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京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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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个魔一样的名字。

对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

对众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北京是个令人爱恨交织的名字。有无数人来到这里，也有无数人离开这里。它既收割着青春，也迎接着死亡；“它成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欲望与颓丧；它冷眼旁观失败者的挣扎，也不吝于分享实现梦想者的喜悦。”（王天挺语）

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北京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一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大城市，甚至是国际大都市。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北京似乎拥有更迷人的魅力和难以捉摸的力量，在“中国梦”还未出现之前，“北京梦”似乎成为知识青年的唯一梦想。

从1980年代开始，先后有三批知识青年涌入北京，第一批以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为代表，他们是80年代的亡灵，是织梦者和追梦者；第二批是以音乐和影视表演为主的艺人，他们是一夜成名的搏命者；第三批产生于2000年后，他们以代码为工具，构筑起互联网的美丽新世界，同时也构筑起自己财富的新高度。

一个城市能够帮助如此多的人实现梦想，实属伟大。但当多数人只能将梦想放在一个篮子里时，我们感到了无比的惊恐。好的时代应该是，不仅有“北京梦”，还有“武汉梦”、“西宁梦”、“丽江梦”、“乌鲁木齐梦”……有多少个城市，就应该有多少种梦想。

当下中国，最热的词汇莫过于“中国梦”。曾有一个乡村小学老师，也让学生谈谈自己的“中国梦”，一个学生说“我的中国梦就是拥有一个新书包”，老师说：“这不行，中国梦应该是与国家富强、民主、进步等有关系，你再说一个。”这个小男孩想了半天后说：“我的中国梦是拥有两个新书包，因为妹妹的书包也坏了。”

是的，就像任何时代一样，作为一个机构或者制度，国家没有梦想，它应该而且只能是实现梦想的工具，它不能凌驾于任何个体之上，尤其是以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名义。

其实中国人不爱做梦，甚至还经常失眠。现实中，太多人想登上福布斯的封面，不管何种群体，都表示面临工作和生活压力。但认真翻阅我们的权利手册后，居然再也找不到什么比死亡、睡觉和做梦更加平等的事情。

于是乎，梦想成了一种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