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儿”蒲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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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偶看连续剧《战北平》，觉得男主角不错，一人饰双角，各有个性，问旁人那主演姓甚名谁，小司机抢答：“您连他都不知道啊？他是蒲巴甲，好男儿！”

我莫名其妙，为什么称他“好男儿”？追问后方知，是某活动的高中者，冠名作“好男儿”。虽说我和李宇春同学等是好朋友，但也许人到中年吧，我对电视选秀什么的无暇留意，也没关注谁是“超女”，谁是“快男”。但蒲巴甲我记住了。一者，他长得有点像台湾演员王力宏；二者，他是个藏族后生；再者，我觉得他的戏还不错，虽有些地方略显稚嫩，但骨子眼里流露出来的那份纯真和粗犷是当下好多弱不禁风的男明星不具备的，于是，我上网去摸他的底，一查，乐了！原来这小子竟是我上海戏剧学院的学弟，他的班主任老师何雁是我“死党”，他还演过我哥们儿胡雪桦导演的《喜马拉雅王子》，得过摩纳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称号！更有一张照片让我想起原来我们早就见过，那是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晚会，我和居文沛主持红毯明星入场式，他和爱新觉罗·启星牵手走的，网上的那张照片，两个孩子都透着青葱气息，羞涩而天真。而正是这张照片，让我大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原来，那几天我正筹拍《康定情歌》，剧中有个男孩，戏份很重，我找了我国立兄弟的儿子张默，那小子一口答应，但看本子之后，说不了解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要去下生活。这原本是桩好事，可眼瞅着火烧眉毛要开机了，再去下一个月的生活我这儿黄花菜就凉了！此时，这张启星和蒲巴甲的“情侣照”让我眼前一亮，我只能对不起我那张默大侄子了，最快速度通过胡雪桦与何雁找到蒲巴甲，不容他考虑，甚至不给他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学校的假给你请好了，公司的合同也定好了（他当时签在胡雪桦的公司），你今晚看剧本，明天给我写角色小传，10天后，外景地见。”

“导演，我演啥？”他懵懵懂懂。

我回答得斩钉截铁：“你看了剧本就知道了！”

当晚，他来电话：“我看了，哭了，我知道我演一个叫扎西的，敢爱敢恨的藏族人。只是想问一句，戏中的女朋友梅朵是谁？”

“你还记得跟你走过红地毯的那个满族格格吗？”我问。

“爱新觉罗·启星啊？我们有联系！”电话那端他显得很兴奋。

于是，他俩在海拔4000米的雪域再次牵手，载歌载舞地演活了一对爱得生死不分离的青年男女。戏中，有大段的舞蹈和歌唱，这本来是藏族同胞的强项，可他说，从小家里穷，没有电视机，又生性腼腆，不知道时期著名的《洗衣歌》是啥样的，幸好，启星有备而来，当时我选她也因为她不但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而且还在舞蹈学院附中学过6年民族舞。蒲巴甲和启星没日没夜地排练起来。启星教他舞蹈，蒲巴甲带她唱歌，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影片完成，专家学者对两位演员在戏中不用替身真演真唱赞叹不已。

有个小插曲。蒲巴甲进组时提出，爸爸妈妈都是地道的牧民，从没看过拍电影，能不能酬金少些，让家人在组里跟他住一阵。我爽快地答应了，这种重亲情的演员，我喜欢！那天拍《洗衣歌》，我还特地把他父母请到现场，专门给了大镜头。蒲巴甲很感动，在我耳边说：“导演哥哥，一辈子不会忘记你！”

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言重，待到影片后期，他才跟我说，爸得的是癌症，他怕以后不能再陪他老人家了，才特别要求把家人都带到剧组，说是给我添麻烦了。那天，他来补台词，看到我专门留在影片中他爸爸的特写，很感动，很欣慰，他说：“导演，给我拷个碟，我带回去给爸看一眼，他能和儿子一起拍电影，他会觉得很幸福的。”我破例答应了他的要求。凌晨，他录完音直奔机场赶头班飞机。看到他神色忧郁心思重重消失在夜色中，我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次日上午，我接到他机场来电：“爸爸走了，我没见到他最后一面，他也没看成我们的电影，但他走得很高兴，因为他跟我一起上过银幕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和他一同流泪，我祈福老人在天上不再受苦，不再有过多的磨难。

蒲巴甲出生在阿坝的一个藏民家庭，小时候穷，爸爸决定让他和哥哥抽签，谁中了，谁去读书。结果哥哥去了，蒲巴甲哭了好几天。后来，哥哥不想读了，爸爸让他去替换，没想到蒲巴甲天资聪颖，成绩出色，更后来竟考取了“上戏”。他说：“是全家人节省口粮让我读的书，我要为藏族人争气，为中国人争气，做个电影圈的好孩子。”

生活中，他的确是好孩子，这几年，我们从合作伙伴变成兄弟哥们，不管我在哪个岗位上，不论我顺风还是逆水，他都始终帮衬我，支持我。我揽的事多，捐灾啊义演啊，帮儿童片跑龙套啊，给老艺术家送吃喝啊，常抓他的差，甚至还让他当司机，他从不推辞。我拍《三个未婚妈妈》，缺个启星的“绯闻男友”，一个电话过去，他就飞来了，一场戏，八个镜头，演一“坏小子”，可在我心中，他确是个“好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