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路璐:搅起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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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谭路璐为冒险家，似乎找不出理由反对。

这种凡事喜欢自作主张的性格，你可以把它简单地归因于她1周岁时父母的离异。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法却并不是每一个离异家庭中孩子的共性。谭路璐的确与众不同。

18岁那年，谭路璐背起那只3年前就准备好了的棕色旅行包，只身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她独自闯天下的人生。

18岁的日子虽然更多些幻想，但18岁的谭路璐却活得并不轻松。她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做梦都想成为一名演员。初来京时，先在《红楼梦》电视剧组，接着又是另一个剧组，再一个剧组。干演员、场记、副导演等等，也干过播音员，拍过电视片。但无论干什么，无论干得高兴不高兴，都从没有放弃过一个念头：一定要考进戏剧学院。这样边工作，边准备功课。可惜连续考了两次，都因文化课不及格而未能如愿。无奈，只能降低标准。1989年，谭路璐终于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班的导演专业。虽然是自费生，但上学两年期间，却从未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她用的是自己工作几年的积蓄。

但毕业后，谭路璐痛苦地发现自己不是做导演的料，只好干一些与上学前类似的职业。忙忙碌碌的有一天，她忽然觉得发现了自己：她要做自己的主宰，不再听从别人的安排。

1993年，一帮非常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做了一个法国的荒诞戏《阳台》，所需10万元费用就是谭路璐自告奋勇用嘴皮子化来的赞助。《阳台》曾经在文化圈里轰动一时，艺术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可惜的是根本没有观众，彻头彻尾地失败了。这件事给谭路璐两点启示，在对自己的游说能力有了进一步的肯定之后，更深切地看到了：在中国目前的戏剧状况下，既想搞艺术又想赚钱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先搞一些商业戏赚到钱，然后在资金雄厚时再来搞实验戏剧。

《阳台》的经验促成了1995年春节商业戏剧《离婚了，别再来找我》的火爆京城。演出20场，场场爆满。这件事美国的NBA、英国的路透社、香港的电视台等都先后作过报道，国内的新闻媒介更是炒得很热闹。这恐怕是中国戏剧界多年少有的景象。

有人也许以为谭路璐宣传功夫做得到家，实际上在这方面她没有花过一分钱；有些不知晓剧情的人以为这是个商业戏，内容一定很媚俗。中国影视界商业片很多，可为什么总没有观众，而美国好莱坞的商业片却特别叫座？因为人家追求的是艺术性基础上的娱乐性。戏剧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这个戏的轰动难以否认启用江珊、史可等明星演员的作用，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它是独立制作人的产物。靠了独立制作人的运作，这个戏成功了；这对于目前中国戏剧乃至整个文艺不景气的状况，无疑是个很好的冲击。也就是说，谭路璐，《离》剧的独立制作人，成了这件事情的焦点人物。不用说，一下子她成了名人，登报纸，上电视，各种采访应接不暇。

有记者请她谈谈，从何时起，她就树立起要改变中国戏剧状况的决心。谭路璐听后觉得很惭愧。她说自己从来也没有说过自己有责任怎么怎么样，因为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干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自己独立而不愿依附的个性。

更有记者问她：你一夜成名靠的是不是幸运？这个问题，问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是啊，一个27岁的女孩子，一无钱做后盾，二无权做靠山，究竟有何本领能在一潭静水里翻起一场波澜？一时间，她坚强外表下最脆弱的部分被拨动了，眼泪哗哗流个不停。

什么叫“独立制作人”？对于一部戏来说，就是要你自筹资金，自己承担经济风险，自己操作整个过程。冒险，也许正是驱动谭路璐生命张扬的根本所在。1994年春节，她铁了心要做一次商业演出。好戏得有好剧本，剧本找到5月份，有一天朋友费明打电话给她，说正在写一个剧本。费明几年前写过一个曾轰动一时的剧本，叫做《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3天后，当费明把刚脱稿的剧本拿来一读，谭路璐凭着近10年对戏剧的痴迷，以及对观众心理的掌握，断定这个戏一定好看。接下来，演出场地、演员等很快都有了着落。最后也是最难攻的一个堡垒就是：找钱。

做这个戏需要15万元资金，可除了一条小命谭路璐一无所有。只有四处游说。先是拉赞助，人家觉得她特别可笑；又跟人谈投资，人家说她大白天说梦话。谭路璐性格中非常倔强的成分使她变得特别极端：你们越是觉得我不行，越是看不起我，我偏要把它做成功不可。光有叫劲的脾气还不够，3个月过去没有进展，已谈妥的实验话剧院的场地与演员开始有些着急了。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实在被逼无奈，就只好自己出钱。自己哪来那么多钱？只有借钱。可谁又肯凭白借你15万呢？那阵子，她简直成了祥林嫂。

有一天，跟一帮朋友吃饭，在座的有一个公司的年轻老板，是朋友的朋友，他说被谭路璐的耐力与毅力深深感动了，答应借10万元。条件：一，借期3个月，说好哪天还就哪天还；二，必须找到有经济赔偿能力的担保人。其实当时人家一激动说出来的话，说过之后也就忘了。但对于谭路璐来说，这可是黑暗最重时来的一线曙光。不久，她找到一个朋友做担保人。然后就赶快去找那家公司。既然曾经答应过，老板也不好再否认。只好责成一手下带她去办理这件事情。在具体操作上，那个人给了谭路璐层层刁难。实际上，他的战术就是要拖垮她。来来回回跑了多少次，前前后后过了多少道关，看了多少白眼，受了多少训斥，如今谭路璐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次到他那里后，谭路璐都低声说：我来了。然后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漫长地等待。等了半天，也许他又会说：你明儿再来吧；这星期我没空。

有一次他当着好多人的面用了许多侮辱性的字眼，谭路璐终于再也忍不下去。眼泪打湿了这个原本极自尊的姑娘：请你别再整治我好吗？我为的是干成一件事，我不是在这里向你要饭！我不懂，因为我从来没有干过，你教教我行吧？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又是一个月。最后他看再也找不出破绽，只好在支票上签了字。

1994年9月9日，一个刻进谭路璐生命的日子。独自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张历时3个月、浸透血和泪的支票，她发誓：一定要把这个戏做得特别漂亮，给所有蔑视她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后来的结果，令许多人颇感后悔。最为后悔的还不是当初反对她的人，而是当初曾很放手地说你去干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离》剧在火火地演出20场之后停演的真正阻力所在。虽然许多人还翘首希冀能看上这个剧，谭路璐更是只有遗憾的份儿。有关这方面的东西她不想说太多。她只是痛苦，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红眼病，在你挥汗耕耘的时候帮你一把，而不只在桃树结果以后，才赶着来摘桃子？对年轻人，更应该允许他们成功。

现在，谭路璐已不再是独立制作人，而只是京城自由文化人中的一个。她曾搅起的波澜也渐渐平息。但焉知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没有潜伏着被她惊醒的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