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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商谈的困境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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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撞车》的影像叙述关涉“实践商谈”,并充分表现了实践商谈在文化体内部和文化体之间的困境,但在困境描述的同时,导演也以“爱”的形式表明了对于实践商谈的希望。

[关键词]文化冲突 实践商谈 爱

《撞车》于二零零六年三月摘得了第七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桂冠。对于一部题材并不新鲜的关于多源文化生存景象描述与反思的电影,导演保罗・哈吉斯以其超强的驾驭能力和深度的文化思考,成就了《撞车》在此一类型电影中的突出地位。影片以来自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甚至不同肤色但共同在洛杉矶街头求生活者,在三十六小时内所发生的生活域的交错及因此而引起的生活冲撞为视角深度反思现代化语境中同源文化内部以及与异源文化之间的共存问题。由于本片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关涉生存伦理问题,因而借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对理论商谈与实践商谈的区分,将《撞车》所涉及的文化交往问题大体界定为实践商谈即其所谈论与反思的是不同源头的文化“应当”如何有效共存的问题。在保罗的该片中实践商谈的困境希望通过其镜头语言得到了较好的展现。此也使得影片在问题思索上与西方思想世界保持了共同关切,此或许也是《撞车》最终赢得最佳影片的原因之一。

“实践商谈”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关涉的既有文化体内部的伦理问题,亦有文化体之间的伦理问题。但由于实践商谈对于交往各方有着坚持“说理态度”与培养“说理能力”的基本预设,因而理想性的实践商谈并不容易达成,但实践商谈的基本预设正源自于日常生活的交往结构,所以。“实践商谈”乃是源于生活本身的内在要求。“论辩活动不过是日常交往活动的自觉的、专门的延伸,在论辩活动中被明确地预设和承认的合理交往结构,已经在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被默默地蕴含着了。”设想从交往活动中抽身而出的罗宾逊式的生存是困难的。但。即使日常的交往活动为“实践商谈”提供了基本预设,扭曲的商谈形式却是日常交往活动的常态。

在《撞车》中实践商谈的困境,首先表现在同源文化的内部,而又以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为其主线。其实本片的拍摄背景正是洛杉矶那场因种族歧视而发生的导致55人死亡,2300人受伤,12000人被捕。此外还有1100多座建筑物被烧毁,持续4天的暴乱活动。暴乱的最初起因则是1991年3月3日。四名白人警察疯狂殴打超速行驶的黑人青年罗德尼・金事件。在美国文化中黑人与白人的冲突由来已久,虽然经过多年来学界与社会的自我反思,此种冲突在理论层面已完全丧失其合法性,但在日常生活之中,种族文化论的影响依然渗透进在此文化圈中生存者的血液之中。影片在开始的叙述中塑造了一位良好的白人警察形象。他公正地履行警察职责,反对搭档的种族歧视行为,并在一群白人警察的枪口下,拯救了宁愿一死也不愿下跪的黑人导演。也许保罗・哈吉斯试图以这样的一位白人警察形象。来展现经过暴乱洗礼后的新的美国种族文化诞生的希望和可能。但即使不提保罗选择白人警察的视角(以白人警察的视角在不经意中暴露了在追求种族文化和解中白人的主动地位,即在交往中“行动诠释”的优位),在影片的叙事发展中,白人警察终于因为误会枪杀了搭其顺风车的黑人。也充分暴露了种族文化和解的艰难――如何说服自己相信对方从衣袋中掏出的是雕像而非手枪,并将此内化入我们的心灵之中,该是何等的不易。当然理解来自双方的真诚,美国黑人在种族文化的歧视所带来的沉重历史负担,所造成的与白人交往的深度障碍之后,同样面临着主动争取良性商谈可能的时代要求,毕竟和睦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只能来自各方的积极争取。它不应该只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表达,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锻炼。

保罗・哈吉斯对于同源文化内部实践商谈的困境,在种族文化冲突之外,也选择了不同阶层与不同职业之间的日常交往做为观照的对象。意料之中的是,扭曲的交往形式在在皆是。影片中对白人议员和其妻子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语境中家庭生活困境的折射。白人议员并不爱她那位有着严重种族歧视情结的妻子,但做为政治人物,议员有礼貌地和她的妻子保持着他人眼中的和睦关系。

在妻子跌伤之后。议员的冷漠与平淡,道出了二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或许在一些观影者看来,导演所选择的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代表性的个案,但一旦我们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即可发现因为太多的个人思考,使得日常家庭生活的交往并不如我们起始时所设想的和谐顺畅。同源文化内部的实践商谈的困境的案例在该片中还有很多,但导演并没有将叙述的重点完全放在同源文化的内部交往之上,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体之间的实践商谈日益明晰。并不断改变个体当下生活的时代。

文化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具有文化体内部交往困境的所有特征之外,还面临着语言交流的另一重障碍,而在某种意义上语言乃是交往得以可能的前提。在同样反映文化交往行为的影片《巴别塔》中,“If you want to beunderstood”的追问中,所隐含的则是“Try tounderstand others”的必然要求。在《撞车》中保罗没有在语言上做过多的停留。毕竟这是一个英语流行于世界的年代,而同时解决语言障碍之后的文化交往更能展现异文化交往的困境。此种困境,在影片中又以个体在异文化域中的生存处境为视角来表达,因此更深入内心,也更残酷、更真实。一个波斯的移民老人,总感觉自我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歧视,因而敏感而脆弱,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常常误读他人的真诚。最后他甚至歇斯底里的拿着手枪去找修锁工索取赔偿。当他朝修锁工女儿开枪的时候,他的神经和观众的神经都达到崩溃的极限。而做为片中重要人物的锁匠,一个有着黑色的皮肤,安分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墨西哥人,在他的生活中也不断地受到别人的误解。为人换锁被人称为“黑帮”。给人修锁又被人骂作骗子。他是那么爱他的女儿却差点因为自己而使女儿丧生。“有一个镜头导演用的恰大好处:他背后是熟睡的妻子和女儿,他独自趴在窗户上望着这座城市的夜空,眼中充满了怅惘。在他的眼中我看到了我心中的迷惑。一个小市民的悲哀,我们所有人的悲哀。”理解的达成在影片中成为导演苦苦的追寻,为何彼此的理解是出于彼此内心的需要,但生活中却有如此之多难以穿透的理解之门?

实践商谈面临着众多的困境,但保罗在影片中还是给出了一抹亮色,在爱中。理解就有降临的可能――波斯父女的相互关爱以及锁匠女儿“It’s OK Dad.I will protect you”的甜美之音中,理解也随之到来。虽然困境仍然未能摆脱,但努力一直存在,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