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老舍长篇小说的底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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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安纲，男（1968.4-）河北永年人，硕士，副教授，燕山大学里仁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传统文化
摘要：本文以老舍创作过程中产生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选取老舍的叙事视角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老舍长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出发点多是中国现代城市底层，以它为切入点，在多重视角下完成了典型形象的刻画。
关键词：老舍 长篇小说 底层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老舍一生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大明湖》（原稿丢失）《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未完成）《小人物自述》（未完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成）共16部长篇小说，时间跨度40年左右。他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是贫苦中国人的史诗，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里所阐述：“长篇小说自然是有个主要之点，从而建设起一切的穿插，但是究以材料多，领域广，可以任意发挥，而往往以副笔引起兴趣。”从叙事视角这一角度来分析老舍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不难看出看，其故事的出发点都是中国现代城市底层。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底层阶级的概念，包含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广泛的受压迫阶级或阶层，服务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刘旭在《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梳理了底层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指出底层是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划分标准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底层概念的提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底层形象，关注中国底层群体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和评判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阶级性批评空缺的局限。刘旭在书中对“底层叙述”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认为“底层叙述”话语体系呈现了“现代性话语的裂隙”，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展现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最下层”问题。①
老舍则在“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老舍在底层叙述与文学审美想象之间找到了一条从日常生活体验切入城市底层灵魂世界的审美之门。这得益于老舍独特的日常生活审美想象视角。即老舍在创作中注意从平时积累的经验中寻找灵感，抑或将自己置于城市底层，选取日常生活片段进行深思。描写城市底层形象及其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在常态化的生活来展现底层人物每天发生的悲喜剧。
一、广泛的底层人物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几乎都是底层人物。其中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在老舍的长篇小说里塑造的最好的就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然有着浓重的乡土观念。这些人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保守闭塞的。如在《老张的哲学》中一开始就提到“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裸的市侩哲学。《二马》中的老马同样也散发着暮气，懒惰，不思进取和事事顺人的特质。② 《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惬意”生活的人，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他的哲学就是不能失去平衡，因此待人处事时“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我们在他的故事中看到了可笑、讽刺、墨守成规，那句“我的罪过谁？招惹过谁？”又何不是老中国儿女因循守旧的用人哲学的破产的真实写照呢？这就是老舍观察到的底层人物的无奈与呐喊。
城市贫民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的深刻的精神联系，代表人物是《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小说的基本线索是祥子与车。祥子历经艰辛，饱尝屈辱，三起三落，买车失车。老舍把旧北京城里受人歧视的贫民车夫塑造成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在这个充满悲剧意义的车夫的故事中，读者得到的是穿透心灵的震撼和通向现实的反思。祥子的悲剧首先指向那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是具有深广的历史和社会冲突的产物。祥子的悲剧也是其自身固有缺陷极度膨胀的结果。这是对那个不合理的制度，畸形的文明社会的深刻控诉，也是对一个个人主义奋斗者沉沦于逆境悲怆的哀叹。从祥子满怀希望，独自挣扎苦斗，直至意志崩溃，不断堕落，滑向深渊的悲剧人生图卷中，能体味到老舍对现代城市文明病以及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给贫民带来肉体精神双重伤害的深深的忧虑和警醒，它凝聚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艺术思考，文化批判和道德审视。
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
老舍总是能在宽泛，宏伟的主题下截取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平凡中反映问题，抒发感情。如在《四世同堂》里，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在爆炸声连连并越来越接近小羊圈的过程中，祁老太爷作为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怯懦地回避一切政治与纷争，他不顾外部环境怎样紧张，一定要过自己的生日。并发话“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祁瑞宣作为祁氏大家族的长孙，受过现代教育，心中多是墨水和新观念，然而在北京文化的熏陶下，在家族文化的浸染下，他总是在选择中生活，在顺从但违背爱国心和反抗但违背孝心中徘徊。通过对新旧两派市民对战争和在生活中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现象正是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
《骆驼祥子》这篇小说最初创作的理由就源于老舍与朋友的闲谈，他朋友曾经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这位朋友还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因祸得福，他乘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牵回三匹骆驼。”老舍因此抓住了创作契机，就像老舍所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的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并不探求生活原型，而是关注故事本身。从而小说中的三起三落带领读者回到军阀统治、社会黑暗的年代。这来源于作者善于观察生活的心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
参考文献
[1]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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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标晶，《中国现代作家文体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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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老舍，《老舍文集》（第四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7]老舍，《现代中国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3第273页
[8]吴小美、魏韶华，《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第237～238页
[9]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文集》第15卷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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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樊骏：《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