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识字教学智慧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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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学语文识字教学一直采取的是集中识字的方法。所谓集中识字，就是让儿童在入学一年左右的时间，通过使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材，集中认识两千多字。张志公先生说：“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1]传统蒙学的集中识字教学的独特智慧，主要体现为三个“集中”。
一是时间集中。识字教学往往在蒙童入学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不会拖得太久。有的可能时间更短。识字以识记为主，不要求会写这些生字。塾师教读，蒙童跟读、识记、背诵。对课文内容，塾师通常只是略微讲一下，有的甚至不讲。一般在两年之内，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完成初步的识字任务。
二是教材集中。通用的识字教材基本上集中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有限的几本蒙书教材。传统蒙学教材很多，但真正作为识字教材的并不多，使用广泛、影响深远一直保存到现在的不过就是几种。简单地说，唐宋之前，主要教材是《急就篇》等；唐宋之后，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唐宋之前的《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史游编写的一部儿童识字课本，是完整保存至今的产生年代最早的蒙书，其文有三言、四言、七言，文辞雅奥，整齐押韵，便于记忆，内容丰富。唐宋之后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教材搭配在一起，替代了以前的《急就篇》，成为自宋以来最流行的识字教材。三本教材都是韵语编缀，朗朗上口，利于诵读，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编写高妙，《三字经》被称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字文》的优美文笔和华丽辞藻，使得众多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
三是字数集中。在儿童初入学的一年上下时间里，要集中识两千多字，这两千多字是进行初步阅读所必需的。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曾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在语文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字左右较合适，超过太多，学生难以掌握，不足这个数目就太少，而这两千多字又都集中在那三两本蒙书教材里。如识字教材《急就篇》，生字的密度大，字数集中，共2144字（末128字为汉以后所加）；《三字经》字数也很集中，生字密度也大，《三字经》的字数在不同历史时期皆有所增加，宋末元初的有1068字，明末的有1122字，清代有1140字本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千字文》整整1000字；《百家姓》收集姓氏504个，有单姓和复姓，536字。这三本教材的生字加起来约2700字，字数非常集中，正好满足初步阅读所需要的识字量。
“三集中”是传统蒙学识字教学的智慧做法。“三集中”识字教学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现代人“识字难”和“识字教学难”在古代基本不存在，古代上过一两年私塾的人，往往就具备了阅读古书的能力，就是因为“三集中”教学基本解决了初步阅读的认字问题和阅读困难。“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千百年来，前人一直采用这个方法，不肯放弃。”[2]
二、传统蒙学集中识字教学的价值与必要性
传统蒙学集中识字教学适应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要求。刚入学一年多的时间，蒙童求知欲望最强烈，最容易接受新知识，也是对汉字和书面语言最有新鲜感、最敏感的时候，如果此时不集中识字，而是分散识字，拉长战线，旷日持久，则会挫伤蒙童的学习积极性，使蒙童对汉字学习和认知慢慢会生厌。“蒙童多记性”也是及时集中识字的必然要求，古人认为蒙童阶段是记性最好的阶段，清代学者陆世仪这样总结：“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13岁以前是人的记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儿童巨大的记忆潜能正是大脑快速发育的特征，记忆背诵是儿童最自然的学习方式。因此在识字阶段，抓住蒙童记忆力强的黄金时期，让蒙童及时集中识字，背诵识字教材，对儿童来讲是完全可行的做法。反之，错过了集中识字的最佳时期，效率就非常低下，识字就会慢很多。及早解决识字问题，蒙童就能及早真实阅读，就能发展其语言能力，扩大其知识面，从而促进其思维能力发展。这里可以看出古人集中识字教学理念的智慧及洞见所在。
此外，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要集中识字。汉字是非拼音性文字，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因为字都不认识、不会读，处处是拦路虎，文章是“无法卒读”的。而拼音文字，如拉丁文字，在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就可以一边拼读，一边很快成句乃至成段地阅读下来。当然，中国古代有反切注音法，但反切注音首先需要认识很多字，分辨出并会读这些字的声部和韵部，才能反切出一个生字的读音，这显然比较麻烦，无法真正解决识字阅读的问题。因此，中国蒙童必须要在刚入学时集中时间和力量认识一大批常用字，然后才能展开真正的阅读。对此，古人对识字教学有很强的紧迫感和效率观——要尽快识字，尽快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尽快接触真实的高水准的语言文字材料（如儒家经典），而能够真正进行读经教学就必须首先认识一定数量的常用字，否则是无法进行的。今天的小学识字教育缺乏传统蒙学那样的效率观和紧迫感，识字目标不够明确，甚至把识字当作母语教育的一个较长学段目标，这是很成问题的。
三、传统蒙学识字教学的启发与借鉴
对比传统蒙学“三集中”识字教学与我们几十年来为解决“识字难”所做的各种努力，会发现我们走了很多弯路，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很有事倍功半、效率低下之嫌。传统“三集中”识字教学理念和方法蕴含着丰富的汉语言教育智慧，相比较而言它是一种施教简单、容易操作且极有效率的教学方式，它对我们当前的语文识字教学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1.识字时间要缩短、集中，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现在的小学生入学后，漫长的五六年时间，通过近40万字课文阅读量的学习，掌握约2500个常用汉字，平均每天的识字量仅为1.1个左右。两千多字我们要用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学习，相比古人显然我们效率太低了。战线拉得太长，旷日持久，耗时耗力，挫伤了学生学习汉字和汉语的积极性。因为识字晚、慢，导致学生识字量极小，不能及早阅读，特别是不能阅读那些真实的语言材料，因而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迟迟得不到提高。只有压缩识字教学时间，调整识字教材，提高识字效率，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要想缩短识字教学时间，提高识字效率，还应该对以前提倡的“读、写、讲、用”四会的识字教学理念重新加以评估和调整。集中识字阶段，应以识字为主，识字写字不必同步，儿童识字只需要能听音辨形就可以了，明字义、会写字，都应该放到集中识字之后。
2.处理好拼音教学与集中识字的关系
对于初学汉字、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要理解拼音的声母、韵母、前后鼻音、声调等是很困难的事情。识字对于刚入学的学生而言本是自然和轻松的事情，加了拼音学习，便让儿童萌生学语文繁难枯燥之感，人为加大了识字难度。学会拼音对于纠正方言以及阅读时独立学习生字有一定的用处，但绝不等于学会了拼音才能识字。在小学识字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范读、领读，就是学生识字的“拐棍”，这个责任和作用教师完全可以胜任，也完全有必要承担。有现成“拐棍”不用，却费个大周折，先教拼音，让拼音字母成为学生识字的“拐棍”，这个周折值得吗？拼音教学完全可以安排在学生掌握了两千多汉字、阅读能力有了一定提高之后再进行。比如，可以考虑把拼音教学放在小学高年级学段进行。这时候再开始学拼音有利于学生正音和继续提高，他们学起来也会感到很轻松，学习时间和精力都能大大节省。
3.借鉴古人经验，努力编写经典教材
《急就章》文辞雅奥，《三字经》义理丰赡，《千字文》文笔华美，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识字教材原来可以这样编写——内容充实丰厚，又有斐然文采。当前语文教材里面很多的阅读材料，特别是低年级的识字文选材料，由于受到儿童识字量的限制，有意“迁就”儿童识字水平，模仿幼儿话语，语言幼稚、浅薄、单调，内容多贫乏空洞，未能充分展示出汉语语言的魅力。这种现象应该杜绝，因为那不是儿童的真实语言，而是成人想象中的“儿童语言”，儿童学习这种语言对他们语言能力特别是书面语言能力的发展没有好处，也影响了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因此，语文教材编写既要内容充实丰富，又要注重义理和文采；既要让儿童接触真实阅读材料，又要采取适合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两千多年来识字教学的教材一直用韵语，用整齐押韵的形式编排。韵语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儿童喜欢，便于背诵记忆。用韵语来进行汉字识字教学是一大法宝，这启发我们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一定要多用韵语材料，少用松散无韵的大白话。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蒙书，大都出自博学鸿儒之手，编写严谨而高妙，流传广泛，影响巨大。上千年来，我们的古人一直受益于这些经典而权威的教材。现代人也应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学习和借鉴蒙学经典编写的经验，结合当代实际，编写出经典而权威的儿童语文教材读物，以适应和满足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特别是集中识字教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1][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