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大腕有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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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模式有杀伤力，是最强的模式。”在《中国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制作公司总裁田明的复盘中，这个模式第一有草根真人秀的收视率；第二有明星真人秀的收视率；第三，它还有一种角色的差异和互换，“老百姓变成大明星，明星变成老百姓”，这可以缔造更大的收视神话。
导师转身的瞬间是这档节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权力属于转身者。明星大腕不再是节目中的道具和花瓶，他们这次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
台前的人而非幕后的人、评判者而非操纵者、导师而非导演掌握了《中国好声音》的核心权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好声音》令人激动。
那英一阵风似的又走过媒体室，她要去演播大厅接着录节目。众多记者追着问：“王菲看这个节目了吗？”那英哈哈一笑，边往外走边调侃：“早看了，天天看，她已经快崩溃了。”第二天，好多报纸打出大标题：“那英：王菲快崩溃了”。几天之后，《人物》记者还没和那英开始聊，她的助理就紧张地问：“标题会怎么打？”在流行乐坛20年，那英已经学会保护自己，所以她从不参加选秀类的电视节目。可是她来了。《中国好声音》的艺人总监葛亮分析几个腕儿的心态：“钱其实并不重要，但你给到艺人的东西必须是好东西，艺人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并不是说要多少钱，而是在乎拿的东西是不是够好。”
拍板一世英名，就交给你们了
为了让那英相信《中国好声音》是个“好东西”，导演组花了三四个月。春节过后，先是找那英的经纪人那辛，很快就被拒绝，那英没兴趣。
接下来是漫长的接触过程，导演组一次次地往北京跑，给她们看原版的《The Voice》，讨论这个节目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还拿出灿星公司以往制作的《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展示团队水准。
这个阶段，主要是制作方灿星公司的总裁田明，以及《中国好声音》的总导演金磊在和那英沟通。聊得越多，那英的兴趣就越强烈。最后那英说，我得去现场看看你们做的节目。
2012年3月15日，灿星把那英请到上海，邀请她参加这天的《舞林大会》节目录制。那英既不是嘉宾也不是评委，而是演唱新一季《舞林大会》的主题曲，除此之外，还带着“相看”制作团队的意思。
就在这一次，灿星“磕”下了老那。
田明和金磊都记得，当时有一场饭局，他们一起去吃海鲜火锅。边吃边聊，那英基本上肯定了导演组的理念，同意加入。
“第二天，那英和那辛都说拉肚子了，我和金磊没事。”回忆起这个决定性的饭局，田明记忆犹新。
那英一旦决定加入，就动真格的。签合同之前的倒数第二次碰头，灿星的人去北京找那英，双方从下午1点多一直聊到半夜。
参与那次谈话的葛亮还记得细节：“她就说一个事，希望节目的品质要高，开着车带我们去找中国第一贝斯手王笑冬，那英说，他带着中国最好的乐队，可以提升节目的品质。北京郊区挺远的一个地方，乐队正排练，我们就过去了。笑冬有些结巴，他说你那英都这么认为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那英跟王笑冬说：‘你一定得告诉这帮乐手，别对孩子（参赛选手）特别厉害，这个节目是需要排练的，工作量特别大，有些孩子平生第一次唱乐队，唱不进去很正常，别不耐烦，别就排一遍，一定得给他们抠细节，每个人多排几遍，别混过去了，你一定得给他们开个会，好好说说’。”
那英这番话弄得导演组特别感动，到了合同快签的时候，那英说：“一世英名，就交给你们了。”
利益天数现在几乎翻倍了，他们没提过一个“钱”字
“节目模式需要，4位导师里必须有两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标杆性人物。我们一开始定下的就是刘欢和那英，没有备选方案，必须谈成，没有其他选择。”金磊说。
浙江卫视频道副总监、《中国好声音》总策划杜昉说：“我们一开始也想到王菲，但是王菲毕竟算是香港的，再一个，王菲台上效果不一定好，她可能在私下里更有意思。李宗盛罗大佑都不错，但都是港台的。大陆能够得上一线影响力的，除了刘欢、那英还有谁？”
同样是春节过后，导演组也在联系刘欢。当时他还在美国，所以先找了刘欢的太太卢璐。
和那英一样，刘欢的第一反应也是拒绝。
卢璐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金磊就从电视制作的角度去跟她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秀节目，而是有可能成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事件，甚至会成为一场“提振流行音乐”的运动。
当导演组把《The Voice》拿出来展示之后，刘欢说他看过美国版，也很认可这个节目模式。金磊发现，刘欢对国外节目里的选手如数家珍，他不但关注音乐类电视节目，也关心这些节目能对流行音乐的整体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刘欢一直是音乐老师，他有点拿这个当暑期研究课题的意思，这和导演组的抱负不谋而合。
刘欢的顾虑和那英一样，清楚中国的电视节目常有猫腻，担心暗箱操作，游戏规则不公平。
那英告诉《人物》杂志：“我从签合约那天起就想过，如果我接了这档节目，当它偏离了轨道，不是我所愿的感觉，我会立即退出，合约里都明确写上了。我更希望的是不被导演组任何一个人左右，（能左右我的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好声音。”
田明说，与其它选秀和音乐节目相比，4位导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们可以真正按自己的意愿主导节目。他们得到制作方的保证：不去影响导师，不跟导师咬耳朵，不事先说导演组要怎么布局，导师要怎么配合，把形式上的小玩意、不公正都杜绝掉。在灿星和导师的3年合约里，明确写着：“主办方和导演组，不能在现场给出任何暗示，一切必须以好声音为导师评判标准”，“如果学员声音不好、如果出现博出位和博眼球的嫌疑，导师有权力直接走人拒绝节目录制，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那英和刘欢之后，庾澄庆、杨坤相继加入团队。
“导师”的权力和职能与评委不同，这个设置很吸引庾澄庆，他对《人物》记者分析：“‘导师’跟‘评委’有很大差异，导师要选择你喜欢的队员，要训练他们，发挥长处，评委只需要评论，不管是善意的，还是严厉的，都是隔靴搔痒。”
杨坤是最后一个定下来的，他也看很多选秀节目，但没敢答应任何一家去做评委老师：“第一个是觉得，他们之前有些选手太次了，你没法去评判。第二个我也想象了一下，即便为了增加知名度或者曝光率去参加，我如果上去怎么评论他，我不会说话，内容不行就没法评，只能曝光自己的弱项。”他说：“当我知道了他们3个人的名字以后，觉得这事靠谱。”
杨坤父母都是《中国达人秀》的粉丝，得知儿子要去金磊导演的新节目，二老非常高兴，还设了家宴，金磊欣然赴宴。
《中国好声音》的第一次节目录制是在7月4日。合同规定，4位导师的录制工作量为1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实际上，4位导师每天录制时间达到12个小时，录制之后要开会，此外还主动向导演组追加了5天培训学员的工作量。
一句话，他们不缺钱，更不是拿钱走人的那种艺人。葛亮说：“合同里的天数现在几乎翻倍了，他们没提过一个‘钱’字。”
入戏直到王笑冬大叫一声：“牛逼！”神经一下就松了
杨坤其实特别紧张，怕自己不会说话。他也承认其他几位导师比他更资深，刘欢那英就不用说了，庾澄庆也是流行音乐标杆，杨坤说：“过去我唱歌厅、唱夜总会的时候，三分之二是庾澄庆的歌。”和他们坐在一起，杨坤有压力，导演组就告诉他：说人话，说你爸妈听得懂的话。
上场的时候，杨坤感觉了一下那把椅子，觉得舒适程度不怎么样，演播现场被大灯照着，特别热，“而且这个衬衣穿在我身上很紧，它是一件合适得不能再合适的衣服，往下一坐，多多少少你会觉得……又加上灯光那么多，会出汗，我就准备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衬衫，只在上台的时候穿，下台以后就让助理保管。”
那英那边很简单，导演让她大胆说，反正后期有剪辑，什么都不用怕。
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主持人李静给葛亮打电话，“太厉害了，老那生活的一面全部撂在台上了。老那以前其实挺拘谨，但这次电视上出现的她，就是生活中的她，就是好朋友圈子里的她，是完全放松、真实的。”
事实上导师们各有各的焦虑。
第一场录制，那英刘欢怕天气不好，提前一天坐高铁来。虹桥火车站出车站的地方，有很长一段路必须靠走的，那英和刘欢就那样走出来了，结果那一天弄得虹桥很轰动，旅客们觉得这两个明星就这样在人群里走，太奇怪了。
第三次录制，那英原定7月24日到，但22日就来了。
之前她在三亚陪孩子过暑假，那边刮大风，她很担心航班，凌晨3点半给葛亮打电话。葛亮赶紧查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给她拉了一个单子，写着几月几号上午大雨，风是几级。那英说你甭管了，早晨第一班飞机我就飞。葛亮说你行吗，还带着孩子。那英说不管了，我这边要是不行，（参加节目的）那拨孩子怎么办。于是改了机票，一大早，那英开始看天色，一看，天都是黑的，过一刻钟，天又亮了，那英一琢磨，别一会儿天又黑了，赶紧的，结果她一个人拖着箱子—助理都在北京—去机场，飞到上海。
7月13日，晚上9点10分，《中国好声音》首播。
那个晚上，4个导师都在录制大厅隔壁的媒体室里，围着一部电视机。还有5分钟节目就要开始的时候，葛亮朝他们看一眼，觉得个个都很忐忑，“好像学生就要发榜单一样，一个一个坐在这儿不说话。当时我就觉得不停播放广告，怎么还在播，怎么还是广告。”
葛亮偷偷观察4个导师，所有人盯着电视机，面无反应，王笑冬也在后头看，等第一段播出来，王笑冬大叫了一声：“牛逼！”
“大家都非常高兴，绷着的神经一下就松了。”
杨坤特别关注收视率，葛亮说：“两期节目一播完，电话就过来了，我每次都猜准是杨坤，收视率是多少，会不会好啊。我说星期一才知道，杨坤说，干吗星期一知道，不能明天知道吗？我解释：不可能明天知道这个事，这都是有规矩的。杨坤说，哟，我得担心两天。”
到星期一，早上8点多，杨坤电话又打来了。
刘欢也纠结，他的标准高。如果电视里传出来的声音失真，刘欢就急得不得了，会给导演组打电话，还要到现场把后期制作团队召集起来，由他主持开会。刘欢的家人说，自从做这个节目，刘欢就开始间歇式睡眠，睡一会、醒一会儿，“老刘做这个活做惨了”。
但成就感也大。“我明星圈子里的好友都是发各种短信微信夸我们4个人珠联璧合。全都是夸奖，这个节目如何如何让他们觉得好看有意思。”那英说。
收视率高，好评如潮，导师也越发享受到这档节目带来的乐趣。
像杨坤，他说自己“做事情很被动，有什么想法都不愿意去表露”，这是他过去对自己的一个心理认知。但做了《中国好声音》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被动感源于“没有特别刺激的一个东西。我们4个人相当于4个厨师，如果没有好的食材，没有办法做出好的菜。说白了，当厨师还很忐忑，却有了很好的食材，就很容易把这道菜做好。当我做完第一期，知道这里的学员是这么一个标准，我就觉得特别放心。因为那种感性，那种感动，很多的赞美，都是由心感动的。比如说哭，笑，泪，以前在我这儿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他甚至说：“《中国好声音》某种程度解放了我的天性。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冲在前面的人，可是在这里，他们都要深思熟虑，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只要好，我就拍下按钮，转过来。”
《人物》杂志问杨坤：“拍”这个动作本身对你是一种释放吗？
“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