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风尚及其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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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在多重因素催生之下形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在藏书群体、藏书地域、藏书目的等多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私人藏书家们“藏用并重”，并对其私家藏书进行了校勘、编目、著述等整理利用活动，对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典籍的保存传播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私家藏书 文化贡献 文化典籍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01.017

The Fashion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Zheng Yuj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formed a cultural fashion under the multiple factors and had some new features in the groups， regions， purpose and other aspects. Private book collecto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books， and made collation， catalogue， works finished by their own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of academic cultur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Keywords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Cultural contribution. Cultural classics.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黑暗、写本书普及、私人著述兴盛、官府藏书利用困难等多重因素的催生之下，私家藏书快速发展起来，不仅藏书家人数众多，而且藏书数量丰富，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风尚，引领了这一时期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风尚

1.1 从藏书群体来看，上至宗室诸王，下至穷苦书生

两汉时期，私人藏书家多为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如淮南王刘安、名儒刘向及其子刘歆、大学问家蔡邕等。与两汉相比，这一时期的书籍逐渐走向了寻常百姓家，藏书家人数众多，上至宗室诸王，下至穷苦书生。梁代宗室诸王堪称这一时期“私家藏书之翘楚”[1]90。昭明太子萧统、吴平侯萧劢有书三万卷;而后称为梁元帝的萧绎“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2]文人士大夫中藏书上万卷的已不鲜见。如曹魏时被称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经学家王弼，其藏书都达万卷之多;南朝史学家沈约“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3]242、王僧儒“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P家书埒”[4]1462、任P“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3]254;北朝辛术四处寻访书籍，藏书亦达万余卷等。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5]。穷苦书生如西晋张华“少孤贫，自牧羊”“却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6]1074;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帝送一车书与之。”[6]1409-1415北魏的宋繇，幼时父母俱丧，衔胆自厉，博通经史，积书至数千卷;南齐沈士，家贫，织帘诵读，口手不息，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手抄书数千卷。据范凤书先生统计，魏晋南北朝的藏书家共有102人[7]，藏书爱书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风尚。

1.2 从藏书地域来看，中心区域由北方逐渐向南方迁移

曹魏至西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洛阳一带，北方地区暂时的统一安定为私家藏书创造了良好发展条件。这一时期，收藏丰富的藏书家多云集在都城洛阳、长安及其周边地区。曹魏时，除藏书上万卷的王粲、王弼外，还有“谷不满斗斛”[8]347却藏书数百卷的王修、专门建造石窟藏书的曹参等藏书家。西晋时，著名的藏书家除张华、皇甫谧外，还有藏书甚多的杜预、裴宪、荀绰等人。

东晋南朝时，伴随着政权的南迁和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北方文化主流随之南迁，一些藏书家纷纷迁徙到南方，并将丰富的藏书转移到了南方，如刘正舆、傅颖根等人。此外，史载东晋葛洪藏书近万卷，郗俭之、张尚文、殷允、桓石秀等人都是多书之家。进入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更快，出现了不少拥有万卷藏书的私人藏书家。《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载：“梁武帝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9]907萧梁时，江南私家藏书达到极盛，藏书家已多达二十七人。据史书记载，除梁宗室诸王萧统、萧劢、萧绎藏书多达万卷以上，沈约、萧纶、张y藏书达二万卷，任P、王僧孺、张缅都收藏有万余卷书籍。南方的宋、齐、陈各朝也都有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如宋朝的刘穆之、沈亮、谢弘微，齐朝的王俭、王昙首、褚湛之、褚渊、陆澄、陆少元、沈士、刘善明、崔慰祖，陈朝的孔奂、许亨、江总、徐伯阳等。总之，此时“南方是全国私家藏书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从所藏书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1]89。

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频仍，文化相对落后，私家藏书的人数和书籍数量都比南方要少的多。进入北朝以后，战乱有所减少，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如北魏的李顺、平恒、宋繇等，北齐的李业兴、邢子才、辛术、魏收、颜之推，北周的贺拔胜、黎景熙等收藏有较为丰富的图书。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大体相似，藏书中心逐渐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1.3 从藏书目的来看，虽目的各异，但多重怡情

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图书市场尚不活跃，藏书家收藏图书很少见有钱财功利性。私人藏书家们虽志趣各异，目的也多有不同，或为奋发苦读，以博取功名;或为治学著述，以留名后世;或为民间办学，以润泽世人……但他们不同藏书目的的背后，均有一种爱书藏书情怀，多注重在藏书过程中怡情养性、修养身心。如西晋褚陶雅爱书籍，常以坟典自娱;东晋陶渊明“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6]2461;北魏李谧“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10]1225南朝齐梁时“（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长年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废’”[3]397;“（萧劢）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劢，酬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4]1263;王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11]等等，由此可见，藏书家读书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至高境界，读书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对书自觉高雅的精神情趣，不仅大大丰富了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精神和情感内涵，也受到后代私人藏书家们的推崇和效仿。

1.4 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开始出现

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开始出现。如北魏江式六世家传书法、文字之学，其家多藏“古篆八体之法”[10]1280。南齐贾渊家专藏谱系之书，“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12]907又南朝徐伯阳“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13]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主要聚书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来源，除继承前世旧藏（如东晋王昙首、南齐褚渊等）、接受赠与或赐书（如曹魏之王粲、梁代王筠、宋之沈亮、陈之江总、南齐柳世隆等）、战争获得（如东晋杜预、应詹等）和购买外，其主要的聚书手段为抄录。自从纸发明后，书籍的生产全靠抄录复制。这一时期，抄书之风盛行，私人藏书家上至宗室诸王、下至贫苦书生，都以抄录作为获得书籍的主要手段。如东晋时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14]318;庾阐作《扬都赋》，“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14]305;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轰动了整个京都，“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6]2377。南北朝时期，抄写书籍更为风行。梁元帝萧绎聚书四十年得八万卷，在自己写的《金楼子・聚书篇》中详述他书籍的来源，不少都是在各地抄录而来。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集人抄成《四部要略》千卷。齐宗室萧钧为了利用方便，用蝇头小楷抄写《五经》一部，保存在巾箱中，后来读书人争相仿效他，“巾箱五经自此始也”[6]1038。南齐沈士“遭火，烧书数千卷，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12]944。袁峻“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4]1777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15]。李彪“好学不卷……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10]1452王筠自序曰“少好抄书，老而弥笃……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3]486穆士儒“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16]郎基博览坟典，无所营求，“惟颇令写书”[17]。抄书不仅成为这一时期藏书家聚书的主要手段，更成为他们读书治学的一种好方法。

3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整理利用

因为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目的大多很单纯，多为自己苦读治学而收藏，因此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家不仅重收藏，而且重整理利用，“藏以致用”的藏书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

3.1 为官府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提供范本

对于动荡社会中聚散无常的官府藏书来说，收藏宏富的私家藏书成为官府藏书的一个很好补充，出现了经常被官府借抄或校勘的现象。如西晋张华收藏有不少稀世秘奇之本，以致“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6]1074。东晋时的殷允、张尚文、郗俭之、桓石秀等人都是“多书之家”，秘书丞王谧便命秘书郎分头去采借，即按每人专管一部来抄写，以增加国家藏书。梁代任P藏书万余卷，多为异本，常供官府藏书校勘利用。

3.2 不秘私藏，对外开放，供人们借阅

这一时期，很多藏书家思想较为开明，藏书不再秘而不宣，一方面藏书家之间经常互通有无，相互赠书。如梁代沈约多赠书与王筠，刘显曾赠书与孔奂，而蔡大宝又得徐勉家藏书。另一方面不再单单局限于个人阅读，允许对外人借阅、传抄，甚至还提供便利的阅读条件。如蜀国藏书家向朗“开门迎宾，诱纳后进”[8]1010两晋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干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其孙）蔚为办衣食”[6]2347。南齐崔慰祖藏书上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12]901。《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记载“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遂以儒学知名。”[10]2762

南齐人张率尽读陆少元家书;北魏人李彪抄诵于高闾家，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北齐人刘昼披览于宋世良和宋世轨家，他们的成才多仰仗于藏书家的无私借读。私人藏书家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对提携培养英才俊秀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提高了图书的利用价值，对后代私人藏书事业发展影响深远。

4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

4.1 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活动已不限于收藏、借阅，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对藏书进行整理利用，编目校勘、著书立说等，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学术的迅速发展与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编纂私家藏书目录。如梁宗室萧静好学博文，收集经史，“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校”[3]350。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恭加题贴”[18]1865。梁朝任P整理藏书，编撰有私藏目录，“P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P家取之”[3]254。南北朝时期，除了编写私藏目录外，个别学识渊博的藏书家广泛著录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图书，远远超出了私人藏书的范围，编制出了体例严整、内容丰富的私家目录，这就是王俭编制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成为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部重要私家藏书目录。

二为私人修书之风兴起。首先是私家写史的繁荣。《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书籍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这足以见得这一时期史书著作数量的巨大。如关于魏史，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的史书就多达一百四五十种，主要的有孙盛《魏氏春秋》、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等。关于两晋的历史，有束皙《晋书》、王隐《晋书》、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等十几种。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梁朝周兴嗣《梁皇帝实录》等，分别创立了地方志和实录等史书新体例。其次是注经之学兴盛。这一时期，政治黑暗，士人多由关注社会转向关注生命价值，一时玄学兴起，注经之风盛行。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总结了这一时期经书注疏的主要成就，“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18]第三，编纂总集、别集、类书等。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的“（总集）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别集）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9]1081-1089就作者年代而言，别集的437部中，365部皆为魏晋南北朝时人的文集;从编纂时间来说，除隋18部，余皆为魏晋南北朝时人编纂[20]。总集中最有影响当属梁代萧统编撰的《文选》和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类书编纂主要有南齐萧子良召集学士抄写《五经》百家，依照《皇览》体例编纂《四部要略》千卷;梁代藏书家萧秀招纳学士平原刘孝标编撰《类苑》等，卷帙浩繁，分类编排，检索便利，为后代类书等工具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第四，其他著述。如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抱朴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个人学术专著的产生，都得益于私家藏书的丰富。

4.2 对后世人们藏书爱书护书的精神风尚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私人藏书家们勤奋抄书、聚书，同时也深感书籍来之不易，开始注意对图书的保护，痴心爱书，精心护书。西晋人皇甫谧视书如珍宝，“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6]1410;南齐褚渊“推财于弟，惟取书数千卷”[12]425;王昙首“兄弟分财，惟取图书而已”[4]587等许多藏书家都将书籍看得比财物重要。此时期借阅的相对频繁也使书籍容易受损，私人藏书家开始特别注意图书的保护。如西晋时齐王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21];南齐虞和“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4]1770;北魏著作佐郎平恒“耽勤读诵，研综经籍……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18]1865，即建立专门的独立于居室之外的藏书楼存放图书。这一时期，人们为了珍藏图书，还经常将珍藏之书放置巾箱中，称巾箱细书，类似今之袖珍本。据《南史・萧钧传》记载“钧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22]，这种巾箱细书不仅便于携带阅读，更有利于书籍的保护。

4.3 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贡献很大

私家藏书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于其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巨大成就[2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政权更替频繁，官府藏书经常遭受严重破坏，而私家藏书却能在民间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往往出现“王府所无，私家乃有”[9]1300的情况。每在新朝初建之时，封建政权就会向民间征书、索书，建立自己的官府藏书，以资借鉴。如“魏氏代汉，采掇遗忘……东晋之初，代更鸠聚。……（陈文好史）又更鸠集”[9]906-907;梁武帝还曾下《为梁武帝集坟籍令》，广罗图书等。有时政府还派人借抄或借用私家藏书，以供整理校勘之用。如西晋秘书监挚虞撰修官书，都借助张华的私藏来校勘版本;梁代沈约勘定官府目录时常到任P家取之。还有私人藏书家主动向官府献书的，并可赢得官府的重用。如北魏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10]2277。总之，私家藏书对于历经战火的官府藏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贡献很大。

参考文献：

[ 1 ]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 2 ] 萧绎.金楼子・聚书篇[M]//百子全书（第五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3005.

[ 3 ]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4 ]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 陈德弟.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述论[J].图书与情报，2006（1）：106.

[ 6 ]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30.

[ 8 ]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70.

[1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3]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68.

[14] 王义庆.[梁]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 令狐德保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598.

[16] 凌迪知.万姓通谱（卷一一二）[Z].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641.

[18]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65.

[19]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9：163.

[20] 陈传万.魏晋南北朝图书业与文学[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80.

[21] 李P，等.太平御览（六九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2779.

[22] 周少川.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论纲[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