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伦理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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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从商业领域来探讨中国的伦理规范的重建。

首先，让我们来看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中的一段话：“我们在捍卫自由企业制度时必须始终记住，这种捍卫只与手段有关，我们如何塑造自由，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切不可把提供手段的效率与这些手段所服务的目标混为一谈。如果一个社会除了效率之外没有任何标准，那他当然是在糟蹋这种效率。”这段话非常有现实意义，给我个人的震撼很大。

阿玛蒂亚・森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中写到：“良好商业行为的基本准则有点像氧气：只有当缺少它时，我们才对它感兴趣。”近几年来，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谈论商业伦理的话题多了起来，这恰恰因为目前我们的商业伦理出了问题。看现今中国，商业伦理缺失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当代中国会出现“商业伦理缺氧”的现象?我们且看亨廷顿怎么说：“单纯的经济增长会使社会的经济、文化失去平衡，突然急剧增长的财富在无任何力量制约平衡的条件下，会把一切变为金钱能够购买的东西：瓦解制度，破坏法律，收买权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可购买化，金本位化，使社会的结构趋于崩溃和混乱。”这是亨廷顿在1968年讲的一段话，却好像真实地描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当下格局。

究竟什么是商业伦理?有没有必要强调商业伦理建设?我们先看对商业伦理的几种划分。首先看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其利润。”其次是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文化、伦理与管理》中表达的观点，他认为：“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从事营利时所应遵守的伦理规则。”按照管理学界的说法，我们中国企业家所追求的伦理准则应当是在中国传统商箴中的一段话：“欲富先仁，富商不忘其德，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寓利于义。”

最近，有媒体界人士质疑中国有无商业伦理，我个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存在商业伦理的。这一点可以从明清时期一些商书中反映出来。明清商书中记载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一些商箴，实际上反映了在传统中国社会慢慢形成的一些商业伦理的核心价值，我将其归纳成以下五点：(1)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2)讲求诚信；(3)强调艰苦创业；(4)强调洁身自好，不贪图奢侈生活享受；(5)敬官、畏官：“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当然，对于后一点，是否能算作商业伦理，看来有争论，但是，这一点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人所普遍信奉且实际遵守的行为准则，即“不与官斗”，而是走“官家路线”，通过买通或交结政府权贵来从事商业经营，赚钱发财。

对于这一点，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有一针见血地分析：“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理性状态大不相同。……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的可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这段话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对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也曾有评述：“传统的官僚专制体系有如天罗地网，‘良贾’固然不负于“闳儒”，但在官僚体制之前，却是一筹莫展了。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仍然掌握着巨大的干预和控制权力的体制中，加上国有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和近些年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国进民退，费正清和余英时先生对传统中国社会商人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评述是否还是如此?

回到当今中国社会中来讨论问题，我们不禁会问：当今中国社会商业伦理稀缺的原因是什么?市场化是否即是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缺失的主要原因呢?

我想，如果说目前中国的商业伦理缺失，或者说商业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出了问题，至少有四点原因：一是当今中国社会法治缺失。这就牵涉到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良序的市场法治环境中，每个企业家和个人责权分明，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法治好了，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普遍高，商业诚信度也会高，这是一个世界的普遍现象。目前我们法治缺失，有法律大家不怎么遵守，有法难行、有法不依、有法难施，商业诚信制度又怎么建立起来?商业伦理缺失也是一个法治缺乏之下畸形市场化过程的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第二是官员腐败。这可以为例。据说2006年初，陈曾前往上海社科院做调研，当时他对社科院处级以上的干部说：“你们这些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应当好好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老百姓现在不相信政府?”结果半年后他下台了，便成了一个笑谈：“老百姓又怎么相信你?”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政府不可信，政府官员都不可信，那谁还可信?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前提，政府官员大面积的腐败，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发生且屡治不果，怎么期望整个社会能建立良好的商业诚信制度?我们的商业伦理还能不出问题?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商业诚信和商业伦理缺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三，是国有企业寻租，国企高管依靠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和权力腐败寻租。在这方面，中石化原董事长就是典型的例子。第四是信仰真空。市场经济来了，原来多年信仰的一套从苏联引入的革命意识形态正在逐渐消退，没有多少人信了，但新的信仰没有产生，只信金钱和最快地赚钱发财。人一旦没有信仰了，甚至神都不敬畏了，还有何可惧?就什么都可以做了。

如何看待商业伦理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不同看法。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1 958年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次讲演中就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肯定会毁灭我们的自由制度，动摇它的基础的话，这件事情就是管理者接受除挣钱之外的社会责任。这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信条。”这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主张企业家主要是赚钱和增加企业利润，不必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问题。

但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有不同认识。譬如，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就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作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但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确实，把资本主义看作仅仅是一个基于贪欲行为的综合体系统，实在是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伦理，而后者对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森的这段话点出了商业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也大致符合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看法，更是符合本次研讨会议论题的应有之义。

如何重建中国的商业伦理?这里，我们还是不妨看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在《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一文中说：“经济活动为我们的所有目标提供着物质手段。同时，我们大多数的个人努力也是为别人的目标提供手段，以便让别人也为我们的目标提供手段。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手段，我们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由此可见：经济自由是一切其它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自由企业制度既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这种自由的结果。”

根据上述推理，哈耶克说：“一个古老的发现是，道德和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一般而言，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和他们所拥有的自由程度成正比。”

为什么会如此?哈耶克接着分析道：“只有在个人既做出选择，又为此承担起基本责任的地方，他才有机会肯定现存的价值并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才能赢得道德上的称誉。服从具有道德价值，只能是因为他是出自自由选择而非强制。正是在我们从中安排自己不同目标的秩序中，我们的道德意识才得以展现。”

由此，哈耶克得出的结论和发现是：“此时此刻我没有时间说明，为什么一般来说，自由社会事实上不但是守法的社会，并且在现代也一直是以救助病弱和受压迫者为目标的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发祥地。另一方面，不自由的社会无一例外地产生对法律的不敬、对苦难的冷漠，甚至是对恶人的同情。”

哈耶克的上述论述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综上所述，我提出两个观点供大家思考和讨论：1.只有建立良序运作的法治民主政制，才有可能重建中国的商业诚信体系，才能重塑未来中国的商业伦理。2.儒家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商业美德只有在现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场经济体系中才能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正如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所期望的，我们传统中国和传统文化中不缺乏商业美德，但只有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够得以重建和完成其“创造性的转化和生成”。