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论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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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了认真研讨。此次会议是对近年来环渤海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和总结。本文对代表们在年会上提交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甘才超在《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系统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归纳出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阶段性特点，并探讨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周向永研究了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程。在《环渤海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中，霍东峰将环渤海沿岸地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阶段五期，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统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段天在《夏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中，对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环渤海地区东部的泰沂山地、胶东与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东北部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丘陵北部、环渤海地区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环渤海西部和南部的华北平原等文化区域，揭示了各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姚乐音的《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一文，从史籍记载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考古资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等方面，展现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点探讨了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王永波认真研究了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中，对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山南北地区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在较早阶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持续影响的结果，而在相当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第三期则表现出了燕山南北地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燕山南麓地区逐渐脱离了筒形罐文化区。在《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中，乔登云对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问题。张晓峥在《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中，将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六段，合并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据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为界，将冀中地区分为南、北二区，冀中北区夏时期存在下岳各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大坨头文化，冀中南区以南马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石磊从燕的兴起与灭亡、构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大的统一。张星德在《西寨遗址陶器再认识――兼谈赵宝沟文化起源》中，对西寨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详细分期，探讨了其文化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早、晚期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寨遗址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三期与磁山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营子文化、凌河类型新考――关于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性质的再认识》中，赵宾福对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富河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中晚期同时，并且是红山文化的平民遗存；魏营子文化是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凌河类型是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赵晓刚在《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中，从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在分布和选址，聚落内部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形态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了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的一般特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张翠敏在《论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同一文化谱系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主体均属于辽南土著文化系统，双砣子一期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贾笑冰以近年在辽东广鹿岛小珠山、吴家村和洪子东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朱乃诚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与反映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有关的一些考古学现象，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杨建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远程交往》中，将图瓦阿尔然大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了它们可能通过技术转让或者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了远程交往，但它们的起源是各自独立的。洪猛的《浅析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探析了以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发展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演进、生业变化和族属等问题。在《昌平张营遗址与周邻早期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宁对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其与夏家店下层、朱开沟、岳石、下岳各庄、晋中、下七垣诸考古学文化与地区的联系，总结了张营遗址与外界交流的特点及原因。王嗣洲以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其文化发展的强弱态势和内在关系。肖景全、郑辰以抚顺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的遗址、城址研究。王法岗、谢飞在《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指出，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工业可以归为石片石器的工业类型，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体现出区域渐进的特点。盛立双、王春雪在《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中，对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地区和泥河湾盆地、东北地区南部等环渤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种文化上的相似，应理解为类同，而非趋同，是某种文化特征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所造成的传播迁徙。赵春青在《动态解读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北福地聚落开创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介绍了邢台任县南宋村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张童心、王斌对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发掘所出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龙正遗址可能为常山郡（国）周边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张守义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及相关史料，对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进行了考证。白瑞杰对丰宁境内辽金时期的古城址、遗址、墓葬、塔址等进行了研究。田淑华、白瑞杰对承德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证。陈山、刘明对辽阳、沈阳、抚顺境内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岭寺建筑址为“庙”说》中，对金岭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当晚于龙城始建的341年，是礼制性建筑，为“慕容庙”。胡强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官署遗址出土的建筑遗物进行了研究。刘子龙根据平泉会州城城址的现存遗迹、城内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及附近的古遗迹情况，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徐文英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陈伟、雷建红的《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指出，《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九号、十号夯土建筑遗迹的性质为“市”，并依据城址出土的相关遗物和遗迹，进一步探讨了灵寿城内“市”产生的原因。黄信在《论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顾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过对柿子滩遗址与南庄头遗址进行细致比较，得出柿子滩遗址群可分三期的结论。

关于燕赵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继红在《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研究》中，对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进行了分类及分型分式，并对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不同类别的几种主要型式的带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并就青铜带钩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胡传耸考察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先后发现的六处商周时代的铜器窖藏，对这六处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可能分别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个时期。秦进才对满城汉墓铜器铭文纪年进行了研究。相军在《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中指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的仿铜陶礼器在陶器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中期早段全国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车马随葬制度，至西汉晚期，车马随葬制度逐渐统一。刘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陉盘龙冶炉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随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体出土地点、窑口、产地、特征、窑口性质、意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井陉窑具有重要意义，且为唐与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变和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北宋早期定窑就已发明了覆烧工艺。在《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窑址为中心》中，王建保通过对临漳曹村窑和巩义白河窑等北方早期窑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认识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白釉瓷器则是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发展。韩维龙、冯永驱在《河南境内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的考古学观察――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顶山段考古发现为例》中，从种类、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将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属于磁州窑系的瓷器与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瓷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宋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墓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韩立森在《赵王陵陵园规制初探》中，从陵区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区的防御设施、陵园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赵王陵的陵园规制。成瑭重新审视了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墓主应该是与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有密切联系的燕国将领。滕铭予、张亮在《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墓主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中，从墓葬形制和神煞俑两个方面，对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郭济桥在《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中，介绍了河北隆尧唐陵的勘探成果，确定了其范围、布局。梅鹏云在《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大曲”说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的情况，对“大曲”说表示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解。在《试论大兴北程庄辽墓墓门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兴北程庄墓地中发现的辽代墓门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将墓门的建筑情况分为四型，提出墓门的结构、装饰与墓葬的年代有关，可能是建墓时所参考的现实中的建筑有所差异造成的。张林虎对2003―2004年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动植物研究。罗运兵在《华北地区先秦时期鳄骨遗存解析》中，对鳄骨骸遗存进行了分类梳理，着重讨论了鼍类在华北的生态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特别是有关墓葬中出土的鳄皮制品，并对相关的古史传说（如豢龙、御龙）作了解析。高建强等在《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遗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400年的7个古代猪遗存的考古学信息和线粒体DNA，推测黄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遗址和以南的河南贾湖遗址范围内，可能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家猪的起源驯化中心。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遗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试论高青陈庄遗址的性质》讨论了该遗址的性质，认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灭薄姑之后，将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坚守的边防要地。高明奎、郑同修则讨论了高青陈庄西周祭坛的性质，认为它是祭祀地的社坛，城址为齐国卿大夫级的城邑，故社坛可能为“置社”。方辉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地望、墓地延续时间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及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推断其属于商周时期的薛国遗存。在《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认为营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营陵城营建于西汉早期，或为始建于西汉早期的营陵侯国之都城，或为北海郡所营建之郡城。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冯小波以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和广西百色盆地那赖遗址为例，总结了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对世界范围的人类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时代”应该摒弃，重新解读了“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时期的中国南部和东南半岛的北部区域，为掌握和平工业技术的北部边缘人群，也即我们炎黄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结论。何金龙探讨了哀牢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哀牢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境内存在过的唯一由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建立的古国。刘晓东认为，松花江上游的遗存主要有榆树老河深上层遗存、永吉杨屯三期遗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贯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国时期，存在鲜卑、高句丽、三种文化因素，进而对遗存中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这几处遗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与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刘志岩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存，初步建立起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陈淑卿以大南沟、姜家梁、哈喇海沟墓地为例，对小河沿文化性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前人所谓的小河沿文化“社会生产男主女从、社会地位男高女低”的结论并不成立。陈祖军通过对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新划分了器物类别与型式，结合器物出土层位关系、组合与型式演变趋势，认为曲贡文化可划分为二期三段。赵东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进取模式和统治策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深层原因。

有关遗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陆永福、李文鑫通过对贵州省贞丰县鲁容乡洒若桥史前文化遗址所获材料进行器物分类、特征描述、对比分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特性。徐长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发现为基础，推断老虎墩上层文化遗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林强对广西近年出土的一种极富特点的大石铲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选择、加工技术、文化性质等问题。何艳杰在《商代祭祀中“毁庙”遗迹假说――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中，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实物形制、埋藏地点、废弃原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构件应该是檐饰，是人为废弃的，废弃原因一是因为商代可能存在“毁庙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乱”中的人为毁庙。潘玲对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年代进行了探讨。魏坚、张晓玮从古城形制和建筑规模入手，对比居延地区调查测绘的汉代边城考古成果，认为该城始建于汉代，并是汉代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以后沿用。何继英对上海志丹苑发掘的元代水闸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文献资料，对建筑工艺以及成就形成了结论。王元林对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考古学考察。楼建龙对福州城市考古进行了综述。王志刚重新审视了国内城的年代问题，认为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4世纪。孟华平探讨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原因。王育龙对西汉时期的儋耳郡城与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讨论了两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亚岐从考古学视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戴向明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近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惠夕平介绍了荥阳官庄遗址2011―2012年的重要发现。何国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做了简述。高大伦介绍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的主要收获。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对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进行了探讨。李新全通过对神树纹瓦当造型与纹样的研究，揭示了天圆地方、两极、统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头在古蜀国，而不是燕国。宫希成介绍了安徽出土的5件铜铙，对它们的年代即“最早为商代，最晚为春秋”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商代晚期，并探讨了铜铙的功能，认为小铙是用来演奏旋律的，大铙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星辰之神器。聂菲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霍巍在《试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中，对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进行了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分析，认为从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上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军探讨了我国北方系青铜器科学价值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看法。闫介绍了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比较了它与青海史前细石器之间的异同，认为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归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延续，青海齐家文化的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的细石器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韩金秋在《从靴形器看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中，对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红墓葬出土的铜靴形器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兴起与北方地带传统的低腰皮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高红靴形器的出现与商周之际北方民族游动性增强的趋势相符，以高红墓葬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导致了此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扩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的直接反映。黄锦前在《说“盏盂”――兼论楚系盏盂的形态与功能》中，从文字和器形两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作为器物自名的、等字，应释作“盂”，进而主要据楚系有自名的盏的有关材料，从器物形制、自名及古书的相关记载等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盏与鼎、盆及盂等器类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盏虽系楚系铜器中所特有的器类，但其部分类型明显受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礼器中的功用与地位大致与敦、相当。院文清对仿铜漆礼器的类别、造型、组合、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金华在对已发现的西汉黄金货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汉麟形象的考证，重新对《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西汉麟趾金进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中，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陶圆炉进行了梳理，认为陶圆炉的时空分布特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的变化是与汉代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产物。梁志龙根据带扣外部扣环的形状，结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装工艺等的不同特征，将高句丽带扣划分为四种类型。丘刚依据海南岛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杰、夏浙新从考古实证与文献资料两方面，对历史时期琮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琮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逐渐丧失了良渚文化时期原有的宗教观念，但是作为玉礼器之一，却被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不断强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强、何安益根据历年调查、发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青瓷器所体现的工艺特征角度考察，尝试梳理该窑址的青瓷器技术发展脉络，认为窑田岭窑址不应完全归入耀州窑系。

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蒋志龙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党社探究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的意义。丁岩以咸阳原战国秦陵园布局模式为例，认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园布局模式的新发展，汉承秦制，西汉也实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园布局形式。孙伟刚从建筑结构、特点及管理等方面论述了秦汉帝陵寝园，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开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侧西部的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为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并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申茂盛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田正标对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变迁与越国墓葬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梁云对泾河上游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属部队的军事将领，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边部队的驻地范围。郎旭峰、杨金东从土墩墓的形制与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演变规律、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七期，年代从商代中晚期延续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李东通过对自己发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对以往所谓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将其认作元代器的观点，认为岱吉屯、欢迎砖厂墓地和扶余油田砖厂墓地均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吴松岩通过对内蒙古中部早期鲜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联盟时期的遗存，即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同时包含匈奴、乌丸等其他民族在内的联盟组织，年代应该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吴荭对河西魏晋墓葬的照墙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赵永军在《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中，对金墓中以壁画、石刻等方式体现的墓主形象题材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对墓主人进行供养，是这类墓主人图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内涵。王会民、马冬青提出在中国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埋葬时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一个从葬位尊卑不明显到右尊主流再发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此外，关于动植物考古：杨春、赵志军根据对吉林省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复原了新石器至明清时期的农业特征，探讨了该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乔虹梳理了青海高原史前时期的农业考古资料；王强、贾鑫、李明启、杨晓燕论述了中国常见食用豆类的淀粉粒形态分析及其在农业考古中的应用。对于盐业考古，王青对国内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和其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入阐述，白九江、邹后曦分析研究了三峡地区制盐龙灶的特征与演变。在美术考古方面，高继习提出了西王母原型希腊来源说的可能性。有关文物保护工作，杨军昌认为应当重视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及其相关科技问题，提出要围绕三个中心开展工作。陈永志、萨仁毕力格对19世纪末至今的蒙古国考古学概况及重大考古发现进行了综述。庞小霞探析了西周井（邢）氏族性及源流。王峰对淮夷源流进行了考证，认为南淮夷的主体当源自本地，外来移民在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并不突出。吴桂兵根据考古发掘的永宁寺、思远佛寺、思燕浮图、赵彭城佛寺等遗址材料，从寺院平面布局和佛殿两方面，论述了北朝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

此次年会所收论文内容涉及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汉唐考古、宋元明考古以及陶瓷考古、盐业考古、冶金考古、城市考古、美术考古和动植物考古等专业领域，既突出了环渤海考古这一中心议题，体现了近年来环渤海考古及研究取得的重要进步与成就，同时反映了考古学界最新的发掘收获与研究成果。正如张忠培先生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的一样：本次大会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学者成为了重要力量，我们看到了希望；大会为河北考古研究搭建了一个舞台，将当地的文物研究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本次大会会员提交的论文提要比历届都多，是对考古学的一次大检查，是一次收获的大会；会上大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形成了考古研究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大会的会风很好，文章有据，研讨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