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趣味范式与精神史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文学史、趣味范式与精神史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李春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910年，狄尔泰在《近代欧洲文学的进程》一文中指出“诗艺首先被较小的政治和军事共同体的共同精神所规定，诗艺在抒情诗中表达这个社会的精神”[1]，并勾勒了想象和理性两种精神活动在近代欧洲文学中的体现，奠定了文学研究的精神史方法。近年来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有感于以往文学史（包含文学思想史）研究在描述历史社会背景与文学之关系方面的粗糙状况，遂尝试从文人心态、信仰、学术思想、生活状态等维度切入探讨文学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而描述文学史与精神史（或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尚未找到一个在理论上具有足够强大的解释效力的概念，总体来看，关于中国文学史与精神史之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随意的阶段，缺乏理论自觉。最近，李春青先生在新著《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2]中拈出“趣味范式”这一概念，作为沟通文学与其生产主体之精神之间的纽带，通过详细论述从周代到汉魏知识阶层集体趣味的演变过程，揭示了这一时段文学史与精神史的共生关系，无论就其系统性还是精细度来看，对古典文学的精神史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所谓“趣味范式”是指不同历史时段在特定阶层所彰显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趣味。文学史与精神史之关系研究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解释文学的感性形式与精神的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方式的重心在于发掘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中的思想观念与思想史相比照，显然，这种方式可以揭示观念系统在文学中的呈现，却不能够对文学的感性形式及与感性形式有关的理论话语之所以得以形成的精神史原因给出有力的解释，亦无法对文学如何参与精神史的形成做出充分的论述。事实上，解决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确立一个与文学生产主体精神世界的感性和观念同时相关的范畴，如此才有可能对感性与观念的关系做出系统的描述。而趣味作为一种精神旨趣，是“包含着政治、道德、宗教等观念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以及审美意识的感性呈现，是情感、兴趣、爱好的综合性体现”（第3页），恰是对上述难题具有强大解释效力的范畴。其实，紧接着狄尔泰，德国文学史家许京即已对趣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做了充分的论述。1913年，在《文学史与趣味史：试论一个新的问题》一文中，许京提出趣味史与文学史之关系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一是“民众中不同的人在某个时期阅读什么作品？为何阅读这些作品？”其二是“考察某种趣味得以盛行的推动力量”。其三是“洞察趣味对文学创作本身所产生的影响”。[3]若以这三个课题来衡量，《趣味的历史》一书可以说是以第三个课题（许京称之为“最有益于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为中心，并以第一、第二个课题为辅翼，在揭示两周汉魏文学生产主体趣味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段的文学现象与文论话语的发展逻辑做出了极富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史与文论史书写的典型模式是在历史时段的框架中填充以选定的作家和文本。这种书写模式的长处是便于材料铺排，但其不足在于只能在时间的维度上描述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生经过，却不能解释文学史和文论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对其发展逻辑得以形成的原因的解释就更是束手无策。《趣味的历史》将文学生产主体精神旨趣演变的内在逻辑作为研究的重心，于是，在趣味这一范畴的统摄下，文学和文论作为精神现象如何从古代知识阶层主体精神中流衍而出，并反过来参与了古代知识阶层主体精神的建构，都在逻辑层面得到深入的解释。布迪厄早就指出“趣味发挥着‘阶级’的诸种标志的功能”[4]，这就意味着在趣味的背后乃是主体的身份，主体的身份既构建了相应的趣味，同时这种趣味亦参与了主体身份的塑造和强化。因此，从文学生产主体身份的演变入手描述趣味史的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选择，这也正是李先生所选择的路径。李先生认为周汉时期文学生产主体身份经过了以下的演变历程，首先是西周时期的贵族，紧接着是春秋战国西汉时期的士大夫，再次是东汉魏晋时期的文人。与此相应，周汉时期主导的文学趣味也经历了由贵族趣味到士大夫趣味再到文人趣味的演变过程。文学生产主体的身份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兴的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流衍过程。先秦时期以诸子为代表的士大夫原是沦为庶民的衰落贵族，他们虽然已丧失了世卿世禄的尊贵地位而只能依靠知识或其他才能参与社会事务，但终不免还遗存有一定程度的贵族精神;而文人身份更是从士大夫身份中产生的，常与士大夫身份共存于文学生产主体中，不是对后者的替代。由于身份是这样一个复杂的流衍过程，所以在身份的支配下而产生的趣味范式也就是同样的流衍过程。《趣味的历史》所勾勒的三种文学趣味是承续、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直线演进模式。显然，李先生对周汉文学趣味演进的复杂过程所做的高度概括和精细描述将对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时段文学生产主体的精神世界及其文本表征提供很有助益的启发。

对周汉趣味演进史的概括与解释是此书的主干，但此书更值得关注的内容实际上是在趣味史的视角下作者对周汉时期文学史与精神史共生关系的描绘。西周文化，今人多概括为宗周礼乐文明，若以文学论，流传于后世的不过《诗》《书》而已，何以竟会对后世文学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解释恐怕是很难的。“文”在周代的丰富含义，前人或以为礼法，或以为典章，或以为文献，或以为道德，不一而足，但显然当孔子赞美西周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时，他是将“文”视为西周的整体特质，其内涵不是以上任一义项所能包括的。《趣味的历史》结合周代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详细分析了先秦文献中“文”的概念，指出在周代至春秋时期“文”乃是“礼乐制度、知识系统与道德观念的统称”（第69页）。这就意味着“文”便是周代贵族的生活规范。这种规范内化到周代贵族的精神世界中便形成了包含观念、情感、体验等诸方面因素的贵族趣味――作者将之命名为“‘文’之趣味”――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贵族的身份意识。如此则周代贵族虽不创作后世所谓文学，却无往而非“文”。作者指出：“对于后世而言，周代贵族开创的作为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系统的‘文’，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渐渐被抛弃和改造了，而‘文’之趣味却得到历代知识阶层的继承与弘扬，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惯习。”（第70页）由此，我们便能够理解后世正统文学观念与“周文”之精神的内在关联，同时，这一研究对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中国文学的起源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再来看作者对士大夫精神与文学思想之关系的分析。士大夫是相对于贵族而言的新的知识阶层，“即代替原先的贵族阶级而成为文化知识之创造者、传承者的那批人物。”（第120页）在春秋战国主要是为重建天下秩序奔走呼喊的诸子，在汉代则主要是与仕进相联系的知识阶层。李先生从士大夫产生的历史境遇与人生追求出发，指出士大夫趣味结构包含四个基本维度，分别是“鲜明的带有某种自恋色彩的自我意识”“高远到令人难以企及的人格理想”“被神圣化了的‘师’的角色意识”“‘道’所标示的终极价值”，而“道”则是士大夫趣味的标志性符号。（第141―152页）这是十分重要的见解。之前我们泛言中国古典文学的载道特质，似乎多少带有一些本质主义的味道，极少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道”的范畴在文学思想中得以产生的原因。《趣味的历史》挑明“道”不是周代贵族的价值观念，而是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指出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绵延不绝的文道关系说之所以得以形成，乃是因为“在士大夫的话语系统中，‘文’的价值只存在于‘道’之中”，这就同时在历史与逻辑两方面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文与道紧密结合的原因。顺着作者所揭示的士大夫趣味结构，我们也就不难进一步去开掘士大夫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史之关系的研究。

至于对文人身份和文人趣味的产生及其与士大夫精神世界和汉魏文学之关系的讨论，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作者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研究了与此相关的众多问题。作者认为“文人”是在士大夫阶层中一部分人产生的一种新的身份，产生的年代大致在东汉时期，在汉末魏初正式形成。文人身份之所以得以在此时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导致士大夫在仕进之途中屡屡受挫，而此时经学也渐趋玄怪化和琐碎化，致使一部分仕途受挫的士人走向著述和文艺，寻找一块安顿个人精神的土壤。在这个过程中追寻个人的“闲情逸致”遂成为部分士大夫的群体选择，于是便开出了一种在后世影响深远的“文人趣味”。在作者看来这是汉末魏初文学突然繁荣的真正原因。作者将“闲情逸致”成为公共选择作为“文人趣味”产生的标志，说：“‘闲情逸致’标志着‘文人’对‘士大夫’身份的疏离和超越，是古代知识阶层在体制之外寻找到一种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方式。”（第277页）这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学中载道与言志两大宗之间的关系做了根本的揭示，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精神结构的另一面。

以上的评介只触及《趣味的历史》一书的枝干，至于其中的繁花茂叶可称赏者亦是不少。当然，这部著作也有让人稍觉遗憾之处，比如作者在论述三种趣味范式的特征时，很少采用直观的物质材料，鄙意以为如能借鉴一些考古人类学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似乎可更完美一些。总体来看，李先生这部著作围绕着周汉时期知识阶层趣味的演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做出了详细而精到的解答，不过要论其最重要的价值，恐怕还是在于拈出“趣味范式”这一范畴，为古典文学与精神史之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李先生自己并未用到精神史这个说法。

注释

[1]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2]李春青：《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下文引此书只注页码。

[3]许京：《文学史与趣味史：试论一个新的问题》，方维规译，见《文化与诗学》第十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布迪厄：《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第16页。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