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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个魔一样的名字。
对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
对众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北京是个令人爱恨交织的名字。有无数人来到这里,也有无数人离开这里。它既收割着青春,也迎接着死亡;“它成批量地生产繁华与梦想,也制造同等规模的欲望与颓丧;它冷眼旁观失败者的挣扎,也不吝于分享实现梦想者的喜悦。”(王天挺语)
1962年,一名外国记者将北京定义为“史上最大的乡村”。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一样,北京这个“大乡村”走向了大城市,甚至是国际大都市。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北京似乎拥有更迷人的魅力和难以捉摸的力量,在“中国梦”还未出现之前,“北京梦”似乎成为知识青年的唯一梦想。
从1980年代开始,先后有三批知识青年涌入北京,第一批以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为代表,他们是80年代的亡灵,是织梦者和追梦者;第二批是以音乐和影视表演为主的艺人,他们是一夜成名的搏命者;第三批产生于2000年后,他们以代码为工具,构筑起互联网的美丽新世界,同时也构筑起自己财富的新高度。
一个城市能够帮助如此多的人实现梦想,实属伟大。但当多数人只能将梦想放在一个篮子里时,我们感到了无比的惊恐。好的时代应该是,不仅有“北京梦”,还有“武汉梦”、“西宁梦”、“丽江梦”、“乌鲁木齐梦”……有多少个城市,就应该有多少种梦想。
当下中国,最热的词汇莫过于“中国梦”。曾有一个乡村小学老师,也让学生谈谈自己的“中国梦”,一个学生说“我的中国梦就是拥有一个新书包”,老师说:“这不行,中国梦应该是与国家富强、民主、进步等有关系,你再说一个。”这个小男孩想了半天后说:“我的中国梦是拥有两个新书包,因为妹妹的书包也坏了。”
是的,就像任何时代一样,作为一个机构或者制度,国家没有梦想,它应该而且只能是实现梦想的工具,它不能凌驾于任何个体之上,尤其是以那些自称崇高和伟大的名义。
其实中国人不爱做梦,甚至还经常失眠。现实中,太多人想登上福布斯的封面,不管何种群体,都表示面临工作和生活压力。但认真翻阅我们的权利手册后,居然再也找不到什么比死亡、睡觉和做梦更加平等的事情。
于是乎,梦想成了一种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