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困境及其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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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之一，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遍布城乡，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海外，中国农业银行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良好的信誉，被《财富》评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但是，即便如此，农业银行同样面临着资本约束的困境与挑战。
一、资本约束与资本缺口
（一）从规模约束到资本约束
农业银行同国内所有银行一样，在新的资本监管要求下，正面临着新的巨大的考验，首先就是监管标准从规模指标控制到资本充足率约束，从资本软约束到资本硬约束的考验。
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2月恢复成立，作为一家城乡并举、联通国际、功能齐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受到人民银行信贷规模限额管理，因而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受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影响，相比较之下，农业银行更为关心的是存款的规模、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以及网点的覆盖，以存款排“座次”，以规模论“英雄”，并不太考虑风险资产的权重和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银行自身发展中追求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农业银行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增长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引起金融同业和媒体的关注。
各项业务快速增长的背后，就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并不是十分严格。中国银监会的成立，特别是监管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监管当局将8%作为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底线，机构的审批、业务的拓展都以此为主要依据，迫使商业银行在发展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资本充足率的约束。
（二）资本缺口及成因
在资本约束刚性化的同时，我国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又面临着资本缺口刚性化的考验，导致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困境。根据现行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即从资本中剔除专项准备、其他准备及当年利润等传统项目，并且对尚未提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也从资本中扣减等，如果要使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则我国主要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缺口约为2.4万亿元，如果要达到10%的稳健水平，则缺口将达到2.7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资本缺口，对银行经营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缺口如此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片面追求规模增长的经营方式。
首先，信贷规模的急剧膨胀消耗了大量资本。长期以来，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投资中银行贷款一直扮演着主力的角色。
其次，信贷结构的不合理加快了资本的消耗。由于信贷资产业务的风险权重不同，因而所需要的资本也各不相同。特别是银监会《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表内资产风险权重大幅提高，有八类资产项目风险权重出现较大变化，如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由50%调至100%；国有特大型、大型企业保证贷款风险权重由50%、70%调至100%；对逾期90天以上的专项拨备后风险权重不足贷款余额20%的企业贷款未担保部分，在扣除专项拨备后风险权重为150%等。而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大部分都是投向企业，同时近年来房地产业也一度成为银行信贷追捧的“热点”行业。按照新的监管要求，这部分贷款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本。
最后，大量的不良贷款侵蚀了银行资本。由于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加之风险控制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不良贷款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沉重包袱，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更是被不良资产“包袱”压得步履艰难。
综上所述，导致资本缺口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以客观存在的事实表明，资本缺口的不断扩大，正在逐步威胁着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而导致资本缺口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传统的银行经营方式和落后的风险意识。
（三）资本约束对农业银行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是资本约束在加强，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的缺口在增大，这使得农业银行的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二、资本补充面临的困境
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尽快提高资本充足率，使之符合要求，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同样令我国商业银行尴尬的是，现阶段资本补充又处处受到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资本补充的艰难。
（一）银行积累补充的有限性
依靠银行自身的积累来补充资本，这首先，从内部补充资本的有效途径，也是国际上中小银行较为通行的做法。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决定，依靠自身内部的积累补充无法满足资本增长的需求。
首先，盈利水平有限。相比较国外先进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明显偏低，收入结构单一，基本依赖于存贷利差，中间业务收入少，年创利的绝对水平较低。按照国际标准，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一般要达到营业收入的15%以上，经营较好的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一般要达到1.2%～1.5%，相比较之下，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偏低，必然影响到对资本的补充，何况还有必须做的每年对股东的分红。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税率较高，虽然1997年银行业所得税税率从55%下调到33‰但是，同期营业税率则由5%调到8‰从2001年起营业税税率每年下调1jj；，降至目前的5%，但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的税负依然偏高，尤其是营业税。美、日、英、法等国对银行均不征收营业税，即使征收营业税的国家，其税率一般也仅为1.2%一4‰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纳税基数较大。在所得税方面，还存在着中外资银行税负不平等的问题，外资银行除了享受特殊的减、免、退所得税和税前扣除政策外，所得税税率仅为15%，不到中资银行的1/2。较重的税赋，必然严重地影响到银行的盈利能力。
最后，定价水平偏低。受传统经济体制及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对银行业的收费价格一直采用统一定价或实行国家指导价，价格偏低，尤其是服务性价格，基本不收费或者少收费用。如目前银行的各类收费项目，多数是无偿地“为人民服务”，有的收费还会遇到客户方的强烈抵制，不久前深圳地区商家与银行间发生的POS机扣率之战，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直到NISA组织出面澄清，中国商家的扣率是最低的时，商家才善罢甘休。银行收费价格水平低，这也是导致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二）资本市场补充的局限性
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补充资本是银行补充资本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途径。但是它又受到诸多限制，而且效率极低，所以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同样存在着局限性。
首先，股权分割削弱了资本市场的“输血”功能。股份分置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特有现象。法人股、流通股的并存，由于认购的价格不同，导致每次融资的结果都是法人股获得的好处要大于流通股，从而导致代表流通股的中小股东与大股东的对立，每次增发，都会遇到来自流通股股东的联合抵制，并被斥为“恶意圈钱”。
其次，资本市场的诸多限制影响到资本补充的效率。我国对正在发育中的资本市场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对股票融资采取核准制，对债券融资实行审批制，这使得资本市场融资周期较长，资本补充效率受到较大影响。如有关法规要求，两次融资的时间间隔要经过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目的是让监管部门了解上次募集的资金使用是否得当；无论是增发新股或是可转换债券，均需要50%以上流通股的股东同意……繁杂的环节，导致市场年融资补充资本操之过急。
最后，资本市场难以承受银行业的巨额融资。目前，我国国内上市的银行为深圳发展、浦东发展、民生、招商、华夏5家，其融资总量应该说还是有限。但是，如果是包括工、农、中、建和交行在内的五大银行都试图走国内市场融资来补充资本，那么市场显然是难以承受的。交通银行上市前夕国内股市应声大跌，就是生动写照。
（三）股东对资本补充的制约性
在建行、中行、工行相继股改并成功上市后，2007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体要求，这对农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是，从股份制银行的发展来看，股东的相对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制约银行的发展。众所周之，投资者――股东的目的是使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在促使银行不断提高资本回报的同时，原有的股东为了不使自己拥有的资本摊薄，收益受到稀释，不希望增资扩股、股权分散，即使扩股也只希望优先照顾老股东。
三、资本约束形成的挑战
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对现行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资本约束对传统经营理念的挑战
首先，对银行资本经营管理的挑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银行业经营者几乎没有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更谈不上资本的经营管理。但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本约束强化条件下，资本不仅被看作是银行风险防范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资本是有偿的，资本是有限的。按照这一理念，作为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要强调发展，但并不是发展得越快越好、规模愈大愈有竞争优势，尤其是资产业务的发展更是如此。实践证明，盲目地追求速度、规模，往往会忽略资本对风险的覆盖，往往会忽略内控管理，对银行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当然，实施资本管理，树立资本管理的理念，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在资本约束下的协调发展、稳步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银行的风险认识的挑战。银行是一部加工风险的机器，每天都在经营着风险。过去，我们对“银行赚的是利差，赔的是本钱”理解并不深刻。事实上如果不是国家的支撑，我国国有银行近2万亿元的不良资产，足以使银行倒闭，社会动乱。资本意识的淡薄、风险理念的匮乏，是导致我国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资本约束的加强，控制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乃至最后经营风险，则成为银行经营中的重要课题，因为风险影响的不仅仅是银行的盈利，而且会侵蚀银行的资本，影响到银行的稳定性。
最后，对银行盈利认识的挑战。受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银行业关注的是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而不是盈利的能力，规模大的银行、发展快的银行往往受到青睐。正是受此观念的影响，才导致在银行业竞争中出现了“不惜血本拉存款”“零费率结算”“办卡送现金”等背离企业经营一般常理的“闹剧”。作为企业的银行，忘记了自己的经营目的。事实上，资本约束告诉我们，资本是有偿的，使用资本必须有回报，无偿使用资本的时代已经不再复返。银行尤其是作为商业银行，必须讲求盈利，追求资本的回报，这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的要求，更是股东的要求，是资本的本性所在。
（二）资本约束对银行经营结构的挑战
在我国传统的银行经营理念支配下，由于考虑的重点不是盈利能力，不是资本的消耗，而是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与其相适应的经营结构也就侧重于体量大、见效快的批发业务。零售业务、中间业务常常只是处在配角的位置。随着资本约束力度的增大，传统的经营结构正面临挑战。
传统体制下的银行机构设置，天平倾向批发业务，通常设有专职负责营销的公司部（处），专司信贷风险审查的信贷部门，有的甚至更加细化为项目信贷（中长期贷款）、流动资金信贷部门等。结算通常有专职的会计部门，还有国际业务部门等等。不仅分工细致，而且通常是人力资源配置的重点。相比之下，零售业务不仅部门单一、势单力薄，而且人员配备也相形见绌，使局外人一看就会发现问题轻重的症结。业务结构也存在“重批轻零”的倾向。客观上说，在银行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的条件下，对公批发业务由于体量大、见效快等特征，不仅是盈利的主要来源，而且相对于业绩考核，成绩更为明显、突出。但是，作为资产业务来说，批发贷款对资本的要求，往往是零售贷款的一倍还多，所以从资本占用、资本约束的角度来考虑，业务结构必须作适当调整。另外，传统的银行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相匹配，基本是以大型企业客户为支撑，对公业务中的中小客户、零售业务的客户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从客户关系的维护上，也体现出重大客户、轻小客户的现象。但是作为大企业的客户，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与银行处在不对等的位置，由于其资金流量大、风险低，成为各家银行争夺和“追捧”的重点，相应之下企业对银行的挑剔度也就高。银行对这类企业几乎不存在溢价能力，低风险、低效益，成为必然。但是，从资本占用的角度，大企业只要是非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其风险权重为100‰相比之下，资本占用高，但收益低。从收入结构反映出，在以存贷利差为银行主要收入来源的现阶段，利差仍然是银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但伴随着资本约束的增强、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的开通，仅仅依赖利差收入将使银行业步履艰难。与国外银行业相比，2D03年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达到1864.81亿美元，对经营利润的贡献度达到47.6%，在香港、台湾地区，则接近30‰而同期我国1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比重只占到4.76%，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提升的空间。转变传统经营方式，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将成为资本约束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三）资本约束对风险控制的挑战
资本作为银行抵御风险、吸收损失以及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银行的资本与风险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克里斯・马滕在《银行资本管理》一书中指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本身跟风险连在一起，为了获得成功必须寻找风险，“如果他们逃避风险，那么他们就不再是金融机构而逐渐消亡”。
银行的风险，通常是指多种不确定因素对银行盈利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新《巴塞尔协议》，银行的风险大致可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三大类，其中受到资本充足率影响最直接而且最大的就是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通常是指客户不能正常履行合约或信用等级下降的风险，从而导致银行债权受到损失或有潜在的损失。在我国银行业经营实践中，信用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遇到的最大的风险，也是造成损失最大的风险，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和核销的大部分不良贷款，都源自于信用风险。对目前的农业银行来说，不良资产的绝大部分同样也是由于信用风险所致。风险对银行来说既然无法回避，管理和控制风险就成为银行经营的重点课题，而管理好信用风险则成为重中之重。
我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之所以成为第一大风险，造成如此巨额的经济损失，除了传统体制的因素外，银行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对信用风险的控制，基本停留在凭经验分析判断阶段，风险的控制也基本是由个别或少数部门如信贷审查、信贷管理等部门复查，多凭经验分析判断，缺少对风险的量化分析，这样应付和控制信用风险，就难免有疏漏，尤其在遇到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时，更是如此。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重视加强了风险控制，实现了专业化和全面的风险管理，引进和借鉴国际上对风险实现量化管理的模式和经验，但是应当承认，我们对风险的量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控制手段、控制模式、控制经验都有待提高。尤其是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和信用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如何有效地控制信用风险，是节约资本、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资本收益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