目非常强烈地刺激一般人的神经,比如一个男孩子大学毕业正在奋斗,离房离车都很远,他一看这帮女的都愿意跟富人走,对他是一种刺激。贫富差距不见得已经威胁到他,但这种感官刺激是很强烈的。
现在社会的上升渠道不畅通。不像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农民或大学生,靠几百块钱就能发起来。现在这种事很少,因为社会阶层已经板结化了,我们的制度没有给向上升的人留下通道,经过奋斗上来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对贫富差距有很大的抵触。就是已经富的人就是富的,就可以想要什么有什么,江山、美女都是他的,要是穷小子就啥也不是,已经有的美女也可能被权贵抢走,像电视剧《蜗居》里的男主角小贝。
很多人会很愤怒,他可能不会理性地探讨原因,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仇富就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因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要素是资本,不是劳动力。仇富的结果是没有人投资了,那再有劳动力也没用,等于大家都穷。有资本投入,才能有工作,工资还可以谈判,但如果没有资本,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仇富有成为一种思潮的趋势,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需要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大家踏实地奋斗
《小康》:你觉得安全感是什么?
张鸣:安全感是层次比温饱高的问题。是你的人身以及生活环境安定、安全、有保障的感觉。
《小康》:这种有保障的感觉是什么能够带给我们的?
张鸣:这需要有一个比较正常而有秩序的社会环境,第二是一个比较友善、正常的人际关系,第三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
《小康》:你本人有没有安全感?
张鸣:我觉得这个社会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环境不会改变,人际关系不会改变。只有物质条件是在一定范围内自己可以控制的。
现在很明显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互相防着的状态。我和两个外国朋友在深圳,晚上打黑车,司机一看我们三个,不拉我们,开车就跑。你看,连开黑车的师傅都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好像挺强大的,经济发展很迅速,但这换不来安全感。
上层更担心财产被侵害的问题,还担心被下层嫉妒。漂亮女孩怕被侵害,一般人是怕被打,穷人怕没钱看病。但是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制度存在某些缺陷导致社会失序。
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其实比大陆严重。住别墅的人和住在廉租房里的人差距很大。但是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强的仇富心理,没有那么强的仇恨。因为在香港有一个守法的秩序。我们现在缺乏这种秩序。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人觉得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又对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您认为这种心态是怎么产生的?
张鸣:计划经济是最确定的,但是没有前途。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如果社会保障跟不上,就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现在虽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人们还能吃上饭,真正吃不上饭的人不是太多。包括蚁族,他们还是抱有希望,没有完全绝望。这是这个社会的福分,政府应该珍惜。所以要尽早确立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奋斗。
比如你的人生目标是发财,我给你指一个明道,奋斗,往上爬,只要学习好就能考上大学,然后就能发财,这就踏实了。上升渠道也是社会秩序之一,只要打通上升渠道,让大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看清楚了,就踏实了。追求什么都可以,一路上去,没有才能就上不去。所谓的不平之气是,明明你不如我,你家里有关系就上去了,这才觉得不平。如果都是凭本事,谁会在乎这个。
不安全感来自政策和法律的不稳定
《小康》:现在,中国富人纷纷向国外转移资产,你从这个现象里看到了什么?
张鸣:有很多社会精英,包括企业家、影星、知识分子等等,正在大批移民。稍微有点钱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钱、甚至自己的国籍,往国外转,这是因为公权力的伤害已经无孔不入了。特别是企业家,他们有很多灰色收入,也有很多正当收入,但是由于公权力的侵害无孔不入,他们就需要移民寻求庇护。他们为什么要走?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内缺少安全感。这样的不安全感大家都会有,只不过财产越多,不安全感越大。
《小康》: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是什么?
张鸣: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来自政策和法律的不稳定。其根源是政府太强势,公权力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太严重。现在我们国家在制度层面缺乏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同时忽略了对个体的保护。公权力对个体的侵害又是因为司法不公正、不独立。司法不独立就无法探究公正与否。
一是公权力的侵害,二是司法不独立,这两个问题是造成这个社会上上下下都缺乏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小康》:你现在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公权力的侵害,大家就都没有安全感,然后有条件的精英就到国外去寻求保护,寻找安全感,这就导致国内精英的大量流失,然后导致什么呢?
张鸣:企业败了、工厂倒闭,失业率上升。
公权力的侵害以及司法的不作为、乱作为,会刺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公权力的侵害和司法不公会导致报复社会的行为。
所以,要解决这个社会安全感缺失的问题,还是要靠政府。如果公权力得到一定制约,司法相对公正,安全感的问题就会有很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