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体系的构建与具体内容的突破——史学理论创新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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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学理论创新涉及基本体系的构建和具体内容的突破。把史学理论仅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具体运用或仅限于史学主体问题都是偏颇的;史学理论是对历史认识、史学主体与客体、史料、史学方法和历史编纂等方面的反思。历史时空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史学主体的要求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而当前史学面临的问题直接推动理论内容的创新。
近年,史学理论创新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史学理论将以怎样的面目呈现于21世纪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史学理论创新应从两个层面入手:创立新体系,包含新内容。
一、基本体系的构建
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史学理论”的界定。从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不尽相同,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
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学界把史学理论仅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时的具体化。
随着史学理论热的兴起,史学理论不能简单等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成了史学界的共识。不过,在史学理论体系构建上见仁见智。有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之说,另有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史学内在规律之说,尚有历史研究理论和历史编纂理论之说,再有高中低三层次说,更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说。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意识、历史情感等而不是什么历史规律问题。但总体说来,有一根本分歧,那就是史学理论是否应包括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
把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理论摒于史学理论之外的观点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典型的理论出发点是,历史学是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其据以立论的事实是,过去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势则把理论反思对象从客体转为主体,即从研究客观历史规律转为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其结论是,历史理论是对史学客体的理论概括,而史学理论则是对史学主体及其与客体关系的抽象。这种观点的理论出发点无可非议,其所列证据无疑是事实,但我们仍难以从逻辑上推导出结论,只能说对史学主体及其与客体关系的理论反思应该加强。它是史学理论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过渡发展,是对把史学理论只限于客观历史理论观点的矫枉过正,结果从一个偏执走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以为,对史学主体、客体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史学理论都要加以研究。从发生的角度说,史学理论是对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的总结与提炼。这种历史意识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人一旦自觉后势必思考以下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身于同样血亲的兄弟姐妹有的役使人而有的却被人役使?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社会组织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诸如异族的侵略、火山的爆发、江河的泛滥化为乌有?我们生活得好吗?我们应该这样生活吗?这一切可以改变吗?其二,人类也意识到:人们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而祖先的业绩不应忘记,因为它可鞭策后人奋进且为后人提供对解决现实问题总是有用的东西,人
们应该做些什么把历代的事迹传下去。于是产生了口耳相传、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等历史知识的传播手段。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上面两部分历史意识转化为人的历史观和历史编纂理论。
从发展的角度说,史学理论是对史学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或者说是对史学实践的知识经验的总结与升华。
史学理论所概括的对象是历史学,且是相对于史学实践而言的。历史学实践包括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传播。历史知识的传播自应有边缘学科去研究,我们不妨把历史学实践缩小到狭义的即历史研究的范围内。历史研究就是史学主体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方法,通过史料认识客观的历史过程并把所得的历史认识表达出来的过程。这样,便有历史认识、史学客体与主体、史料、史学方法和历史编纂的明晰划分。史学理论就是要从这些方面对史学进行反思。
对历史认识的理论反思。分析史学的特征,介绍史学的目的与功能,总结史学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史学特征论、价值论与规律论。
对史学客体的理论反思。依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对已知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并延伸到尚未穷知的领域和过程,诸如人类的起源、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等,即历史观,在西方称作思辨的历史哲学。
对史学主体的理论反思。传统上是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总结并倡导的才、学、识、德。才是史学主体的才干,包括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处理文字的功力;学为史学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对材料的占有;识是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和深度;德为历史研究者的治史态度、原则和学风。为有所发展,可再益之以“情”即历史情感。
对史料的反思。史料的范围、性质、作用与分类,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料的存真与取精是史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
对史学方法的反思。这是人们对现有的形成历史认识的方法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分析,并针对现行史学存在的问题指出可能运用的潜在的方法。
对史著编纂的反思。包括史著的体裁、体例、文风等方面的问题。
二、具体内容的创新
作为史学分支的史学理论的系统化是史学母体发育成熟以后才出现的。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理论的一些具体内容必须更新。
史学发展决定了史学理论的发展,而史学理论的发展则意味着具体内容的创新。历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之中,中外史学都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勿需再援例说明。这种史学变化(抑或称之为发展),既来自于历史时空因素的规定,又来自于时代主题的规定,亦来自于史学主体的要求。不同时期,人们对历史整体的把握上具有不同的时间观念。一般说来,时代愈后,历史学所要考察的历史时期愈长,历史地域亦愈广。由于时空的延长与扩展,历史学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了,继而又要求史学形式的相应发展,这样就构成了史学的整体发展。时代主题规定史学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史、军事史和边疆史地成为史学重头戏,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史、经济史又成了热门话题。不仅如此,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历史上革命或改革的评价也完全不同了。至于史学主体所要求的史学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因为不同时期,人们具有不同的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认知条件,当人们以这些不同去认识历史时,史学的领域和观点都大不一样了。即使是同一时代,由于个体履历和性情、志趣、知识结构等个人修养的差异,他们对相同历史内容的取舍与看法也不会完全一样。这些就是史学史上有论者所谓的重新改写历史。
既然史学实践发展了,那么以史学实践为反思对象的史学理论在内容上理应有所调整,包括关于历史过程理论的发展,对史料认识的发展,史学方法的进步与历史编纂上的完善。总之,史学理论内容随着史学的发展需要全面更新。
当前史学面临的问题直接推动着史学理论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自觉的史学理论研究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的。近年来史学的发展遇到和提出一些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问题之一:人类社会有没有普遍的历史,若有,这种普遍的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老话题,思想史上不断有人作出过回答。当前又提出来是有原因的。过去,我们长期遵奉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事实上许多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与此不符。随着思想的解放,我们一方面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理论具有真理性,一方面又认为机械地以单线论来看待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是非科学的。这一基调定下来后却遇到了新的挑战。前苏联和东欧巨变之后,在世界格局中社会主义力量锐减,有西方学者依据黑格尔的人性理论去发现普遍的历史,提出自由民主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这一理论的偏颇是显然的,但我们的批判仅仅说它为霸权政治张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挑战,在学术上给予有力且有效的应战。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史学理论对历史观的建设在重心上有所转移。
问题之二:如何解决史学庸俗化的偏差?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历史研究重在政治史和军事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西方年鉴新史学重视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史的影响,我们的史学也开始向这一领域转移,研究广大社会成员所热衷的文化史。为便于向广大群众传播历史知识,人们选择群众感兴趣的内容,采取生动活泼的表述,出现了史学通俗化或大众化的趋势,这是一件好事。但在通俗化中却出现了庸俗化的偏差。这种偏差表现为追求低级趣味,以故弄玄虚取代科学态度,以历史演义代替历史真实,其直接动因在于追求经济效益。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如何在史学通俗化中避免庸俗化?史学理论必须提出指导意见。这样便导致了史学价值论和传播理论的创新。
问题之三:什么样的史学方法才是有效的方法?过去,我们的史学方法单调以致有人认为单调的方法引起史学的不景气,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内西方新史学的方法诸如系统论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和心理分析的方法等在中国倍受推崇。事实上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医治史学痼疾的永恒的灵丹妙药,它给史学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做好了被其他方法修正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引进西方新史学方法方面热火朝天,但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历史而产生的有影响的宏篇巨著却不多见。方法对史学的变革可达何种程度?西方新史学方法如何与我们的史学实践相结合?这些也是史学理论所应该关注的。
问题之四:如何构建史学后继者的知识体系?现实中有两种现象值得深思。其一,年青一代的古文献功底远不如他们的上一辈,而研究外国史卓有成就的又多是学外文出身的人们。同时,用西方新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卓有成就的多是学理工出身的人。其二,在高校本科教育中,就历史学专业而言,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才能使学生掌握基本史实、具备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至于在他们独立开展教学与科研时,能自如地应付知识总量增长所带来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对历史学越来越苛刻的要求?这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势必引起史学主体理论和历史教学论中的某些内容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