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农村社区信任结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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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社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信任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文章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引入“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两个概念阐释传统和现代农村社区的信任结构，从而得出农村信任结构的变迁是场域理论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信任场域；信任惯习；农村社区；信任结构
[作者简介]周霞，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四川绵阳621010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3-0107-03
信任是“在有风险的情势下，对他人的动机抱以一种积极的、自信的期待状态”。信任也“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获得安全感，减少相互猜忌的麻烦。另外，理解中国人的信任还应特别注意，信任“不只是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更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应该将信任放在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和研究”。因而，社会学学者眼中的信任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的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对中国农村社区居民的信任探讨亦是如此。对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是以人际信任占主导地位、现代城市社区中制度信任占主导地位的论断，学术界表示一致的赞同。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农村社区的信任结构与功能随社会结构变迁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本文就以农村社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为背景，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解读传统和现代农村社区的信任结构变迁。
一、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场域、惯习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不同的场域具有与之相应的惯习，它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
第一，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布迪厄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场域的概念，它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是一个不断建构的网络。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世界，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按照布迪厄的理解和解释，农村社区村民之间信任关系网络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信任场域”，它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信任场域”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指代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而是一种分析和研究过程中的功能概念。具体来说，“信任场域”可以被理解为在社区当中的一系列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
如果说场域概念着重描述的是农民信任行为的客观性结构的话，那么“惯习”的概念则是偏重于强调行动者自身方面。布迪厄所谓的惯习，而不是习惯，就是说，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个人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烙印。由此。农村居民的信任惯习是他们在信任场域中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一套应付各种信任行为的一套特定惯习。它是具有较固定的结构，是沉积于村民思维深处的、几乎能自动处理问题的经验。换句话说，信任惯习来自于社会客观结构，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为农村居民信任行为提供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景。
第二，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的关系。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客观性的场域和主观性的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域，没有惯习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
布迪厄这样来描述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在一个场域内部，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的关系同样如此。
首先，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是制约关系。信任惯习是属于个人的心智系统，是人们在信任行动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价值观；而这些观念所构成的深层结构正是个体在信任场域中应付各种挑战而形成的经验结构。信任场域形塑着信任惯习。信任场域制约着个体的信任惯习。
其次，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具有知识关系。信任惯习是个体理解信任场域并做出相应行动的前提条件。它为个体认识和适应信任场域提供了深层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
以上两种关系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知识的关系取决于制约的关系，后者先于前者，并塑造着惯习的结构”。这说明，信任场域先塑造信任惯习，信任惯习再认知或构建信任场域。信任场域与信任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信任活动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信任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主观的部分；信任惯习是个体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观的，其中又有客观的渗入。客观与主观共同存在于信任场域中，又共同存在于信任惯习中，这样，它们在信任场域中融合，又在信任惯习中被融合。
二、传统农村社区信任结构
在传统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生产方式也相对落后，农民被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使人们的生产、生活范围十分狭小、有限，人际交往简单。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私人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并形成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传统农村社区是一个的“熟人社会”社区，农村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中，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信任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下，都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在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传统农村社区下，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信任，“主要是从属于习俗的规范和满足于习俗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这种信任本身就是规矩”。因此，信任就像是无形规则，如果你不违反它，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违反，无形的道德谴责力量就会对你施加惩罚，信任的利远远大于不信任的弊。因而才有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具体来说，社会秩序无须外力来维持，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凭
个人的本能和良知就能相安无事。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信任场域规则主要以礼俗的形式表现出来。
信任场域所形塑的信任惯习则表现为：个体行动者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信任场域中，讲人情，重关系，法律仅起次要作用，没有契约，乡土中没有培育出法治精神、民主精神。
总之，传统农村社区的信任场域中，信任的运作逻辑是内生的礼俗，即伦理道德，而非外在的监督。而这种运作逻辑的生成机制是乡土社会的特定结构即“差序格局”和乡邻关系的长期稳定。因此，传统农村社区的信任结构也表现出“差序式”，如同一个同心圆，圆心是自己，最里层是最为紧密的直系亲属，如父母和子女，然后以亲缘关系的远近依次向外扩展。这种“差序式”的信任结构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其他组织结构和制度的基础。
三、现代农村社区信任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关系由隔绝转向融合，人们生产生活领域扩大，生产关系的空间拓展，社会交往扩大，人与人的关系纽带不再局限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而是向公共的、理性的契约关系发展。人际交往由人情导向转向利益导向，人际关系趋于工具化。现代农村社区呈现社会特征分化与社会结构层化变动，社区从“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同样，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也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悄然发生着变化。
突破亲缘、地缘的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经济，刺激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欲望，并且为满足欲望提供了无尽的可能；同时为村民创造了违背传统道德的理由，而且创造了违背传统道德的人可以自由迁出从而逃避职责的机会。这就导致信任场域中人们行动的情感成分减少，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起来。
信任惯习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布迪厄指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传统的不假思索的信任他人的信任惯习遭到冲击，现有对我国农村社区信任关系研究已表明，“契约式”的信任结构开始在农村社区初显端倪，现在的农村村民们大部分是兼顾礼俗和现代社会的契约而形成的合作，传统信任资源开始消解。村民之间信任开始向理性化方向转变。农村信任场域的改变促使着农村社区信任结构变迁，从人际信任向契约信任转变。
然而，信任惯习具有持久性特点，这种传统的信任惯习也不可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迅速瓦解，甚至消失，而是在一定的土壤中继续生存并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它深度规训着农村居民，成为影响农村社区信任结构转型的超经济因素。可见，在农村社区“去乡土性”的现代化过程中，信任结构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的个体信任行动，而他们在生活实践中积累形成并传承下来的信任惯习的改变却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所以，现代农村社区中信任结构有所改变，以“情感”为主的“差序式”信任结构有所松动，以“理性”为主的契约信任有所凸显，但是依旧遵循的是信有差等的模式，“差序式”仍是其主要特点。
四、农村信任结构变迁是场域理论的表现形式
当前，农村社区信任场域中传统与现代两种元素共存：一方面强调礼俗和情感，保留“推己及人”的信任模式；另一方面强调理性和利益，改变传统的信任运作逻辑，吸纳和接受“理性”的契约信任。来自两方面的力量使农村社区的主体行动者――村民处于一种特殊的焦虑与痛苦之中。在信任的实践活动中，农村居民的信任活动随着时间、地点、场景的变化发生改变。信任场域制约着人们的信任惯习。同时信任惯习和重新获得的知识又重新建构信任场域，他们在被动信任(不假思索的信任)和主动选择(理性)的信任之间摇晃。信任结构表现出“摇摆不定”和“复线关联”特征，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的信任结构从人际信任向契约信任模式转化，但是人际信任和契约信任是交互进行，非“此起彼伏”。有学者通过西北某镇定量调研证明农民对亲人、熟人、一般人的信任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他同时提出要考虑在信任研究过程中的情景。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景下，中国人的信任格局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情景化的信任。可见，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使信任结构变迁迂回化、曲折化。这恰当地解释了当前农村居民在他们的信任行动中表现的并非是纯粹理性行动，而是带有信任惯习的“合情合理”的信任行动。
总之，在传统和现代农村信任结构研究中，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引入“信任场域”和“信任惯习”两个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农村居民的信任行为和农村信任结构变迁，可以说，农村信任结构变迁是场域理论的实践产物，是场域理论的表现形式。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农村社区信任结构变迁的特点，为我们引导农村居民的信任行为提出合理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