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教育传播学现况与提升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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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教育传播学从引进到建立已有近30 年的时间，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晚，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和课程结构还要经过实践不断地修改和充实才能日臻完善。教育传播作为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学科，是教育学与传播学、信息学等学科融合的产物，如何将教育信息结构化、符号化，实现教育信息的有效互动，是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实质。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受教育者要求的不断提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新媒体、新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教学，从而优化教学、推动学科发展。
一、教育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内涵
20 世纪初至四十年代，随着信息科学的大力发展，推动了传播学科在美国的创立，并对教育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此时，教育学科开始引入了传播学的理念，用多种传播方式来提高受教育的效果。到了 20 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教育传播学科领域逐渐形成，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到了七十年代，教育传播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相关的教学课程，以传播学理念为基础，推行教育的信息化、系统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开始萌芽和发展。1982 年以后的数年时间里，传播学学科的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教授多次到我国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思想，专门讲述了教育传播学的相关内容。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的一些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教育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及教材。主要著者有南国农、李运林、邵培仁、魏奇、钟志贤、高蕴奇等。这些论文和教材的出版，对于教育传播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1988 年由南国农、李运林编写的《教育传播学》教材作为高校学生的主要教材，影响力最广。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完善地阐述教育传播理论的书。
教育传播学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它与教育学、社会学、信息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是一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课程。关于教育传播的涵义，笔者认为，要结合传播类型的分析来把握。教育传播所传播的是教育信息，传播内容为教育内容。因此，根据教育传播的规模，可以划分为自学传播、个别传播、课堂传播、远程(教育)传播等类型。它尤其强调教育信息流动的双向性和动态性，通过教育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转以此获得较好的教育效果。[1]在此，可以给教育传播下这样一个定义：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揭示教育信息传播活动的过程与规律，以求得最优化的教学效果。[2]其特点是：明确的目的性、内容的严格规定性、受者的特定性、媒体和通道的多样性。
由于教育传播学开始仅仅从教育的媒体着眼，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教学中应用（因为幻灯、电影等媒体的声像信息是通过用电的设备表现出来的），且国内最早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又集中在电化教育领域，所以人们经常把它等同于电化教育，这是不准确的。随着教育技术学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传播学科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教育传播学这个名称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3]无论是基于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现代化的多媒体组合教学模式以及远程教学模式，都可以在教育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内找到合理的解释。
二、教育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受到高度重视
学术界对教育传播学科的重视忽冷忽热，且目前进入低潮，从而影响了教育传播学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缺乏持久性、深入性和系统性，研究氛围不够浓厚，抄袭外来的观点居多，理论观点比较零散，使得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够系统和深入，显得大而空。这与学者研究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20 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教育逐步进入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就进入了低谷。数据显示，当前研究教育传播学的人员85％来自高校，只有5％来自中小学教师。可以看出，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对教育传播重视不够。[4]理论创新是在原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创新理论更适应于客观规律，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强。由于教育传播学是国外引入的，一些理论和案例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不少专家一直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受我国当前的理论研究不深，缺乏中国化的逻辑体系，使得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出现“有学无史”的尴尬局面。结果就出现了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严重滞后，学科基础不牢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当前学者针对新出现的教育传播问题研究不多，缺乏理论创新，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关注不够，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心无力。一些理论仅是面上的泛泛而谈，缺乏实践性和系统性，出现了学者研究氛围不浓、老师教学热情下降、学生不喜欢听课的“三输”现象。[5]
（三）教学与实践严重脱节
当前，教育传播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沟通和传播的思想、手段与工具亦不例外地在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正在发生着改变，现代教育传播活动日益多元化和全方位化。但是，目前的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却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方法老套，考核方式单一，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气氛沉闷，难以实现教学优化。尤其是理论严重滞后，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对于一些新问题，比如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等，缺乏总结与探索。（四）理论研究进入低潮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但长期受教育技术这门学科方向发展的影响，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忽冷忽热。上世纪末国内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极其高涨，而到本世纪初却呈急剧下降趋势，发展缓慢。个别学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院系甚至取消这门课程的教学。这个学科在一些院校被逐步边缘化，课可上可不上，缺乏名师授课，这种情况下，要人缺人，要钱缺钱，理论研究怎么可能深入呢？至今全国没有几个专业的教育传播学研究机构，即使有机构，人员、设备亦不齐全，一些教师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学，热衷于搞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很少有人静心去深入研究。当前研究梯队中，存在严重断层，专业的研究者主要是 55 岁以上的老教授，研究这方面的中青年教师非常稀缺，年青教师对研究教育传播的新问题没有热情，长此以往，这一学科的发展将滞后、徘徊。
三、加强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思路
当前，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要进一步推进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快建立一批专业的研究队伍，整合资源以搭建研究平台
目前，从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不太多，理论研究还处于弱势阶段，而开设教育技术专业和传播学专业的大学很多，这些高校要组织研究团队，利用好自己的教师队伍，由知名博导、教授牵头，成立学科带头人，围绕前沿性的特定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构建完善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方面，当前教育传播学研究的资源分散，平台不大，没有一个完善、系统的资源库，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因此，有必要对其所研究的资源进行整合，建议由相关机构分工协调、相互配合，协力建设一个资源库平台，通过各类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便于研究人员更好的查询和利用。[6]
（二）大力运用新媒体创新教学方式，利用新媒体提高传播效果
传播学理论认为，通道指教育信息形成后，由一方传送到另一方所建立的联系方式。通道在传播过程中处于传者和受者之间，是两者实现信息沟通的中介因素。传播通道不畅，教育效果差，教育目的就无法实现。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新媒体的繁荣，更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提供了基础。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媒体，与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旧媒体共同发展形成数字化传播环境，为自主性学习、互动式学习、探索性学习、个性化学习、娱乐化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可能，也为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7]因此，教育传播面临新的形式，必须创新传播工具，运用QQ 群、博客、微博等新网络媒介，提高传播效果。比如苏州就创建了教育博客，成为苏州教育工作者的网上家园，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可以用研究性教学提高课堂效率，这种模式将学、思、做紧密结合，使沉寂的课堂变得活跃，被动的学习变得主动，值得借鉴。
（三）加强多学科、多国家的交流与协作
当前，从事教育传播学研究的专家主要来自教育技术学的教师，缺乏传播学科、信息技术学科等专业的专家，从而学科的知识结构单一，研究视野比较窄，研究水平也比较浅，导致这一学科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相对有限。而且缺乏与国外专家学者的交流，对国际上当前学科发展前沿介绍和了解比较少，学科理论更新比较慢。面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加强与各个学科、各国的学者进行交流，通过专业会议、论坛、讲座、研讨、外聘、兼职等方式，吸收其它学科的精华及前沿知识，丰富教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
（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相统一
当前困扰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缺乏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从而束缚了学科的长远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引进、消化、吸收等方法来促进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采用新媒体、新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受众的学习需求。因此，要高度重视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大胆探索，不断实践，提高教学和研究的实战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实践应用。着力于解决现实问题，注重发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科与实践更紧密，更贴近现实生活。要鼓励基层的老师深入开展学科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总结，创造出一批优秀的成果，以此来丰富理论教学。要激励与相关学科包括传播学的老师的协作，比如进行课题的联合研究，通过学科融合，共同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