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现况调查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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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统计分析海南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的阳性检出率及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方法 以海南省五所高校大学生为研究目标，以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研究对象的躯体自信程度、症状自评得分情况、自我接纳程度、体象障碍自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海南五所高校大学生共检出BDD阳性122例（检出率为4.95%）；单因素及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症状自评是BDD患病的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β=0.988，OR=2.687，P=0.000

[关键词] 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自我接纳；躯体自信；症状自评

[中图分类号] R7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7）05-0119-03

躯体变形障碍（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是较为严重的一种心理障碍，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存在过分地关注自己的外貌缺点的先占观念[1]。躯体变形障碍患者不能够正常的进行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先占观念也常会使患者产生自杀观念和自杀企图，且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怖症和抑郁症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躯体变形障碍的发病率近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重视，对其研究甚少。本文以2463名海南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大学生的躯体变形障碍阳性检出率及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14年1月～2016年9月在海南省范围内随机选取的五所大学内开展，其中包括海南师范大学、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医学院、海南大学、海口市经济技术学院。以各个学校的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各个年级中的任意一个班级作为研究目标。要求所选取班级的2700名同学每人填写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463份，有效率为91.2%。

1.2调查问卷

本实验所用调查问卷共包括自拟问卷、体象障碍自评量表（The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scales，BDD）、自我接纳量表（The 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SAQ）、躯体自信量表（The body self-esteem scales，BES）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其中自拟问卷包括所在学校、年级、年龄、性别、民族等项目；体象障碍自评量表包括23个条目，以4级评分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评分，评分高低与体象障碍程度呈正比，总分≥36分为躯体变形障碍[2]；BES包括33个项目，采用5点量表进行评分，自己的身体满意程度与量表总得分呈正相关[3]；SAQ包括16个条目和两个因子，最终分数与被测试者的自我接纳程度呈正相关[4]；SCL-90共包括90项条目，应用五级评分制（1分=无，2分=轻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严重），总分≥160分表示心身健康存在问题[5]。

1.3实验方法

本实验采用匿名填写方式，要求研究对象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调查问卷。其中包括自制调查问卷、BDD、SAQ、BES、SCL-90；填写过程中如有疑问，则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老师对疑问进行统一解答；对各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

1.4 统计学分析

对从本研究对象中获得的所有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并采用SPSS16.0软件对各项目得分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与比较，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以（x±s）表示，采用t检验或者F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海南省大学生BDD患病情况分析

海南五所高校大学生研究ο蟮BDD自评量表平均得分（7.76±1.60）分，躯体变形障碍阳性122例，其阳性检出率为4.95%。

2.2 海南省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症状自评、躯体自信、自我接纳是海南省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的影响因素（P0.05），结果见表1。

2.3 海南省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症状自评是BDD患病的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β=0.988，OR=2.687，P=0.000

3 讨论

3.1 海南省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患病状况

BDD属于一种以持久地相信或担心各种躯体症状（如头发过少、腿粗、斑点、皱纹、瘢痕等）的优势观念为特征的神经症，患者主要表现为过分地关注自己想象的或轻微的外貌缺点或者几乎是过分夸大的缺陷，造成社交恐惧、抑郁、强迫症等，进而影响学习及生活。有研究表明，各大高校的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的阳性检出率比普通人群中该疾病的阳性检出率高4倍左右，其阳性检出率甚至超过10%[6]；但是我国仍未提高对躯体变形障碍重视程度，缺少可以参考借鉴的基本资料，有待于进一步广泛的筛查及研究。本调查结果显示，海南五所高校大学生的BDD的阳性检出率为4.95%，与陈建国等[7]报道的一致，但低于10%，可能与本研究中纳入的五所高校既有经济、医学等专业院校，又有综合类大学，同时还包括职业院校，样本来源较广、代表性强，进而减小了结果偏倚。

3.2海南省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的有关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8]，对BDD高危人群进行预测，并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监测，根据诱发因素及时给予干预措施有助于降低其发生率，并改善患者预后。本研究单因素及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症状自评是BDD患病的危险因素（P

3.2.1 症状自评 据不完全统计[9]，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占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或心理疾患比重超过50%，可见心理健康与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有着密切关系。本研究调查显示，症状自评在躯体变形障碍发病过程中有着的较大的消极影响，心理健康水平也表现出了较大的相关性。BDD患病越严重，SCL-90得分就越高，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躯体变形障碍量表得分与症状自评量表SCL-90得分呈正比关系。

3.2.2 躯体自信 躯体变形障碍患者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现实与自己的审美标准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产生严重的自卑感、挫折感及残疾感[10]。本研究结果显示，躯体变形障碍的严重程度与躯体自信量水平间呈负相关，加强躯体自信的患者，其躯体变形障碍的发病程度偏低，躯体自信对躯体变形障碍起着正向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以后的预防和治疗中，因着重注意提高大学生躯体自信的水平，从而预防躯体变形障碍的患病。

3.3.3 其他因素 据统计显示[11]，BDD在男性人群中的患病率为4.0%，女性中为5.0%，男女比例大约为1.0：1.3，男女患病率比较接近。本研究中，海南女大学生患病率为5.26%，男大学生为4.60%，不同性别之间BDD患病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虽然性别不是海南大学生BDD的危险因素，但是女性发病率较高，提示其相较于男性更注重身体形象。

王瑞琴等[12]认为青年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和人格特点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差异，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海南省大学生的BDD的阳性检出率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认为该调查涉及到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均属于统一文化教育背景，因此在心理卫生问题和人格特点方面的差异不明显[13]。黄希庭[14]表示随着年龄的改变，青少年对自已的身体满意度不断波动，且人类在儿童期后期及青春期逐渐形成对自己外貌等躯体症状的接纳能力[15]。本调查结果显示，年级及自我接纳不是海南大学生BDD的危险因素，考虑与纳入对象为17～23岁的大学生、年龄跨度较小有关，但BDD的发生是否与年龄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大学生躯体变形障碍发生率较高，发病率与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无关，与躯体自信程度、症状自评程度密切相关，应加强对其心理健康的辅导，提高其自信心，以避免BDD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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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征宇. 症状自评量表（SCL-90）[J].上海精神医学， 1984，2（2）：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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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子晨，汪新建.从DSM-Ⅳ躯体形式障碍到DSM-5躯体症状障碍[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11）：1967-1975.

[9] 马红兵.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状况的关系[J].中国校医杂志，2001，15（6）：466-477.

[10] Veale DM，Lambrou C.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s in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J]. Cns Spectrums，2002，7（6）：429-431.

[11] 张钰群，袁勇贵. 躯体变形障碍[J].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32（2）：251-253.

[12] 王瑞琴，占全，赵丽珍.法律中专蒙、汉族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0， 9（2）：148-149.

[13] 林东，覃玫，杨青，等.广西不同民族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9）：595.

[14] 黄希庭.青少年身体自我的发展特点和性别差异研究[J].心理科学杂志，2002，25（3）：260-264.

[15] 马素红，王娟.教养方式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6）：899-901.

（收稿日期：2016-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