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下的文学观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大众文化下的文学观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凯里不断地向读者传递出一个信息:由于知识分子对大众生活是完全陌生化的,是想象中的,所以他们笔下的大众形象是变了样的,走了型的,是扭曲的。

知识分子与大众,[英]约翰・凯里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8

艺术有什么用,[英]约翰・凯里著,刘洪涛、谢江南译,译林出版社,2007

阅读的至乐,[英]约翰・凯里著,骆守怡译,译林出版社,2009

约翰・凯里(John Carey)是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英语教授、著名学者,撰写过关于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和英国诗人多恩的学术专著。凯里注重作家个体评论的同时,对文学的创作、风格、批评等也有研究。凯里有着广博的知识背景,广泛涉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他致力于打破既有学科的分类体系,将文化纳入文学的运作法则之下,实现了一种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作为当代文坛颇有影响的评论家,凯里始终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他放弃了对精神贵族地位的追求与维护,从先锋作家的阵营中退出,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立场退向了大众文化立场,这种变化很明显,也很有代表性。在当今学界尚在热烈地讨论精英文化卓然于大众文化之际,凯里通过精密的分析向我们证明,精英文化并非高于大众文化。凯里作为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精英文化批判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鸣。如果说凯里的文学批评在文化立场的择取上多少有所依循的话,那么,他对英国小说传统的重新评价,则更多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卓越批评家的思想锋芒和挑战精神。对凯里文学文化思想理论和主要学术建树作一个全方位的研究和评价,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这位颇有争议的评论家,也有助于透视整个20世纪英国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特点。

近年来,国内陆续翻译了凯里的系列作品,本文以他三部已经翻译的作品为例,分析作者是如何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以及艺术的功用等命题揉进文化与文学的交错当中。这三部著作是:《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艺术有什么用?》以及《阅读的至乐》,它们都在当代文坛制造了不小的轰动。这些著作文学批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各种观点汇集,涉及文学本质观、文学发展观以及文学功用观等问题。但它们不是杂乱地堆积在一起,而是由一个文化观念将之融会贯通,这个观念就是大众文化下的文学观。因此,我们若将这三本书的内容复合在一起,更能看出凯里文化、文学理论的整体性。

《知识分子与大众》出版于1992年,是一部颇有见地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关注的对象是西方自1880年至1939年近60年间所涌现出来的精英文化艺术思潮。凯里以基本的人性关怀为核心,站在一种大众文化的立场上以质疑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价值观作为文学文化的主要内容。该书的文学理论重点在第一编“主题”部分里,在这一编里包含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内容,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描述了当代文化的一些显著特征。凯里认为“大众”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作为一种语言学的策略,其功能在于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所谓的文化精英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凯里对各种文学文本的解释,往往都注重从它的文化立场上加以说明。第二编“个案研究”从微观世界入手,凯里在书中不断展现了对细节描述的掌控,列举了精英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典型,在大量的作家文本中发现“大众文化”,汇拢了颇具代表性的带有贬低性色彩的各种大众文化样态。凯里捕捉作家文本中一个个细小的事件,挖掘其中的能量,勾勒出一个纹路清晰的欧洲现代基层社会的文化肌理,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普通大众的情感与价值、欲望与理织的生活常态的平台,表述了知识界对大众文化长久以来的轻蔑和谴责态度。凯里所列举的作家以文化精英自居,各个自诩为是经典和正统的传播者和解释者,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凯里认为乔治・吉辛是第一位彻底、全面阐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抗情形的英国作家。吉辛在文本中故意抬高精英文化而打击和蔑视大众文化。在吉辛的书中,知识阶层掌控话语权的姿态贯穿始终,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大众人物的轻蔑之情。“吉辛小说中的权威角色坚信:要把劳动阶级从‘粗鄙的困境’中拯救出来,需要几代人的教育。事实上,吉辛在观察下层阶级时,从不相信他们能同通过教育学会他所理解的事物。” H・G・威尔斯厌恶现代大众社会的许多方面――报纸、广告、消费主义女性和城市等。在他诸多的作品中一再表明:削减世界人口、消灭无知的破坏布鲁姆利郊区自然景致的大众是他不断探索的情节。威尔斯认为必须消灭一些类型和种族的人,由统治阶级精英在许多年内专横地强制实行“严酷的制度化”。他用“大众”这样的抽象概念吞没了作品中波利先生和刘易斯厄姆先生这样的大众个体。威尔斯在小说《婚姻》中设立的大众形象特拉福,读来毫无血肉丰满之感,小说好像预设了大众的麻木愚昧的天性。阿诺德・贝涅特的作品表现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情形已逐步瓦解,但是他也坚信,“文学知识是完美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温德姆・刘易斯是知识分子的典型。刘易斯关于艺术和社会的思想关键在于他轻视妇女,赞同女性传统性别模式。他认为,蔑视妇女和小孩是正确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立场。阿道夫・希特勒最信奉的是至高无上的“高尚”艺术,他崇尚莎士比亚、歌德和其他一些被知识分子们公认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希特勒鄙视“下流的报章杂志”、广告和“电影胡扯”,支持贵族的原则,把女人和孩子比做“愚蠢的多数”。这些都是凯里列举的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这些作家对于精英文化创造能力信心十足的同时,对于同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不遗余力地进行贬低,流露出对大众的轻蔑。凯里不断地向读者传递出一个信息:由于知识分子对大众生活是完全陌生化的,是想象中的,所以他们笔下的大众形象是变了样的,走了型的,是扭曲的。

凯里的“大众文化”原则还包含着文学的社会功用思想,这种评判功能鲜明地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凯里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思想在他2005年出版的《艺术有什么用?》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该书显示了凯里迥异其趣的艺术境界。在《艺术有什么用?》中,凯里几乎只字未提文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而是倾心于讨论艺术的社会功用。他详细论述了艺术品的界定,全面否定了高雅艺术。凯里还对艺术存在的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艺术作品在凯里这里不是简单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罗列,而是一种象征、一种仪式化的关系总和,这样的艺术分类标准是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的。对于艺术的地位、功能和价值,凯里提出了与知识精英截然相反的观点。贯穿全书的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主要也是在艺术的社会功用的维度上展开讨论的。不同的文化立场,表现为截然不同的精神蕴涵。立场的差异,也表现了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艺术有什么用?》不再囿于艺术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再将艺术简单地视为道德说教的附庸,而是突出强调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凸显了文学的自身特征和审美价值。凯里所提倡的艺术的社会功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文化艺术不再是只为上流社会、精英阶层所独享的盛宴。他所表述的艺术大众化祛除了原本笼罩在艺术品之上的神秘“光晕”,让艺术品显露出新面目。凯里对艺术功用的探索并未停止在对艺术品本身符号性意蕴的开拓上。他指出:处在意识形态逐渐褪去的今天,大众文化艺术的现代品质是显而易见的。他还进一步阐明了艺术大众文化趋势的原因。这里,无论是凯里的艺术功用,还是文学的模糊性,目标都是指向个人文学创作而言的,是紧密关注文学性质的。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侧重于从文学为何而作的角度来说明文学是什么,把文学的功用属性放在了文学界定的首位。在文学功用问题上,凯里的观点是对文化精英的政教论的有力反驳。所有这一切叛逆性的评论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当代艺术所秉承的一些外部特征,比如艺术研究的功利取向,文学本质的“多样性”,艺术的神圣性在主流意识形态压力下对于当年艺术崇拜的夸大,这些都或多或、深化或丰富了对艺术之用问题的认识。

通过将《知识分子与大众》和《艺术有什么用?》二者归为一个同构的文本系列,对两部作品相近的文化理念、艺术风貌、意识形态性进行递进式分析,我们可以抽丝剥茧地阅读文本内部的社会问题,突破意识形态的控制,揭示其消费性质的艺术形态背后,隐含了艺术功用所指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凯里精英文化批判理论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犀利的价值批判态度,他对“大众文化”这一课题的深刻洞察和批判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大众文化的发生是随着社会历史结构的改变而形成的。大众文化的理论批评工作主要是由欧洲尤其是西欧具有精英主义思想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发起,这决定了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的历史主要是批评大众文化的历史。美国文艺批评家麦克唐纳和詹明信、英国的利维斯夫妇、法国的布尔迪厄等都从不同角度质疑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大众文化的社会效应奠定了基本主题,后人正是沿着他们的观点做阐发和论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填补的鸿沟。文化与社会的变迁相生相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过去的概念已经无法承载今天的现实和思考,于是由贵族社会的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经验被改写,来自传统世界的那套道德原则和美学规范已不再有效。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主导人类社会上千年的精英社会、精英文化与精英意识形态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而代之以大众社会以及作为大众社会伴生物的大众文化的崛起。在传统经典文学中,知识精英的记录永远是历史的主题,而大众生活往往是不重要的点缀,《知识分子与大众》和《艺术有什么用?》都是一种以大众文化视角颠覆这种传统的文学写作方式。《知识分子与大众》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发展处于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中,文化的表现形态呈现出更为多样的景象。在这一时期,固有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阵营的对立加剧,同时表现出精英文化的分化、大众文化的泛化的文化样态。因此,《知识分子与大众》和《艺术有什么用?》对精英文化的轻蔑和谴责所引发的争议背后,实际上指明了雅俗文学精神嬗变的诸多可能性。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来考察凯里在大众与精英之间通过文化的方式搭建的分析框架,即可以发现,虽然他所提倡的文学文化立场大多给人以大众的文化形象,但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传达的依然是一定的文化价值等级观念,并在作家本人浓郁的平民意识的驱使下,对大众的文化生产活动做出了过度张扬,对与大众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进行了刻意贬低,落实到其文化理念,则仍然呈现出一定的文化霸权。凯里倡导的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批判与贬低致使他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教化功能,这种忽视直接导致了当代学界以及大众对精英文化合理性的质疑。然而,文学经典的重估、重解和更新无论古今中外,通常都是一个常态的缓慢活动,实际上在推进变更的过程中只有知识分子的行动和评判才能真正实现其社会效应。大众文化着重表现的是感性的东西,有效地消解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及批评立场,容易使人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凯里在《艺术有什么用?》中极力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自身活力十足,但面对世界的改造,更多是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出现,并没有展示出对新时代的文化景观的改写。凯里对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动态变化和对艺术的各种单项的定义,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艺术性时常只能凭感性做出判断,甚至是不得其意的追捧。事实情况是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教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学界理解文化的必要因素,遗憾的是这种贡献被凯里全面地否定和抹杀了。

在凯里文学观的深层,有着强烈的反对功利化,注重自身审美功能的倾向。凯里这样的思维惯性和认知模式可能会潜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将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知识分子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的“阴谋”。凯里认为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不甘心大众传媒对艺术自身传统地位的瓦解,开始调整艺术生产策略,重新确定文学艺术的神圣性和稀缺性。在他们的笔下,文学艺术走向了“陌生”和“晦涩”。诚然,传统文学的经典文本,在过去乃至今天都称得上是精英文学。精英文学是知识精英所创造、传播和共享的文学,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精英文学是指一定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精心创造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盛行的文学,它所关心的不是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而是对于某些本体性问题的认知,其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不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而是对新的、未知的审美手法的不断探索。现代文化时代的大众是一批具有相当独立意识的受众。尽管精英文化是让大众内心强大的文化根基,普通老百姓、平民大众对其只有仰望而观之的姿态。由于现代社会变迁快,人们工作压力大,大众在心理上与情感上都和那种古典的宏大高远精神非常隔膜。人们既厌倦了国家文化的政治说教和枯燥宣传,也对大而无当、玄而又玄的深层精神境界失去兴趣。反映在文学阅读活动中,贴近百姓庸常生活,与个人情感息息相通的大众文化倒是更加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经典文本是宝藏,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是以抽象、宏大、遥远的形象,或者以纯粹知识的形式出现,将很难被大众接纳。

早在1994年,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资深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过一本《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从捍卫经典的立场出发,研究包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在内的26位西方经典作家。在结语部分,布鲁姆说:“每个人都会有或应该有一份荒岛书单。”他身体力行,在书后开出了一份长达40页的“经典书目”。布鲁姆以自己在大学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为基础,向读者推荐阅读书目,其中不乏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现代主义精英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也很自然地被收录进来。尽管布鲁姆声称《西方正典》“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但他的“经典书目”数量多,不少伟大作品读起来并不轻松。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普通读者要严格按照布鲁姆的书单去完成阅读任务还是有困难的。

凯里用一种崭新的方式对英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新的阐释。他对当代英国文学的筛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心灵的高度自由和舒展为独特标志。2000年问世的《阅读的至乐》旨在鼓励和引导大众阅读文学,其副标题为“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是凯里为普通人开出的一份推荐书单。亚马逊网读者评论:“作者的文笔凝练生动,充满新鲜机智的洞见,丝毫没有陈腐的学院气息。”凯里的成功恰恰迎合了大众立场,聪颖地把握了大众的“自由”与接受心理。凯里在该书中专门为普通读者挑选出20世纪的50部作品,都属于好看又好读的好书。他根据一人一书的原则,推荐了33部小说及短篇故事集,十部诗集,还有如威廉・燕卜荪的《含混七型》等七部非文学类作品。《阅读的至乐》“挑选的标准是快乐”。凯里在引言《为什么读书?》中写道:

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有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

这些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书有文学史上公认的名家名作,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园会》、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赖顿硬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也有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通俗文学作品如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凯里有意挑选了一些知名作家的不太知名的作品,如选了约瑟夫・康拉德的《特务》,而未选他的《吉姆爷》;选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而未选他的《愤怒的葡萄》;选了威廉・戈尔丁的《继承人》,而未选他的《蝇王》。这样的取舍有他个人偏好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他觉得这些书相比起来不难卖。凯里对阅读推荐提出了忠告:

如果你极力推荐一些难读的书,只因为它们以前曾受过好评,那么很可能年轻天真的读者听了你的话以后去尝试它们――而后永远地放弃阅读。

由此我们想到中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师常常抱怨学生不喜欢英美文学课,很难把这门课上好。从凯里的推荐书单中或许可以得到对于改进文学课教学的一些启迪:教学内容至关重要,为学生选择的文本不应是一些“难读的书”,而是要能给他们带来“纯粹的阅读愉悦”(pure reading-pleasure),否则会破坏年轻人的阅读兴趣。

《阅读的至乐》收集了凯里应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之邀撰写的书评,共计50篇,每篇长度三四页不等。作者经常以概述故事情节入手,引发读者阅读兴趣,随后围绕作品内容或形式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时不时穿插一些作家生平掌故,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充分显示其丰富的学识,而信手拈来的引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阅读这些短小隽永的书评,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作品的那份喜爱是溢于言表,忍不住要赶快去读他所推荐的书,而他推荐的理由也令人信服: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书,其基调自然应该是乐观向上的,因此,G・K・切斯特顿的《名叫“星期四”的人》作为“文学史上最乐观积极的小说之一”,理应列入推荐书单。凯里向读者传达他的阅读体验时说:“一页一页地翻阅这部小说,你可以回到一个纯真、智慧和希望并存的时代。能让你有这种感觉的书并不多。”《阅读的至乐》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有阅读的价值:本涅特在《老妇人的故事》中“对爱和重要性的再一次诠释已经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读他”;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是“童年的最具体的记录,值得所有的父母一读”;乔治・奥威尔的《上来透口气》是“第一本正视全球污染的英文小说”,“内涵丰富,值得一读”;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中“幽默滑稽的描写、文雅犀利的语言让读者身心愉悦,这一点至关重要”。

凯里凭借自己深厚的专业知识,独具慧眼,对作品常常能提出颇为深邃的见解,《阅读的至乐》不乏精当之论。他在对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指出:

福尔摩斯的故事看似充满了科学和理性,实际上满足了我们的猎奇心理。我们像变得善于推理,却做不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正是将我们的这种失败戏剧化了,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这部小说更具典型的20世纪特色。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公认的经典,具有永久的魅力。凯里分析道:“他的如同希腊悲剧一般简单紧凑的情节像喷泉四周的人工彩虹一样,流露出怀疑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百读不厌的原因所在。”

《阅读的至乐》不仅向读者推荐读什么书,而且展示如何读。凯里直面作品,采用细读法,寻幽探微,对文本的感受力细腻而敏锐。他在介绍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说:“乔伊斯把全部的人物和事件弱化为斯蒂芬脑海中一掠而过的模糊的回音。”在推荐托马斯・哈代的诗集时,他写道:“哈代的诗歌并不指出悲伤的直接原因,却能深深吸引读者,因为他传达的是个人精神的深邃而丰富,这种精神牢牢扎根于人的记忆和观念。正是这种精神使得诗歌虽然悲伤,却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凯里的书评写得好,是因为它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深度”,绝非照搬套用西方各种主义或文学理论所能企及。

在《阅读的至乐》中,读者经凯里指导,在自然、宽松的心态中进入文学的领地,去领略20世纪外国文学的无限风景,在对现代文学经典阅读兴趣缺失的境遇中“重新点燃了阅读好书的快乐”。如果说“快乐”是凯里追求的一种艺术审美价值的话,这种价值也只是一种工具价值,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他的目标价值应该是使欣赏者在艺术愉悦的沐浴和熏染下,在庞大的文学阅读中能吸取有益的精神要素,使读者在释放自由快乐的心性之时也能看出凝定于作品之中的艺术光辉与作家的精神创造。而我们也能从凯里阅读愉悦的意义探询的过程中对在大众文化的更新演进中如何发挥精英文化审美精神的当代意义以及文学发展观的问题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推进。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愉悦成为大众对艺术的普遍要求,艺术的愉悦性是有助于大众性情的培养。大众艺术,作为一种更强调愉悦的艺术向我们证明了通过对人心情的影响将会更好地调整人们的性情。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文学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要想让现代文学作品在读者的阅读中真正恢复它们固有的魅力,作家应该自觉地反思和祛除自身的精英主义,避免精英文化曲高和寡,让社会听到底层的真实声音。精英文学应该从纯艺术走向生活,打破审美与生活绝对对立的现象。同时,知识分子在进行知识、思想的生产时,要唤醒读者的文学潜能,促进文学传播方式与空间的扩展,弘扬文学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使读者在对艺术愉悦的期待中去更好地关注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努力索解人生,倾注更多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