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所描述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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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W．萨义德（1935～2003），美籍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已于今年9月25日去世。本刊从其名著《东方学》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志纪念。―――编者手记

人们用许多词语来表达这一［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贝尔福和克罗默［注1］就用过好几个。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要使这一简单对立关系不那么单调枯燥，不可忽视下面这一事实：东方人生活的世界虽与西方不同，然而却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有其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论的独特特征和内在一致的原则。然而，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表达方式来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

人们是否可以将人类现实划分为―――人类现实似乎已经被划分为―――具有显著差异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甚至种族而能全然承受这一划分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是否能全然承受此划分的后果，指的是是否有办法避免，比如说，将人分为“我们”（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所显示出来的敌意。因为这类概括性区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用来强调一些人和另外一些人之间差别的重要性，通常会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当人们使用东方人和西方人这样的范畴作为学术分析、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时（贝尔福和克罗默就是这样使用这些范畴的），其结果通常是将这一区分极端化―――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并且限制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接触。简而言之，从一开始直到现在，现代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国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东方”与“西方”的僵化区分所产生的下面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将思维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或东方的狭小的车厢内。由于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

为了更好地阐明我的观点，不妨举一两个当代的例子。拥有权力的人会经常审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贝尔福经常这样做。我们的同代人亨利・基辛格也这样做，很少有表达得像他的“国内结构与对外政策”一文那么坦率的。他所面临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美国在处理其在世界上的行为时必须面对国内力量和国外现实的双重压力。出于这一考虑，基辛格的话语必须在美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确立一个两极对立的关系；此外，他当然意识到自己是以美国这个重要西方强国的权威声音在说话，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和现实状况使其不得不面临一个不那么乐于接受其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世界。基辛格感到，美国处理与工业化的、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容易得多。同样，美国与所谓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印度支那、近东、非洲和拉美）的当代关系令人棘手，这一点甚至基辛格也无法遮掩。

在这篇文章中，基辛格以语言学家所说的二元对立作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他表明，对外政策有两种类型（预言性的和政治性的），两种技巧，两个时期，等等。当文章在历史回顾部分的结尾处直接面对当代世界时，他将这一世界相应地分为两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一部分，即西方，“深信现实世界是外在于观察者而存在的，知识由对数据的记录和分类组成―――越准确越好”。基辛格提出的证据是牛顿引发的科学革命，这一革命未曾在发展中国家发生：“未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那些文化继续保持着下面这一本质上属于前牛顿时代的观念：现实世界是几乎完全内在于观察者而存在的。”因此，他补充道，“与西方国家相比，经验现实对许多新兴国家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未经历发现这一经验现实的过程。”

与克罗默不同，基辛格在论及东方人的不精确时不需要引用阿尔弗莱德・赖亚尔爵士；他所做的论断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不需要特别的论证。我们有牛顿革命，他们没有。因此，作为思想者，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好。很好：所用的方式最终与贝尔福和克罗默的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在基辛格和英国的帝国论者之间有着60多年的时间距离。无数的战争和革命有力地证明，基辛格既与“不准确”的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也与维也纳会议［注2］之前的欧洲联系在一起的前牛顿时代的预言性类型并非完全没有取得过成功。基辛格―――这一点与贝尔福和克罗默不同―――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前牛顿的视角给予必要的尊敬，因为“它为当今的革命风暴注入了剂”。因此，在牛顿之后的（现实）世界，人们的职责是“在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之前，主动建立一种国际秩序”：换言之，我们仍然必须找到一种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方式。这与克罗默所构想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抗并且最终能使某一中央权威受益的协调运行的机构难道有什么差别吗？

当基辛格将世界划分为前牛顿与后牛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知现实的方式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做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知识谱系的基础上。但他的这一区分与东方学家将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两大部分的传统做法如出一辙。与东方学家一样，基辛格的划分并没有摆脱价值判断的局限，尽管他力图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因此，他的文章到处充满像“预言性”、“准确性”、“内在”、“经验现实”和“秩序”这样的词汇，它们要么指称有吸引力的、熟悉的、令人向往的优点，要么意味着危险的、特殊的、没有秩序的缺陷。我们将会看到，传统的东方学家与基辛格一样，将文化间的差异首先构想为用以将这些文化区分开来的边界，然后又将其构想为迫使西方对文化他者进行控制、容纳甚至统治（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其中所隐含的权力）的推动力。这样不无偏激的区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维持这种区分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自不需要我在此多言。

另一个例子与基辛格的分析相吻合―――也许太相吻合了。《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972年2月号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哈罗尔德・格里顿，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退休人员；文章的题目（《阿拉伯世界》）、语调和内容都有着强烈的东方学色彩。格里顿对阿拉伯人所做的心理分析横跨1300多年的时间，涉及一亿多人。文章本身旨在揭示“阿拉伯行为的内在机制”，这对我们来说是“反常的”，但对阿拉伯人而言则是“正常的”。在这一颇有些令人欣慰的开头之后，我们被告知：阿拉伯人强调顺从；阿拉伯文化是一种羞感文化，这一文化的“声望体系”具有吸引追随者和扈从者的能力（我们被补充告知，“阿拉伯社会是并且总是建立在主仆关系的基础上”）；阿拉伯人只能在对抗的情境中存活；威望仅仅建立在支配别人的基础上；这种羞感文化―――以及伊斯兰本身―――具有内在的复仇欲（在此格里顿非常得意地引用了1970年6月29日［埃及］的《金字塔报》，以表明“在1969年埃及破获的1070起谋杀案中，人们发现，凶手的犯罪动机20％来自洗刷羞耻的欲望，30％来自满足真实或想像的犯罪欲，31％来自血腥的复仇欲”）；对西方人而言，“阿拉伯人可做的惟一合理的事是制造和平……而阿拉伯人却不受这一逻辑的支配，因为客观性在阿拉伯文化体系中没有价值。”

格里顿接下来更加充满激情地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阿拉伯文化的价值体系要求群体内部的绝对团结，但同时它又鼓励其成员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对其内部团结往往具有消解作用”；在阿拉伯社会中，“重要的只是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阿拉伯人“自然地”生活在一个“以焦虑为特征”的世界里，这一焦虑“表现为普遍的猜疑和不信任”，被人称之为“自由弥散的敌意”；“诡辩的艺术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得到高度发展，伊斯兰自身也同样如此”；阿拉伯人复仇的需要超过了一切其他需要，如果不这样，阿拉伯人就会感到一种“自暴自弃”的羞辱。因此，如果说“西方人认为和平在价值体系中具有很高的位置”，如果说“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时间的价值”，那么这一点对阿拉伯人来说却并不成立。“实际上”，我们被告知，“在阿拉伯部落社会中（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即从中产生），事物的正常状态是冲突，而不是和平，因为巧取豪夺乃其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这篇旁征博引的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表明，为何在西方和东方价值体系的梯级上，“同一元素的相对位置迥然有异”。QED（证讫）。

这是东方学自信心登峰造极的表现。没有哪一论断性的概括不被认定为普遍真理；没有哪一种对东方特性的理论列举不被用于描述现实世界东方人的行为。一边是西方人，另一边则是东方人（阿拉伯人）；前者有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后者却没有这些优点。这些论断源于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经集体形成然而却又有其特定的内含？是什么样的特殊技巧、什么样的想像动力、什么样的体制和传统、什么样的文化力量使克罗默、贝尔福和当代政治家们在描述东方时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

摘自萨义德著《东方学》一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摘录时个别语句有删节。

［注1］贝尔福（1848～1930），曾任英国首相、外交大臣，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克罗默勋爵（1841～1917），曾任英国驻埃及代表和特命全权总领事。

注2］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欧洲列强为结束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并恢复封建王朝而召开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