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本质”,慎作“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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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及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
从上个世纪末始,国内有几位搞文艺理论的教授,受了西方后现代派的影响,也鼓吹起“建构论”来。这是用以反对“本质论” 的建构论。在他们眼里,过去的绝大部分经典理论成果,都属“本质论”。甚至不光是理论,文学、民族、人,都有既定的“本质”,因而无一不在“解构”之列。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是由人建构的,所以就可以解构,也可以由他们这些后来者来重新建构。
这种建构论有一个好处,就是打破了原有理论的凝固性,一切都可批评,也可以,从而使过去的很多定论能够融入新的生机;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破了既有理论的权威性,一个新人要提出新的论点,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因为谁都可以建构,现在还谁怕谁?
可是,它也带来了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相信的东西了,再也没有稳定性的东西了,一切都是人为,一切都是随时可融化的冰山,一切都可轻易取代……这样,人和理论,都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令人感到了“难以承受之轻”。
这就不得不问:这种“建构论”,真有存在的理由吗?
我思考的结论是:有存在理由,但须有一前提,即在“本质论”的基础上存在。因为,离开了本质论,建构论就是无本之木;同理,离开了建构论,本质论就是无源之水。建构论只能是对本质论的补充、修订或补正,当然偶尔也会有革命性的重建,但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取代本质论。
且看看中国式建构论的理论来源。陶东风教授通过自己的译著《文化研究导论》介绍说: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
法国存在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建构论者的重要资源之一。以萨特式的名言为例:“存在先于本质。”这是说,本质不是先验的,是由存在决定的,是由人在存在中的选择决定的。其实,萨特本人的存在主义名作《肮脏的手》也并非凭空“建构”,无论是出场时那位政治经验丰富、在人情上略显冷漠却充满魅力的贺德雷,还有那位背叛了富裕家庭、天真单纯、充满热情的少年雨果,都是血肉丰满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本质”。可见,他们最后的建构,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只是在已有本质上的再建构。也就是说,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不断增补的过程;而本质,是一个递进的过程,一个开放的过程,但新的本质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不太可能横空出世。
所以,离开了本质论的建构论,和离开了建构论的本质论,是永远纠缠不清的。前者不可能成立,后者不可能发展。建构论和本质论,合则两立,分则俱伤。这二者之间的那么多争论,其实恰如“先有鸡”与“先有蛋”之争。
之所以会有以上的思考,是因为在儿童文学界,这样的建构论也渐渐多起来了。有的论者提出儿童文学不存在审美本质,本质无非是人为建构的。而一些把儿童文学引向说教、引向浅薄搞笑、引向粗制滥造的所谓理论,也堂而皇之登堂入室,理由即理论无非建构,谁都可以建构。这使我发现,离开了对本质的认真探寻,只一味强调建构,这其实是一种理论的虚无主义,在表面的民主狂欢之中,最后将走入自我覆没。
此中,还有一部写得很用力的学术专著――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信奉了建构论。作者认为:“儿童文学的产生不是先有儿童,才有为了儿童的写作,而儿童文学本身就是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换言之,儿童文学对自己参与儿童身份的制造这点尚不自知。我们的儿童文学史的书写恰恰忽略了它对其‘起源’的考察。为此,重写儿童文学史势在必行。”这里的“重写”,亦即“建构”。书中举出大量的例证,证明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是在不同时期竭力“建构”不同的儿童形象,“从‘小国民’到‘小野蛮’再到‘小英雄’、‘小主人’的角色置换,这些关于‘国家本位’、‘儿童本位’、‘社会本位’、‘革命本位’儿童文学的话语转换,不仅体现着儿童文学与其所处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变迁,儿童文学也事实地参与了对儿童的建构……”这些未必不是事实,作者在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上所下的功夫是相当扎实,也很显才华的。然而,这时,我们如果不是一把推开本质论,而是更谨慎地对待既有的关于儿童本质和儿童文学本质的文化积累,那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中国的许多“建构”,其实恰恰是人为的、失败的、背离儿童特性与文学特性的,是从主观意愿出发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所以,这位年轻作者在经历了繁复的论证和思考之后,终于在书末说:“儿童文学话语的使命或宿命可能就在于:于有限的‘建构’中追求一种永无止境的‘确定性’。”我想,这是她终于还是看到了“建构”是有限的,而理论不能不追求事物本质的确定性吧。
在认真的理论思考中,终于发现了这种建构论的局限性,这是令人欣喜的,这样的发现和反思在一些堪称伟大的理论家身上也曾出现过。尼尔・波兹曼就是一例。他曾经坚信“发明儿童”的理论(发明即“建构”),从而得出了童年正在消失的结论;然而在他的名著《童年的消逝》问世十二年后,他发现,童年并未消失――儿童本身正是抵抗这种消失的力量。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关于儿童天性的本质论还是存在的,这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说明当年以卢梭为代表的“发现儿童”的理论是无法推倒的(推倒即“解构”),它也未被新理论的建构所取代。我想,晚年的波兹曼还是想通了这一点的。这也使我想到了“一吨教育比不上一两遗传”的名言。教育当然是建构,但儿童并不是你要怎样建构就会如何成长的,每一个教师和家长对此都会有切身体会。一切空头或过头的理论在真实的儿童面前都不能不碰壁。
儿童文学的产生是不是先有儿童,才有为儿童的文学?当然是,我想这是确定无疑的。或者说,这是应当如此的。不以此规律行事的创作不是没有,但不足为信,不必取以为证。原因无他:儿童是第一性的,儿童文学是第二性的;同理,文学是第一性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第二性的。在文学产生以前写文学史或设计文学理论,无疑是不可想象的事。儿童文学面对的儿童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们的天性,或曰“本质”,是每一个作家理论家不可忽略的,虽然这也是过去的文化的产物,离不开过去时代的漫长的“建构”,但它们已然存在了,就像贺德雷和雨果已经有了自己的性格一样,你不可能跳过这强大的事实。除此之外,既有的世界儿童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们经过了严酷的人性和时间的考验,这也是作家理论家们不可忽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那些失败的教训,正是忽略了这种对于儿童和儿童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重,而以为自己是新时代的骄子,以为当下的人为的建构即可取代一切。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否定。这也就是实践的检验。也可以说,这正是建构论离弃了本质论后的必然结果。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为什么源于西方后现论的建构主义理论,用以审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的很多现象,竟会那么合拍?你看,“小国民”“小英雄”“小主人”,“国家本位”“社会本位”“革命本位”……不是一次次都在“建构”吗?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后现论也好,中国现代的激进文艺理论也好,其实出于同一源头,用的是同一思维方式,那是一种想从根本上否定既有文化成果的思维,是今天新生的创作和理论将取代过去的一切的思维,亦即“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思维,它们对于十九世纪及更早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缺乏根本的尊重,而这些成果其实是不应也不可能被抹杀的。这都是二十世纪激进思潮的遗存,虽然我们是在讨论文学或儿童文学问题,但其实已经接触到了上一世纪的许多根本的教训。只有谦虚地承认既有的“本质”,充分尊重人性的和文学的传统,在本质论的基础上尝试新的建构,我想,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新的境界。举例而言,同样产生于上世纪的皮亚杰的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论说,就充满新意而又站得住脚,不存在上述种种非学术化倾向。我们何不再读读他的《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原理》等书?
1928年11月,居住北京的周作人在认真观察了辛亥革命与“五四”以来的种种变局后,写下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他在文中说道:
浅学者流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
说这话时,激进思潮正在向全球弥漫。这话中的冷静和智慧,对于刚刚经历了动荡的二十世纪的我们,尤其对热衷提倡建构论者(我指的是离弃了本质论的那种提倡),是否可引作反思时的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