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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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炳松是较早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者。他率先将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向国人作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又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中的史学学科理论进行译介和阐释;在使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

[关键词]何炳松　西方史学理论　鲁滨逊　“新史学”

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前后,何炳松大力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尤其是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同时抉发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之精微,为寻找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结合点,作了大量尝试性工作。但是他最终未能熔铸成自己的新学理,因而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讨论何炳松的史学,对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思考新世纪的史学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一、何炳松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特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西学东渐,引起了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史学也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何炳松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1]。五四时期学人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但大多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亦即何炳松说的“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何炳松意识到文化界这种偏颇的存在,并试图准确、全面地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可以说他在使西方史学与民族传统史学相结合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宣传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鲁滨逊(1863—1936),美国“新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1912年,鲁滨逊将其历年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新史学》,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现代西方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何炳松在美国攻读史学和政治学专业时,正值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点风行,深受其影响。他十分推崇鲁滨逊, 说:鲁滨逊博士,“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2]又说,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点,“虽然统是属于欧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的针砭”。[3]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主讲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原版作为教材,后来又将其译成中文,于1924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译《新史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

何炳松主要从如下几方面传播“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

———介绍“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

鲁滨逊把达尔文的历史进化论作为“新史学”许多重要思想的基石,提倡用进化论观察和研究历史。何炳松据此指出,“进化的思想方法”是鲁滨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这种进化的思想方法,是近世动的时代难免的结果”。[4]“新史学”之“新”,首先表现在历史观念方面。何炳松将“新史学”的“新”思想观念归纳为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5]

在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时,何炳松特别注意介绍这部书所贯穿着的进步和变化的观念。他说:“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6]何炳松把历史观的进步视为19世纪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家,统是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7]他认为,“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历史观进步的必然结果。

———阐发“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

“新史学”派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的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因此他们力主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鲁滨逊说,旧日历史家,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史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8]他主张历史要反映人类活动的全部,不仅要反映杰出人物的思想行为,而且要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要注意政治史,还要关注其他领域的活动。鲁滨逊所主张的这种研究,何炳松将其概括为“综合的研究”。何炳松说:“现在史学上比较最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进,我们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等等活动的交互错综的情形。”[9]

———大力倡导“新史学”派所主张的多学科研究方法

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包括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新史学”主张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鲁滨逊十分重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合作,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较强的史料鉴别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史学的新同盟军”学科有深入的了解。他说:“‘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新史学这样东西,将来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10]

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的上述主张,极力倡导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他说,单一的西洋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例如,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为力者充其量仅物质状况或人类行为之外表而已”,而不能探究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在于“人类内心之动机”,而“人类内心之动机”是统计方法无法计算出来的。再如生物学的方法,何炳松认为单用这一方法研究史学也是不可取的。当时,有学者“以为人类既属生物之一支,而社会事实又属人类之产品,则人类社会之演化自应合乎生物学上之定律,因此遂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入历史研究中”。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即是代表,他宣传以生物学的观点解释历史,其观点被称为“生机史观”。何炳松指出,将生物学的规律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是不恰当的,因为社会与生物间有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具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生理上之性质是也。生物学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现象而已,非心理现象也”。[11]

历史综合研究是“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重要的方法论标志。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何炳松向国内学术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重要观点,他提倡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对历史进行多元的整体性综合研究,这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宣传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何炳松还介绍了与“新史学”派持相近学术观点的学者的学术思想,例如,1924年,他翻译了美国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该书著者属于“新史学”的一派,“就是鲁滨逊所倡的那一派:主张进化,主张今古的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者作殷鉴的工具,反对专去记忆事实同时期,等等”。[12]

2．注重西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译介。

在传播西方史学的过程中,何炳松十分重视西洋史学史的译介,1929年他主持编译“西洋史学丛书”,并与郭斌佳合译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和英国史家古赤所著《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何炳松认为,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他说:“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13]

何炳松与郭斌佳合译的《西洋史学史》,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译作。该书开篇即极力强调史学史的重要性。“导言”说:迄今为止,各门学科“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几皆有历史,而以政治为尤甚”;而史学自身的历史却被人所忽视,“除极少数备学生所用之书外,历史本身之故事始终未尝有人为之叙述者”。实际上,史学史是人类历史极重要的一部分;“史学史者专讲深映之记忆力与科学方面之好奇心,足以衡量社会意识与理智生活者也”;“‘史学史’一语亦尚未为一般人所了解,以为此等问题唯大学中或有余兴可一为之,普通人士则初无暇晷。殊不知此乃人类历史极重要之一部分,吾人欲评论其他,不可不先了解此一部分也”。[14]《西洋史学史》阐述了西方史学之缘起和演变的历程,并依据“新史学”的观点对各家史学流派进行了评述。

何炳松向国人介绍西方史学史,是为了给中国史学史的编写提供借鉴。在“译者序”中,谈到翻译《西洋史学史》的动机时,他说:自己“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立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

何炳松还撰文研究西洋史法,以便为总结中国史学提供某种参考。他认为,西洋史家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德国朋汉姆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郎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因此他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要仿效西洋史家,注重史法,建承先启后之功。何炳松说,中国史坛名家辈出,史著“森然满目”;王充、崔述、姚际恒、王念孙、章学诚等史家都撰有优秀史著;“世之有志于史学者,果能将上述诸书,一一加以悉心之研究,即类起例,蔚成名著,则其承先启后之功,当不在朋汉姆,朗格罗亚与塞诺波之下”。[15]何炳松在西方史学史和方法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为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何炳松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得与失

应该肯定,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具有重大的意义。

1．西方史学的传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译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李济、胡适等。随着从事西方史学传播人员成分的变动,中西史学交流提高了专业化的层次。[16]可见,何炳松等人对西方史学的传播,一开始就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分别传播了西方学术不同流派的思想。如胡适主要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何炳松则侧重传播鲁滨逊“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何炳松所传播的鲁滨逊“新史学”是20世纪初期西方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反传统史学思潮,其学术主张代表了西方现代史学的新趋向,何译《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界输入了新的学理,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希祖认为,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对破除中国的陈腐观念起了重大作用,有大功于中国史学界。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就某种意义上说,“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17]谭其骧也说:何译《新史学》对解放以前一段时期的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作用。[18]1989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纲》还说:“《新史学》在20年代就已有中译本出版,旧中国的历史理论教科书也大多从他那里抄袭而来”。[19]可见,何炳松对“新史学”理论的传播,影响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2．在译述中体现自己的学术眼光,为西方史著的翻译提供了范例。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并不是纯粹的照搬照抄原文,而是在译著中显示出自己的眼光及目的。以《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为例;这两部著作主要是根据鲁滨逊所编的历史教本编写而成,但书中也体现了何炳松自己的学术思想。陈衡哲在《中古欧洲史》一书“序言”中说:何炳松“因深佩美国前辈鲁滨逊氏的史学”,所以将其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何译《中古欧洲史》中“卷数的分配,章节的排列,以及材料的裁剪,亦均足以显出译者的眼光及的。”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历史是最富于人性的一个学术,所以他的取材及范围,亦当以人为根据。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 增删译著的材料是最不易做好的事。对历史素无研究,或缺乏世界眼光,都不能做好这一工作。陈衡哲称赞说,何炳松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以东方人的世界眼光,给了鲁滨逊的史著“一套优美的华服”,使其在中国风靡一时。[20]何炳松的译著注重突出“综合的眼光”和总体史的观念。他翻译的《中古欧洲史》突出了总体史观念。其取材搜罗广泛,“不仅政治上之事业,即过去经济上,思想上及美术上之成功,亦复成本书叙事文中不可分离之一部分”。[21]他所翻译的《近世欧洲史》,在史学思想方面也有突出特点:“第一,不重过去事实,而重古人生活状况,所抱观念,及状况与观念变迁方法之说明。”第二,厚今薄古。全书以大半篇幅叙述欧洲现代史,“盖现代史与吾人最有直接之关系者也。”[22]

虽然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传播还主要停留在译介层面,但是他在译介中有译有述,为西方史著的翻译提供了范例。

3．在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了有益尝试。

何炳松早年尊奉程朱,后在美国系统接受“新史学”理论,归国后又探讨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介绍以多元的综合研究为学术主张的“新史学”,可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何炳松宣传西学思想,立足点在于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正如何炳松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所指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23]何炳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商量旧学使之邃密”,“涵养新智使之格外深沉”[24]他既注意学习西方史学的长处,又注重吸纳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何炳松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自有可取之处。他尤其推崇刘知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史学理论巨著,认为“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25]他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西洋史法有相通的地方;如章学诚关于整理旧史籍的方法,就类似于实验主义的方法。[26]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把西方史学原理和《史通》、《文史通义》所阐发的史学原理对比、贯通,试图构建自己的通史理论体系。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一书,意在介绍西洋史法,关于理论方面,主要参考了德国伯因汉(又译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诺瓦(又译郎格罗亚)、塞诺波(又译瑟诺博斯)合著的《史学原理》的观点;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27]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中西史学具有一种开放意识,力图吸收中西史学之长,其立足点在建立中国的民族新史学;对于西方史学,他虽然深受鲁滨逊“新史学”影响,但并不仅拘泥于该派学说,对伯因汉、朗格诺瓦、塞诺波等诸家学说也各有所取。

在《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何炳松还尝试结合中西史学理论来阐发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例如,他关于历史学效用的阐释就引用了中西史学理论的相关观点,并有所发挥。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特别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与实用价值,他们否认历史学有“垂训”和借鉴的功用,认为历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了解现状和预测未来。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派”的关于史学价值论的相关观点,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作出新阐释。他说:自达尔文“人类进化之说兴,历史之观念大变”。“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史学的功能在于研究人类进化的陈迹,既讲进化,则可知古今环境截然不同:“空间迥异,中外无符合之端;时间不同,古今无一辙之理”,[28]因此,史学的效用不在于为今人提供借鉴。何炳松用“新史学”思想阐发章学诚的观点来为自己的主张作注脚:“章氏力主古今进化之说,以为一切制度,无非为应付需要起见”。“吾国研究历史意在垂训,故崇古之见极深。章氏独主今古不同及改制更新之说,隐将泥古之习打破”。[29]何炳松还引用李贽的话对“垂训”、“资鉴”等传统史学价值观提出批评:“世人多以历史效用,在于足为吾人行动之典型,此谬论也。人群状况,今古不同,前言往行,难资模楷”。他援引李贽的话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随着时势变迁,“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是非标准很难统一。所以说,“垂训”、“资鉴”的史学价值观是不合时宜的;“居今之世,行古之道,世人尚知以迂腐讥之,独于历史上之垂训主义、资鉴浮谈,至今尤脍灸人口,未尝去怀,岂非不思之甚也哉?”[30]这里,何炳松主要针对史学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对“垂训”、“资鉴”的传统史学价值观提出批评,强调史学为解释现状服务。在综合中西史家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何炳松对历史学的效用作了系统阐释。他认为,历史学的效用表现在:了解历史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的现状。研究历史有助于正确把握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即历史是认识现在,预测未来之学。他进而指出,史学最大的效用在于能培养人的智慧。[31]何炳松的史学价值论是实用主义的。但他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认为历史学是智慧之学,这一思想丰富了史学价值论的内涵。可见,何炳松吸收中西史学理论之长,提出了有价值的史学思想。

此外,何炳松还吸纳中西史学相关观点,在历史学的性质、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考辨史料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看法。其史学思想对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存在失误之处。

1．在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的过程中,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的新学理。

何炳松力图将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沟通、融合,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理论作出新阐释,构建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虽然他在上述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看法,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从总体上来看,何炳松的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例如,他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其《通史新义》“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在内容上也多一本于该书,只是增加了第十一章第一节“中国史学之发展”。这样《通史新义》带有明显的译著痕迹,没有能够糅合中西史学理论而科学阐发通史的“新义”。何炳松在以西学眼光对章学诚史学理论进行研究中,也存在缺憾。何炳松撰写《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文章,系统论述了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并以西方史学的眼光来衡量章学诚的学说,指出章学诚有不少观点与现代西洋史学观点暗合。但是何炳松又说:“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我们倘若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32]这里,何炳松显然把深入研究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看成是两种对立的工作。再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主要参考德国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洛瓦、塞诺波合著的《史学原理》,在论述史料与史著、通史之源流与变革,文史异同等问题时,引用了章学诚、刘知、郑樵、顾炎武等人的言论,但议论较粗浅,未能融会中西史学而真正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

2．持多元史观,抓不住文化的本质。

总的来说,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表现在史观的多元、史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和方法的多元。他主张用多学科方法研究人类历史的整体及多种因素的相互因果关系,其思想蕴涵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又因其持多元史观,所以抓不住文化的本质,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他曾说:“KarlMarx说,唯有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明过去。这句话虽然不免过当,但是能够注重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质,实在难得的很。”[33]但他把唯物史观当作一般的经济史观加以反对;认为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比之神话、神学、哲学解释历史,“较近人事矣,然又限于一隅,不能再进入尽美尽善之境”。[34]因为“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所以,经济史观在史学研究上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35]何炳松虽然提出要探索作用于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但他把诸多因素并列,看不到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因此他不可能找到社会变动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 《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页。

[2]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7页。

[3]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1页。

[4] 《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120—121页。

[5]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1页。

[6] 《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40—41页。

[7]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11页。

[8]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8页。

[9] 《高中外国史·序言》,《何炳松文集》第5卷。第241—242页。

[10] 《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40页。

[11] 《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86—87页。

[12] 《历史教学法·译者赘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505页。

[13] 《西洋史学史·译者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31页。

[14] 《西洋史学史》,《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36、237、236页。

[15] 《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5—6页。

[16] 参见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见《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17] 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5页

[18] 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74—75页。

[19] 宋瑞芝等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20] 陈衡哲:《中古欧洲史·序》,《何炳松文集》第1卷,第4页。

[21] 《中古欧洲史·弁言》,《何炳松文集》第1卷,第6页。

[22] 《近世欧洲史·弁言》,《何炳松文集》第1卷,第365页。

[23]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406页。

[24] 《中华学艺社的责任和前途》,《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699页。

[25] 《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5页。

[26] 《章学诚史学管窥》,《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151页。

[27] 《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6页。

[28] 《〈史地丛刊〉发刊词》,《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682—683页。

[29] 《章学诚史学管窥》,《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114—115页。

[30] 《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73页

[31] 《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73—74页

[32] 《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239页。

[33]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10页。

[34] 《西洋史学史》,《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500页。

[35] 《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